我所真切記得的事
胡宗香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副總編輯
父親於今年二月過世後，《文訊》雜誌向我的二哥宗文邀稿，請他為文回憶父親。二哥說，這篇文章答應時容易，寫起來艱難，因為舊的記憶會模糊，還會被新的記憶所覆寫，時間湮滅往事的力量強大，回憶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或許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背負父親對他繼承學術衣缽的期望，二哥對父親的情感深摯卻又有些複雜，以致下筆時躊躇再三。
相較之下，我對父親的情感單純得多。和母親提起時，她說那是當然，你是爸爸的寶貝女兒啊。確實，從小我便經常聽父母說，和大哥宗華與二哥宗文各差六歲、五歲的我是個驚喜，也是他們盼望的女兒。另一方面，也許天性使然，我總能比較輕易卸去父親對我的某些期望，他也寬大包容我的任何決定，除了少數幾次讓我印象深刻的疾言厲色，父親給我最多的是無條件的愛和慷慨的支持。他對我們三個孩子都是如此。
然而說起記憶，我和二哥碰上一樣的難題。瓊．蒂蒂安在傷逝與回憶之書《藍夜》（Blue Nights）中寫過，「記憶會消逝，記憶會調整，記憶會符合我們以為自己所記得的。」最麻煩的是，記憶還會從他人的變成自己的。父親過世後，我在網路上搜尋懷念他的文章，透過旁人對他的溫暖追憶獲得慰藉。只是，別人的追憶看多了，我開始有些分不清楚，究竟哪些事情是我本來就知道的，哪些又是聽多了以後內化而來。
還好，關於父親，有些事情我是真切記得的，藉此機會記下來。
我記得父親抱著不到兩歲的我在夏威夷海灘上留下的照片。老照片的色調淺淡暗濛，但是單手抱著我的父親笑得燦爛開朗。那個笑容在我後來的人生中經常出現，父親愛開玩笑，經常自己講了笑話之後便哈哈大笑，或是被別人開了玩笑之後，先是愕然，繼而毫不介懷地笑開來。晚年，父親的笑容變得含蓄，比較像是淺笑，有時甚至可能是不太認得人了的禮貌微笑，但我覺得依然可愛。我很懷念他的笑容。
我記得小學時在父親執教的臺大外文系某年畢業公演，我客串《仲夏夜之夢》裡的精靈帕克一角，從此迷上舞臺與戲劇，還認定讀外文系一定可以時常參與演出，此後便以成為父親的小學妹為第一志願。我也記得從小每次參加演講比賽，父親就是我的專屬手勢與臺風顧問，有次演講題目談高中生活，父親建議我以電影《真善美》中的歌曲「我十六歲，還沒滿十七歲」（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開場，後來我拿了第一名，爸爸很開心，他總是很有參與感，為三個子女的任何大小成就真心歡喜。我從不害怕上臺，熱愛觀賞各種藝術演出，這是爸爸給我的禮物。
我記得一張明信片。那是彼時在海外遊歷考察的父親在我參加高中聯考前寄出的，上面只寫了四個字：馬到成功。明信片在放榜後才寄達，而那時已經知道我並沒有馬到成功，而是馬失前蹄，考場失利，父親從海外打電話回來關心，聽到結果後只是淡淡「喔」了一聲。這麼小的一件事情，但我始終記得，因為我知道他是失望的。教育風格偏向自由開明，總是對子女充滿莫名信心與讚賞的父親，面對「一試定終身」的高中聯招終究無法不在乎，難得流露出這種情緒，我很難忘懷。
我記得一根笛子。上了高中的我奮發圖強，成績很好，只是與數學無緣，考試很少及格。一次拿成績單回家，父親針對數學分數說了幾句，我悍然頂嘴，說這樣的成績別人的家長高興都來不及了，只有你會挑剔。那時擔任兩廳院主任的爸爸順手拿起某單位送他的一根笛子，高高揚起，叫我跪下，並無真正反叛精神的我立刻乖順從命，噗通跪下。這件事情我也從未忘記，因為這實在是我所能記得，父親唯一對我疾言厲色的一次。
我記得一本課本。爸爸憂心我的數學成績，在大學聯考前幾個月要我把數學課本從頭複習一遍。他每天檢查我的進度，總會寫些鼓勵的話，有次則把數學課本當成親子聯絡簿寫了：「柴契爾夫人明日訪兩廳院，爸爸買新鞋新襯衣。」聯考完當天我便把所有課本全都放到舊報堆裡回收，唯獨保留了這本「基礎數學」課本。如今，這課本宛如一部迷你斷代史，記錄了我的數學奮鬥史，也保留了父親的蒼勁字跡與他當時的生活片段。
我記得一次便車。父親向來公私分明，在他任職兩廳院期間時，男高音卡瑞拉斯首次來臺演出，爸爸沒有拿公關票給媽媽，而是讓她自己排隊買票，媽媽坐在臺階上等購票的照片還登上報紙藝文版。因為公私分明，爸爸的公務車我應該就搭過一次，那次爸爸先下車，我和爸爸的一位同仁還在車上，司機先生似乎忘了我的存在，跟那位同仁說，「真是服了他，今天兩隻襪子不同顏色。」語畢才尷尬地發現我還在車上。當時的我有點難過人家背後說爸爸，多年後想起卻有不同感受：如果別人背後的議論只是說你糊塗，況且爸爸本來就外號糨糊（John Hu，或曰胡約翰），這其實不是什麼壞事，似乎反而可說是一種旁證，顯示此人除了糊塗一點，做人沒什麼可議之處。這也確實是我所認識，不拘小節，但做事總盡心盡力而心存仁厚的爸爸。
我記得一則故事。爸爸當年在印第安納大學攻讀戲劇和比較文學博士的時候，因為需要惡補法文而經人介紹了大學主修法文，當時擔任圖書館員的媽媽。爸爸總愛說，因為家教老師太可愛，最後就變成太太了。近日我和媽媽提起，她記得的卻是爸爸每次和人說起這個故事，最後總要促狹地加一句：沒跟媽媽學法文的時候還拿了個A，補習之後反而拿了B。我說，爸爸的意思是老師太美令人分心，所以才會愈學成績愈差吧。媽媽微笑，不置可否，似乎無意調整她的記憶以符合我的期望，倒是跟我說了另一件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原來爸爸當年的求婚詞是：「你願意跟隨我一起回臺灣嗎？」媽媽答應了，就這樣飄洋過海而來在島上過了大半輩子，與爸爸相親相愛近一甲子。
我記得一張沙發。爸媽常常坐在客廳裡的那張白沙發上一起讀書、看電視、打盹兒，天冷時便蓋條紅毛毯（紅色是爸爸最喜歡的顏色）。有時我去看他們，坐在沙發上的爸爸會上下打量我一下，露出我最喜歡的那個淺笑，讚賞地說：「恩，妹妹今天這件衣服很漂亮。要不要也幫媽媽買件漂亮衣服？爸爸出錢。」坐在一旁的媽媽忙說不必，表情透露出開心。現在媽媽還是經常坐在那張沙發上，只是旁邊空了一塊。
我記得一種體貼。爸爸晚年身體孱弱，已經不太常出門，有次媽媽要去每月一次的讀書會，出門前跟爸爸道別，爸爸露出他的招牌淺笑，說：Have fun。我和媽媽說，爸爸真好，自己待在家，卻能祝福出門的妳玩得開心，媽媽也微笑同意。爸爸有一種善良和大度，付出的是不嫉妒的愛。這一點，一直到後來都沒有變，即使在他已經忘了很多事情，也少了從前的幽默與社交的興致之後。
我記得一方陽光。爸爸後來更衰弱了，出門皆以輪椅代步。我有幾張照片，是從後面拍攝媽媽推著坐輪椅的爸爸，還有一張照片是有次我推爸爸出門透氣時拍的。我們到泰順街的小公園曬太陽，我找了一方陽光，把輪椅停在裡面，讓和煦的金光照著爸爸，爸爸說了句：「嗯，這個太陽很好。」那時的爸爸已經惜字如金，聽他這麼說我頗感安慰，坐在後頭拍了一張他坐在輪椅上，陽光灑在身上的背影。
我記得一首詩、一幅字。好多年前，父親挑選陳之藩翻譯的普希金詩，請寫得一手漂亮書法的爺爺寫下，裱框送給我。那幅字一直跟著我，前幾年終於有地方好好掛起。那首詩是這樣的：
天上有多少星光
人間有多少姑娘
人間只有一個妳
天上只有一個月亮
如今每次看著這幅字，我便想像父親像月亮一樣高高掛在天上，和他的名字一樣永恆閃耀，照看著我。
而我仰頭看著天上，想告訴爸爸，人間只有一個我，可也只有一個你啊。關於只屬於你的種種，這裡寫下的是我真切記得的事情。我記得，爸爸。我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