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者
──懷念齊邦媛老師
李有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
一九七四年，大學最後一個學年，我上了一門「文學批評」，記憶中這是一學年的必修課，每週兩堂，每學期兩個學分，修課的同學不少。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到了大三就得分組：文學組與語言學組。因此修「文學批評」這門課的必然是文學組的同學。那年秋天開學，第一週某一天上午，因為是第一次上課，同學們早在課室裡坐定了位子。我記得那是英語系所屬的A1教室，侷促在工業教育大樓旁的一棟單層樓房；A1教室面積較大，約可容納四、五十人，左右兩旁相隔的是較小的A2和A3教室。這棟樓房很多年前就被拆掉了。上課鐘響後，一位年約五十的女士走進教室。臺北的九月天，天氣還有些悶熱。她身穿一襲素色的寬身旗袍，顯得高雅脫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那時我已經是大四的學生，英語系教文學的老師我多半認識，可是卻從沒聽過齊老師的大名，當然也不可能見過她。
知道齊老師的學問和經歷是跟她上課以後的事。原來當時她的正職在國立編譯館，是人文社會科學組的主任，並兼主管教科書的編務，她是以兼任教授的名義到師大為我們講授「文學批評」的。其實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在師大英語系開課，不知道何以第二年她就不再來兼課了。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考進臺大外文研究所念碩士，翌年聽說齊老師受聘為外文系的專任教授。我們師生之緣就是從一九七四年九月某一天上午開始的，算算那已經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當年師大學生畢業後都會被分發到中學教書，那個學年修「文學批評」的同學日後留在學術界的其實屈指可數，我恐怕是畢業後還不時與齊老師保持聯繫的一位。她是我在西方文學批評領域的啟蒙老師，為我日後的研究工作鋪下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初識文學理論，並養成對理論的興趣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九月那個上午第一次見面齊老師究竟說了些什麼，畢竟是五十年前的舊事了，我如今已經記憶模糊。依稀還記得那是兩堂共一百分鐘的課，齊老師也講足了一百分鐘，除了指定讀本之外，主要還是說明修課的重點與基本要求。齊老師指定的讀本是華特‧傑克森‧貝特（Walter Jackson Bate, 1918-1999）所主編的《文學批評輯要》（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1952）一書，我們用的可能是後來的增訂本。如果我沒記錯，書應該是由臺大正門對面，位於羅斯福路上的雙葉書店翻印的，採大開本，藍色精裝封皮，厚六百餘頁，每頁以雙欄排版，輯入自古希臘阿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以降，經古典人文主義、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至現代的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威爾森（Edmund Wilson 1895-1972）、傅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等西方重要批評家的文學理論與美學文獻。選文之前皆附有編者對每位批評家所撰長短不一的導論，就時間和空間而言，涵蓋面都相當全面，無疑是很厚重的一部選集。我之前修過英美文學史和西洋文化史，對選集中的許多名字並不陌生，不過這卻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讀到某些大家的重要選文。
齊邦媛老師「文學批評」課所用讀本
Walter Jackson Bate主編的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文學批評」是一門重課，不若其他文類，文學與美學理論多屬抽象，倘若缺乏興趣，讀來恐怕多感枯燥乏味。我不知道其他同學是何心得，我上齊老師的課卻感到趣味盎然，上課前我真的細讀了每一篇指定的課文，因此齊老師的講解我多能心領神會。她上課認真不在話下，解說有條不紊，看得出來課前做足了準備，對若干重要概念的意義與其流變尤其分析得相當通透。我自己後來在碩、博士班也教過文學理論，要能夠將某些理論的內容與界說，以及理論之間的系譜關係，用自己理解的語言向學生解釋，確實是不小的挑戰。英語系的課非有必要，老師都以英語授課，齊老師也不例外。我記得開學之後我們最先上的就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 c. 335 BC），在談到catharsis一詞時，齊老師首先以英語解說悲劇如何對在場觀眾所帶來的心理衝擊，繼之以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c. 497-406 BC）的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 c. 431 BC）為例，說明此用語所隱含的情緒效應，最後她補上一句中文：「盪滌心胸」。這個譯法十分傳神，我日後若談到catharsis，也多襲用齊老師的翻譯。大約十年之後，齊老師在其講座紀錄〈文學與情懷〉中把這個用詞譯為「滌蕩」，譯法相近。她這麼解釋這個用詞的意涵：「悲劇運用戲劇的矛盾與衝突，沖激人的內心，使人因恐懼翻騰，心生悲憫，從而獲得淨化的效果。」
我們就這樣從古希臘一路讀到現代北美，印象中貝特的文學批評選集最後終於神話與原型批評。當然，即使是一學年的課，畢竟上下兩千多年，西方的文學與美學批評文獻汗牛充棟，我們不可能盡識每一位批評家和美學家，不過重要的基本文獻應該都碰觸到了。跟齊老師上了一整個學年的「文學批評」，我對西方傳統理論下所規範的文學本質與其功能，對許多批評概念的創發、演化與傳承大致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這個基礎非常重要，對我日後治學，甚至選擇以研究文學為業，都銘刻著深遠的影響。在我初入學術界時就不只一次向齊老師提到「文學批評」這門課對我的意義。二○一七年夏天，我赴倫敦短期研究後回到臺北，收到齊老師託單德興帶給我的新版《一生中的一天》，八月一日我在給齊老師的電郵上還不忘提到：「剛剛回臺，諸事繁忙，收到老師贈書，備感溫暖。回想一九七○年代初在師大讀書時跟老師學習文學批評，往事歷歷在目。日前接受德興訪談時，我還特別感謝當年在文學理論方面老師對我的啟蒙。」
齊老師啟發了我對文學理論的興趣，即使我已經退休多年，這個興趣至今未變，只是閱讀稍微廣泛，也不像年輕時那樣相信某門某派。甚至在經過多年的摸索與思構之後，我終能形塑讓自己能夠安身立命的批評立場與學術信念。二○二四年三月底的一個深夜獲知老師以嵩壽一○一歲安息主懷，雖然早知道她這幾年對生死已無牽掛，但是思前想後，內心仍然不免感傷不已。一時間半個世紀之前在「文學批評」課堂上聽課的情景斷續浮現。我從未問過齊老師選用《文學批評輯要》一書的原因，上課當時我甚至不知道主編貝特的身分與專業。十餘年後，應該是一九八八年，我到杜克大學訪學研究，有一天在一份過期的《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上讀到一篇題為〈英文研究的危機〉（“The Crisis of English Studies”）的長文，我知道所謂英文研究其內容指涉無非就是文學研究。這個題目的確有些聳人聽聞，因此吸引了我。我一看作者的大名：Walter Jackson Bate，那不是《文學批評輯要》的主編嗎？我細讀貝特那篇大文，不時勾起十餘年前隨齊老師上課的記憶。原來貝特大有來頭，他不僅是哈佛大學的講座教授，同時還曾身兼英文系的系主任。他身在其境，目睹耳聞，心所謂危，其大文所透露的憂心與疑慮必然事出有因。
我和那個世代許多在英文系念書的人一樣，正經歷所謂「大理論」（the grand theory）的洗禮，歐陸的重要理論——文學的或非文學的——正排山倒海地被譯介進入英語世界：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語言學派、結構主義、解構批評、後結構主義、符號學、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或同時或接連登場；英語世界在新批評和神話與原型批評之後也不乏自身發展的理論：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讀者反應理論、弱勢族裔論述、後殖民主義、同志論述等不一而足。大約自一九六○年代之後，這些外來的或本土的理論就絡繹不絕，陸續進入校園，滲透或分佔英文系的課程，理論漸成顯學，有些理論甚至不必然與文學有直接關係。此外，美國校園另有喧騰一時的文化多元主義，文化論戰更是方興未艾，煙硝四起；這些現象對英文系的課程衝擊不小，對文學教育與學術研究更是影響深遠。貝特從當學生到為人師表，大半輩子都待在哈佛大學英文系，面對這些目不暇接的變化，他必然感同身受：終其一生他所守護的田園詩般的恬靜世界正在瞬間一步步邁向分崩離析。
〈英文研究的危機〉可說是貝特最後的掙扎——甚至是他最後的抗議。貝特在其文章中開宗明義表示，當前人文學顯然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他所嚮往的人文學是一八八○年代之前，現代型態的大學尚未存在，其時大西洋世界多數大學或經院所遵循的，無不是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所規劃與崇尚的課程，整個重點仍然不脫文學與經典教育。不幸的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現代大學興起，並開始逐步走向專業，採取分科分系之後，人文學就首當其衝，面臨巨變。美國的情形更是嚴重，用貝特的話說，美國大學各個科系汲汲營營，竭盡全力，其目的無非只為了「墾拓自己的花園」；尤其是英文系，在其課程中，文學、歷史及哲學多已分道揚鑣，不再熔於一爐。在這種心境之下，也難怪他不惜甘冒不韙，為文撻伐多元文化主義，英文系竟藉此大事改革，開設了諸如女性文學、同性戀文學、族裔文學、電影，甚至商業英文之類的課程，這無異於在人文學分科分系之後，英文系更進一步遭到分化和零碎化，並陷入疏離，甚至遺忘了舊日的盟友如歷史與哲學，取而代之的是若干孤立的、迎合大眾口味的所謂新課程。因此除非愚不可及，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當下的英文研究早已今非昔比，全然喪失了知識的「核心」。貝特同時對從歐陸跨海而來的結構主義也大表不滿，譏諷結構主義在毫無關聯的諸多語言中強行尋找共同屬性，並企圖以相當簡化的系統——如上／下、天／地、冷／熱、左／右之類的二元對立概念——為原始神話分類，甚至套用於敘事文學的分析。他戲稱解構批評為結構主義的繼子（stepchild），解構批評展演的充其量只是文學的虛無主義傾向。在他看來，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根本不敢碰觸自古希臘以來歐陸諸多重要的哲學家，只能在尼采之流的身上竊取腐酸的悲觀主義，或者戴上懷疑主義的「舊帽」。——當然，貝特這樣看待德希達未免過於淺薄，對德希達的哲學誤解可真不小。
貝特的憂慮是古典人文學科（litterae humaniores）日漸消失的命運。在他看來，人文學必須是兼容並蓄的，其內容必然攸關生命。因此，他說：「多數睿智的人偶爾會問，生命所為何事。」他認為，「倘若英文研究覺得這些問題不僅無從回答，甚至不值得提問，那麼英文研究正在豎起投降的白旗。」對貝特而言，「偉大的作家始終是生命偉大的詮釋者，而且他們的表達方式豐富而多樣。僅能以一個方式、一個方法來觀看生命的教師絕對不是答案。……文學研究從來不會只有單一的文學中心與前提。」這些警語當然旨在指陳當前文學研究已經淪為褊狹、零碎與孤立。只不過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國校園，貝特這種信念早已時不我與，同時更與整個意識形態環境格格不入。他之所以不顧識時達務，願意為文警告學界文學研究所面臨的危機，無非想要力挽狂瀾，捍衛自己畢生堅持的理念與價值而已。貝特並非泛泛之輩，他是著名的英國文學史學者，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和英國學術院院士，曾以其所著《濟慈傳》（John Keats, 1964）與《約翰生傳》（Samuel Johnson: A Biography, 1978）兩度獲得普利茲獎。〈英文研究的危機〉一文所展現的，無疑是一位古典人文主義者的警世之言；只是時代與環境已經丕變，這樣的堅持最終不免被譏為食古不化。
一九五二年，當貝特印行其編選的《文學批評輯要》初版時，他還是一位入職哈佛不過六年的年輕教師，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國一躍而為世界強權，六○年代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雖然蓄勢待發，不過畢竟尚未開始，五○年代的美國社會——尤其是校園——仍不失為一個田園詩般的平和世界。《文學批評輯要》的眾多選文，今天回想起來，反映的不正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完整有機，井然有序，一個為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所頌揚的，文化尚未失控，中心仍可掌握的世界。我從未向齊老師探詢何以她會採用貝特的選集作為上課讀本，最可能的理由是，當時臺灣可供選擇的教科書原本就很有限。不過我相信在選用貝特的選集之前，齊老師對這個讀本的選材必然早已胸有成竹，甚至全書的整體選文應該契合她對文學的基本理念的。我遍讀齊老師自《千年之淚》至《巨流河》等不同文類的著作，不難體察她意識中的人文主義信念；更具體地說，她是相信伊坡利特‧阿多爾夫‧泰恩（Hyppolyte Aldolphe Taine, 1828-1893）所楬櫫的文學歷史主義（literary historicism）的，認為構成文學的基本有三大要素：民族（race）、環境（milieu）、時代（moment）。在一九九○年她所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千年之淚》的序文中，齊老師就直接表明這個信念；甚至早在一九七四年，她在〈震撼山野的哀慟——司馬中原《荒原》〉一文中就鼓勵作家，要讓讀者看看「我們自己時代寫的故事，看看我們怎樣保存、檢視我們的鄉土民情，期待我們的民族達到和平自尊的境界。」這樣的文學期許呼應的其實與泰恩的歷史主義批評相去不遠。
這一學年的「文學批評」還發生了一件小事。到了大四下學期，大部分男同學都要參加預備軍官考試，很多同學為了考試竟不惜缺課。我後來才了解，考上預官與否對未來服義務兵役影響很大，即軍官與士兵之間的差別。我的身分不同，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因此有一陣子上「文學批評」，我竟然成為少數準時上課的男同學。由於缺課的同學不少，齊老師發現情形有異，就詢問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好據實以告。齊老師個性耿直，競競業業，每次上課都恨不得盡授所知，當時若有些許失望不難理解。到了暑假，我和兩三位女同學到齊老師的住家去看她，那就是普通的公寓宿舍，就在師大圖書館旁的麗水街巷子裡。即使五十年後，齊老師一家當年所住的臺鐵公寓宿舍多年前早已改建為電梯大樓，我依然記得那簡潔優雅、明窗淨几的客廳。齊老師為我們準備了茶水點心，那個下午我們具體聊了什麼，現在當然已經毫無記憶。我只記得我們還聊到男同學為預官考試而缺課的情形。甚至若干年後我和齊老師偶爾提起這件事，我們還因此相對失笑，不勝唏噓！那天下午是我唯一的一次到麗水街探望她。我甚至覺得她記得我，很可能我是「文學批評」課上從不缺課的學生。
貝特的《文學批評輯要》選文止於神話與原型批評，在學期結束前，我們選讀的主要是傅萊的著作，除了體大思精的《批評的剖析》（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1957）若干章節外，另有他稍早的長文〈文學的原型〉（“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 1951），以及稍後的〈神話、小說與換置〉（“Myth, Fiction, and Displacement,” 1961）。齊老師對希臘神話與荷馬史詩向來推崇備至，她心儀的是那些大開大闔的具有史詩格局的文學作品，我印象中她引導我們討論了史詩中的追尋（the quest）主題。除了傅萊，我依稀記得她還推薦給我們一本導讀性的專書，作者以神話與原型批評分析了四種美國文學作品，而這四種文學作品，我唯一還清楚記得的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的經典小說《赫克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5），其重點當然是追尋的主題。現代文學作品竟然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話原型，對我而言，神話與原型批評等於揭露了文學作品潛在的豐饒意義，文學作品不再是孤立的，很多主題原來綿遠流長，其來有自。其中尤以「追尋」的主題最引發我的興趣：人生不就是一場追尋！
這個體會對我影響很大。一九七六年秋天，我考進臺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等我修完若干學分之後，我開始廣泛閱讀，設法精進自己對神話與原型批評的理解。傅萊的《批評的剖析》全書我讀過不只一遍，我還大量閱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榮格（Carl G. Jung, 1875-1961）的分析心理學、坎貝爾（Joseph Campbell, 1904-1987）的神話學、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宗教史學等。傅萊的《批評的剖析》對我啟發最多，坎貝爾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949）卻最為有趣。有一本由魏克利（John B. Vickery, 1925-2013）主編的《神話與文學：當代理論與實踐》（Myth and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1966）提供了不少操作的實例，對我的論文幫助很大。我還因為閱讀了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那篇刊登於《美國民俗學報》（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神話的結構研究〉（“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1955）而開始親近結構主義。總之，一九八○年夏天，我就在朱立民老師的指導下，以神話與原型批評完成了近一百五十頁的碩士論文《索爾‧貝羅早期小說的神話研究》（Saul Bellow’s Early Fiction: A Mythopoeic Study）。飲水思源，齊老師畢竟是領路者，是她最早啟發我對神話與原型批評的興趣。
齊老師在其晚年回憶錄《巨流河》闢有專章詳述一九七七年她重返臺大專任教職的經過，其中以不少篇幅留下她講授「英國文學史」與「高級英文」的回憶。甚至在散文〈一生中的一天〉裡，她寫下了退休之日在臺大最後一堂課的點滴與感受。只是我讀遍了《巨流河》，發現這部皇皇巨著竟無一字提到她在師大英語系為我們開設「文學批評」的往事。甚至書末所附的〈齊邦媛紀事〉繫年裡，連這一年也省略了，可卻不忘記下一九七○年她「開始在臺大外文系兼任教授」這件事，甚且還註明「講授文學院高級英文課程」。齊老師年少時經歷中國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一生遭遇起伏跌宕，身經大風大浪，也看盡人世冷暖，在教育與著述事業上成就斐然；一九七四年秋天至一九七五年夏天的「文學批評」課也許只是她的教學生涯中無關緊要或微不足道的一段插曲，卻毫無疑問是影響我一生學術工作至巨的一年。這些年來——尤其自《巨流河》出版以後——討論其人其著述的文章汗牛充棟，卻從未見有人談到這段往事，齊老師應該也不太可能對別人提起這段經歷。我寫下這段回憶並非要為《巨流河》補上這麼一段鮮為人知的章節，我想記述的，無非是齊老師與我半個世紀師生情誼的一個起點，一個生命敘事中遺失的連結（the missing link），也是一段終我一生不敢或忘的陳年舊事。
二
我很難描述我和齊老師之間的師生關係。她絕對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師，我們一度住得很近，偶爾會在師大附近的人行道上不期而遇。反倒是我在臺大讀書與教書期間，儘管都在外文系，我們卻不常見面。見面時反而多半在學術研討會的場合。一九九○年七月，齊老師的第一本文集《千年之淚》由爾雅出版社出版，我應現已停刊的《中時晚報》副刊編輯黃素卿之邀，以〈五○年代臺灣文學的鄉愁——讀齊邦媛的《千年之淚——當代臺灣小說論集》〉，寫了一篇書評，發表於當年八月十九日該報第十五版的「年代」副刊。這恐怕是齊老師所有著作中最早的評論之一。文如其人，我認為「《千年之淚》是一本誠摯的書，處處可見作者感同身受的真情與誠意。」我更在齊老師所論不同時代的臺灣小說中「清楚看到文學生產與政治、社會、經濟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也看到意識形態環境如何影響文學的生產活動與文學系統的變遷。」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最令我訝異的是，原來我往後數十年所秉持的文學信念與批評立場早已見諸年輕時所寫的這篇評論。書評見報後，我依稀記得齊老師與我通過電話，當然話題圍繞著她的文集與我的書評，只是事隔三十多年，談話內容我如今記憶已經一片空白。
還有一件小事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有八年之久齊老師擔任《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的總編輯，這是中華民國筆會出版的英文刊物，專門刊登各種文類的中文作品英譯。有好幾年，我偶爾會收到齊老師寄來的作品英譯稿，她希望我花些時間對照中文原作稍加潤飾——單德興應該也受過齊老師這樣的委託。其實譯者的母語就是英文，有些還是熟人。他們大多在臺灣學界多年，中文沒有問題，英文更不在話下——雖然偶有失誤或者尚可再加修飾的地方，就像我們寫中文一樣，但是我的主要工作在檢查譯者對中文原著的了解，尤其對某些用詞的敏感，或對其弦外之音之領會。這樣的工作斷續維持了好幾年，直到齊老師卸下總編輯的重擔為止。即使是師生關係，齊老師還是公事公辦，照樣依規定付我潤稿費——這倒不是我所期待的，老師對我的信賴已經是最大的肯定。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齊老師處事的嚴謹，一如多年前她為我們講授「文學批評」那樣。
二○○五年春節過後不久，齊老師就住進桃園龜山的長庚養生村，她說那是她最後的書房。她在那裡專心寫作《巨流河》，那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我身邊留有幾張照片，那是二○○七年九月三十日拍的，那天上午我和單德興與趙綺娜去養生村探視齊老師。德興和綺娜自二○○二年十月開始，對齊老師做了十七次訪談，是最早催生《巨流河》這部大書的人——遺憾的是，綺娜已於二○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未及退休即與世長辭。《巨流河》就是以這十七次訪談謄清稿為基礎，用齊老師的話說，她決定將訪談稿「從改寫到重寫」，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巨流河》。那天去看齊老師是我請德興幫忙聯絡的，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要事，那幾年我的日常生活幾乎深陷於行政、研究及教學之中，其他時間就在演講、座談、行政會議、學術研討會、學術審查，以及其他所謂的專業服務中度過，只不過偶爾聽德興談到齊老師正全心全意投身撰寫回憶錄中，而且我已有好幾年沒跟她見面了，在不妨礙她的寫作情形之下，只想去看看她。
齊邦媛老師攝於長庚養生村住所前（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李有成提供）
左起：李有成、齊邦媛、趙綺娜、單德興（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攝於長庚養生村，李有成提供）
齊老師那時已高壽八十，那天她身著紫色方格薄外套，配上黑色寬鬆長褲，除了年齡，仍然保留著我印象中的那種優雅從容。齊老師帶我們到她在養生村的住房，待我們坐定後，她就忙不迭地告訴我們她在養生村的生活，話題最後當然難免圍繞著她正在進行中的回憶錄。齊老師把部分手稿攤開在她的書桌上，我趁她在書桌前坐下為我們展示手稿時趕忙幫她留影，然後靜靜地聽著她侃侃而談自己的寫作計畫，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散發著一股生命力，彷彿有某種使命在背後驅策著她。有一陣子我恍然想起我當學生時那位在「文學批評」班上講課的齊老師。隨後她還領著我們到養生村的圖書室，並隨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有關聞一多的著作——當然那是她的贈書之一。齊老師大部分的藏書已送給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該所也闢有「齊邦媛圖書室」珍藏這些贈書。老師九十歲時另將手稿、書信、照片、獎項等捐贈臺大收藏。
在書桌前的齊邦媛老師，書桌上攤放的是《巨流河》的部分初稿（攝於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李有成提供）
那天中午齊老師堅持要請我們吃飯。我們就近在養生村的餐廳用餐，齊老師談興甚濃，往事、時事，以及文壇、學界的諸多人事，在笑談中時間過得很快，我見齊老師思路清晰，健談如昔，而且步履輕快，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自然放下心中懸念，她的回憶錄應該指日可待。那天飯後我們就向齊老師告辭，她很客氣，堅持要目送我們上車。我怎麼也沒想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養生村探望她。兩年後的七月七日，也就是中國對日抗戰七十二周年的紀念日，齊老師的回憶錄《巨流河》正式出版——據說這是從上百個書名中挑選出來的。這部嘔心瀝血的巨著立即造成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巨流河》的出版為齊老師帶來許多榮譽，這是實至名歸，不過接踵而來的還有各種各樣邀約、採訪、見客，以及其他活動等。我一則為齊老師高興，一則卻為她擔憂，她那時畢竟已是八十五歲的老人了。我心中的齊老師雖然個性耿直，卻也是一位體貼，未必忍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老人。我憂心她是否經得起這樣的折騰。
因此自《巨流河》出版後我就沒再到養生村探望齊老師，只是在心中不時會想念她，還好經常會從媒體或友人處知道她的近況。《巨流河》出版後不久，我聽說齊老師搬離了養生村，到天母與兒孫同住。二○一二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日本神戶大學舉辦「戰爭與婦女」國際研討會，會中有論文討論齊老師與其尊翁齊世英先生，老師以自己年事已高，不便舟車勞頓為由，委請德興代為出席。研討會後老師在天母一家餐廳設宴，感謝德興與其他出席研討會擔任日譯的年輕朋友。我也受邀參加——應該是透過德興邀我參加的。齊老師一如以往，興致甚高，思路言談依然反應敏銳。這是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七日《巨流河》在天下文化人文空間舉辦新書茶會後我再次與齊老師見面。我記得那一天下午，齊老師在眾人的簇擁下入場，我匆忙跟她招呼請安。擠滿聽眾的講堂，在齊老師致詞時，我仍像三十多年前那個大四學生，坐在講堂下聽老師講課。
此後我大概只有利用重要的公開場合去看齊老師。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齊老師獲頒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就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會議廳舉行。我和德興都去觀禮，聆聽齊老師發表獲獎感言。儀式結束後她接受記者簡短訪談，我們聊了幾句後就送她上車離去。我最後一次去看齊老師應該是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個上午她的母校柏魯明頓校區的印第安那大學借用臺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由該校校長孟世安（Michael McRobbie）親自來臺頒發榮譽博士學位證書給齊老師。那個早上我見到好些師長與好友，時齡九十五歲的齊老師始終笑容可掬，精神矍鑠，可知她心情應該十分愉悅。她以英語致謝，依然字詞清晰，條理清楚，以其耄耋之年，真不容易。那個早上很多人圍著她合影，我見人多，只匆匆趨前向她賀喜，然後就與一群人隨伴著她送她離去。我萬萬想不到那年年底新冠疫情就開始肆虐全球，臺灣也無法倖免，當然我也料想不到，那竟是齊老師給我留下的最後的身影。
李有成與齊邦媛老師合影（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攝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何定照拍攝）
其實我和齊老師多年來一直斷續保持著聯繫。她每有出書，總不忘簽名送我一本，有時郵寄，有時託德興帶回給我。我當然也會把小書寄上請她指正。我偶爾會收到她的來信或卡片，她字如其人，一筆不苟，工工整整，即使人到耆壽，其字體始終如一。最早的一張卡片是她入住養生村後第二年郵寄到中央研究院給我的，卡片印的是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中年時期的油彩作品〈法任澤村的漁人之家〉（“Fisherman’s House at Varengeville,” 1882）。我之前應該是寄了兩本小書給齊老師：評論集《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2005）與詩集《時間》（2006）。卡片上齊老師是這麼寫的：
有成賢棣：
收到你的兩本新書已三星期了。酷暑雖非讀詩季節，我先讀你的「年輕時」的詩集時間。在詩心中我似仍年輕。歲月也有不能征服的區域。這許多年來，我竟只看到學術的你。詩集中「檳城」和「龍泉街日記」引我憶往。詩和學術至今影響我隱居的日子，心中似有一泓活泉從未覺得荒涼。盼你日後仍有偶回詩裡的心情。謝謝你的記憶中有我。寄去祝福！
齊邦媛
二〇〇六年九月
齊邦媛老師致李有成卡片信函之一（二〇〇六年九月，李有成提供）
齊老師此後似乎一直注意我的創作，特別是我在報紙副刊發表的作品。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自由副刊》刊登了我的長篇散文〈沖繩的戰爭記憶〉，她讀後竟以限時專送來信問我能否給她提供沖繩和平公園的照片，並向我透露「近日將去與兒子同住，但想到與我書有關的事仍是活著」。信末則期許我「多寫些如此深度遊記」。最令我感動的是，她在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聯合副刊》讀到我的詩作〈讀阿多尼斯的〈奧德修斯〉有感〉後，竟然將剪報託德興帶回給我，我看到齊老師在詩旁以紅色畫筆寫下眉批：「我讀此詩思潮澎湃」。老師熟讀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 c. 800 BC），這首小詩可能引發她對奧德修斯（Odysseus）漂泊命運的感歎。《巨流河》中千千萬萬中國人流離失所的悲慘命運其實遠甚於奧德修斯，我的小詩竟然能夠觸動齊老師的感懷，詩雖小道，卻也未必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我偶爾也會自責，何以自《巨流河》出版之後就不曾去養生村探視齊老師。忙碌不是原因，想想只能歸咎於自己的靦覥個性。我只是她眾多的學生之一，年輕時受惠於她的教導，可是半個世紀以來，除了為《千年之淚》寫過書評之外，我從未幫她做過任何事。她可能也不知道，我經常記掛著她，還不時向友人打聽她的消息。齊老師在悼念錢穆先生的至文中說，「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走筆至此，我大概可以了解齊老師的意思。不過我更永遠無法忘記的，是五十年前靜坐在教室後排的自己，而在講臺上為我們講解亞里斯多德的，正是日後以回憶錄《巨流河》傳世的齊邦媛老師。
齊邦媛老師為其贈送李有成之《霧起霧散之際》文集簽名（二〇一七年八月，李有成提供）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八日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