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臨現場：沈志中

|| 游於藝/e/溢/異研讀班側記 ||

第十場：〈文岸〉與知識的界限

　　本場次由沈志中教授擔任主講者，黃宗慧教授擔任主持人，主讀書目為精神分析學者拉岡（Jacques Lacan）的〈文岸〉（“Lituraterre” in Autres Écrits）。一開始，先由黃宗慧老師簡述〈文岸〉的背景及沈志中老師的導讀內容。此篇文章是拉岡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從日本回國之後的講課內容，其中不僅包含文學、文學批評與精神分析之間關係的探討，例如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失竊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也有日語及漢語的分析，還有對於學院語言學的批評。在本次研讀班，沈志中老師導讀的內容除〈文岸〉之外亦涉及拉岡的第九、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八至第二十講座，沈志中老師另外也會補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觀點。

　　接著，沈志中老師以拉岡在〈文岸〉中針對中文的討論作為開頭，表示拉岡在〈文岸〉談論書寫和文學的功能皆與中國文字有關。在第十八講座中，拉岡曾說過他學過中文這件事，[1]然而拉岡的學中文與中文母語人士迥然不同，中文母語讀者恐怕難以想像拉岡在學習中文時受到了什麼啟發，進而閱讀〈文岸〉時會產生既熟悉又陌生（uncanny）的感受。沈志中老師隨後引領參與者進入〈文岸〉當時的歷史脈絡：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七日巴黎大罷工，大學生也罷課，這一天毫不知情的拉岡仍然去了學校，學生詢問拉岡是否加入罷課行列，此時拉岡回應學生罷課是為了表達大學資源不足的不滿，並自嘲自己未曾進入過大學體系，反而置身在學校圍牆外面的屋簷下面。儘管罷課，拉岡表示他會對這些罷課的學生以禮相待，並開始講解以禮相待的禮是孟子的禮義廉恥四維思想，中文字的禮意味著以公平的方式對待。沿著公平的脈絡，拉岡感謝大學提供他這處屋簷，讓他能夠在大學裡講授精神分析，不過遭受學院語言學的批評，拉岡無法保留住這處屋簷。而在一九六八年大學教育改革時期，由於拉岡的課引來許多關注，修課學生被學校找去問話，學校質疑拉岡的精神分析是否與醫學有無直接相關性，也指責拉岡放縱學生的惡習而影響到師範學院的學生。因此，拉岡第三次被趕出學院，轉移到法學院上課。拉岡對此事件及對於學院語言學的批評忿忿不平，而這個憤怒反而激發出新觀點，使拉岡開始強調書寫功能。因而，當拉岡說道「我知道我在做什麼」[2]時，沈志中老師解釋拉岡很清楚自己的論述基礎是精神分析，而非語言學，並且以孟子的論述去打擊語言學家針對他的論點。接著，拉岡說「但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沈志中老師說明「人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如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我知道」和「我說」是在兩個不同的層次。換言之，當我知道時，我並不在說話，反之當我在說話時，我並不知道；這兩句話正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說的無意識特徵。而拉岡認為自己夠清醒，他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大學教授卻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教什麼。在課堂中，拉岡對於佛洛伊德理論的講述僅僅是突顯已經在佛洛伊德著作中尚未被標示出來的觀點──無意識如同語言被結構。因此，拉岡試圖以法文和中文的語言學研究來釐清無意識是被哪一種語言結構，而這個舉止反而污辱了當時的語言學教授，因為當時那些教授即便懂得無數個印歐語系的語言，但很少人懂中文。此外，當時法國人聽不懂其他人在講什麼時，通常會以「你在說中文嗎？」回應。也就是說，當時的法國人認為沒有人懂中文，而拉岡卻想以中文分析無意識的語言結構。

[1] “Je me suis aperçu d’une chose, c’est que, peut-être, je ne suis lacanien que parce que j’ai fait du chinois autrefois” (S XVIII :36).

[2] 同上。

　　回到大學罷課，當時法國教育部回應改革之後，根據學生人數增加教授員額，以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但拉岡對此嘲諷地講道他的精神分析課吸引學生去修語言學的課，間接幫助語言學教授員額的增加。不過，拉岡強調精神分析涉及的不是語言學，而是語言本身。隨後，拉岡提到語言學的研究課題應為語言學家定義，語言學家卻批評拉岡將語言學用於隱喻的分析上。因此，拉岡也就質疑語言學家是否不曉得沒有後設語言。邏輯學早已指出後設語言的不可能性，因為一個集合不可能包含他自身，無論什麼用途的語言學、無論指稱什麼必然都是隱喻，因此也就不可能將語言作為純粹課題來研究。拉岡以手中的雪茄舉例，法文中以ça指稱指示代名詞，ça可以用於指稱雪茄但不等同於雪茄。由此可見，ça和雪茄本身為兩種不同的事物，雪茄是可以點燃的物體，而ça是無法點燃的語言詞彙。換句話說，ça在指涉某物，但是ça的指涉物並不等於ça；若指涉物等於ça，那麼ça就會變成專有名詞，不能指涉其他事物，ça就必須永遠指涉拉岡手中的雪茄。在這個脈絡下，拉岡表示他之所以將語言使用在隱喻的意義上，是因為無意識語言並不符合語言學的構想。反過來說，語言學是一個無法成立的學科，拉岡只能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分析語言。這也是拉岡對語言學家的反擊。

　　於是，拉岡談到他學習中文的經歷，在他向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和中國詩人程抱一學習中文時，拉岡學到「為」這個字可以作為動詞，例如行為、作為、行動和無為（不動），同時也可以作為連接詞，例如有如、作為什麼的意思。雖然中文的複雜性必定讓不懂中文的語言學者非常困擾，但是中文字的特徵卻幫助拉岡快速掌握意符（signifier）功能的普遍性：文字雖然能夠引申到它原本的意義上，可是作為一個文字特徵卻可以脫離意義，並運用到其他文字上面，如同數學代數的字母。因此，拉岡藉此批評語言學的「雙重結構」（double articulation），語言學者認為雙重結構是個重要發現，但是這種雙重結構不適用於中文。雙重結構探討的是語言由兩種不同層次組成，一個是不具意義的要素（聲音、語音、音素），另一個則為有意義的要素（文字），但是中文並不能以雙重結構看待。拉岡提及中文基本上是單音節的字；沈志中老師以「花」為例子闡述，花指涉花，本身具有意義，但卻能夠與不同字組合成另一個詞彙，例如「花費」，而花費與花本身沒有直接意義關係。換言之，中文最基本單音節的字都是有意義的，因此不可能被拆分為有意義和無意義的層次。回到「為」本身，拉岡重新引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聖經中所述的太初之始為語言、話語，改為太初之始是「為」、行動，亦即宇宙的開端是行動。因此，拉岡認為「語言即為行動」（Im Anfang war die Tat）是對語言最好的定義。

　　就意符層面而言，拉岡談到一個意符無法支撐它自身，意符不可能指涉它自身，因此不可能有後設語言，也就不可能有語言學。邏輯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試圖將語言視為一個語言對象（language-object）、一個課題，然而這也就意味著研究語言者必須透過某種不屬於語言的東西將語言包裹起來，因而拉岡提問語言是否具有被圈限的邊界？如果有語言的邊界，什麼會是語言的邊界？或者，如果語言沒有邊界，那麼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所謂的邏輯學和語言學究竟是什麼呢？為了解決這明顯的語言論述矛盾，拉岡提出書寫（écriture）[３]的概念來探討語言是否有邊界的問題。書寫具有兩種不同的含義，[４]一種是將某人說的話寫下來做為紀錄，如同本次研讀班的側記，另一種則是描述某人說了什麼的敘事內容。簡單來說，前者為文件紀錄，例如警察的筆錄，後者則為虛構小說。對拉岡而言，作為話語紀錄的書寫反映出語言的開放性，因為說話者只要持續說話，記錄者便能夠持續書寫下去；反之，作為敘事描述的書寫反映出書寫的封閉性，因為此類書寫可以容納一切，將說話者未說出的內容也涵括進去。這種具有語言封閉性的書寫正是拉岡強調的書寫功能。拉岡為此舉了一個例子，他請學生在黑板上的四方形內寫上1、2、3、4，接著要求學生寫下黑板上未出現的最小整數，答案為5；然而，當學生寫下5的那一刻，悖論出現了，因為當黑板上出現5時，最小整數則會變成6。也就是說，若當學生僅僅只是想5時，答案是5，但是當學生寫下5時，答案則會變成6。有趣的是，拉岡回應學生，他並沒有要學生寫下5，反而是要學生寫下「黑板上未出現的最小整數」[５]。由此可見，如果寫上數字，答案會不斷改變，這反映出語言的開放性；反之，如果寫下文字，或是以數學家的方式寫下N=N+1，所有整數都包含在文字、符號之中，這部分則顯示數學和文學的書寫並沒有太大差異，兩者皆囊括了所有一切。

[３] 沈志中老師暫時翻譯為書寫，書寫下來的東西是écrits，但是目前中文沒有écrits的翻譯。中文有文字，相對於法文的「文字」則是mots。而中文書寫下來的東西則為「書」，因此沈志中老師將écrits翻譯為書寫。

[４] Ce n’est pas la même chose, après avoir dit quelque, de l’écrire ou bien d’écrire qu’on le dit.

　　因此，拉岡的《文集》（Écrits）即為被寫下來的東西，而書名直譯為「書」。書名Écrits造成其他語言的翻譯困難，但是對法國人來說，Écrits即為話語紀錄、將說出的話書寫下來的文字，而《文集》內容則是拉岡的講課紀錄、演講稿，因此書名為Écrits並不會造成誤解。然而，中文母語人士或日文母語人士認為演講紀錄和書寫文字全然不同，如同語言開放性和語言封閉性大相徑庭。儘管一開始是由話語開闢通往書寫的道路，但是這開闢道路的痕跡正是書寫的痕跡，是通向書寫文字的企圖。換言之，拉岡試圖透過話語釐清何謂被書寫來的東西。沿著此脈絡，拉岡表示在書中的如同話語結晶的圖示或圖文亦為書寫的痕跡。德希達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書寫為一種痕跡[６]。因此，可以看出在德希達的影響下，拉岡試圖推翻圖與文之間古典的對立。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這不是一個煙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中提到圖文之間的關係，文字通常被視為圖示的說明，或者圖示為文字的插圖，兩者始終存在著位階的關係。不過，拉岡將圖與文視為相同的痕跡，但這樣的痕跡始終是話語痕跡，因為人必然先說話才有被寫下來的東西。拉岡便指出很多讀者錯誤地聚焦於書中的圖示，並將文字作為圖示說明，於是他建議將圖與文放在同一個層次以看出任何文集中細微的書寫風格，如此一來才能理解圖示。此外，拉岡認為德希達所提出的元書寫和元痕跡概念是無稽之談，因為如果沒有話語，便不可能有痕跡，話語與書寫痕跡之間並未有優先性的問題，但是德希達回應他並沒有說過元書寫或書寫痕跡優先於話語。德希達提出書寫的概念是為了釐清什麼可以被稱作為文學，也就是必須要以書寫容納全世界，必須要有痕跡，文學才得以可能。然而，拉岡認為書寫本身是為了突顯語言邊界，必然是話語沖刷的痕跡，而文學只不過是這些痕跡在語言邊界所形成的沿岸地帶罷了。

[５] De la grammatologie (Of Grammatology), 1967.

[６] Le plus petit nombre entier qui n'est pas écrit sur ce tableau.

　　沈志中老師解釋，當我們在問語言的邊界時，基本上也是在問文學的邊界。人不斷說話、不斷書寫，恰恰是為了突顯出人無法說出、無法寫出的空洞。以精神分析層面來看，因為性關係的不可能，文學也就不斷去書寫愛的真理。這狀態如同深邃的海洋不會消失，沿岸地帶始終會不斷被沖刷，但是海洋不會消失不代表海岸不會消失，因為海岸會因人為介入而有所改變；拉岡認為這其實是文學史所突顯的不同時期的文學風格和特徵。表面上違背拉岡原先對於意符的觀點──signifiant高於signifié──改以書寫作為理論修辭，顯然是受到德希達影響。在第十七講座，拉岡便將書寫稱作semblant（擬似、佯裝），因為書寫如同中文有象形文字，書寫是象形的象形、代表的代表。而在第十八講座，拉岡更近一步說精神分析的語言不是代表的代表，而是與物脫離開來的語言，如同上述提及的中文字「花」，不是花本身，而是「花」與花脫離開來，與「費」結合成另一個詞彙的語言分析。因此，在第十八至二十講座，拉岡不斷提及書寫的議題。在第二十講堂上，拉岡定義性關係是無法被書寫的，兩性關係永遠無法被書寫，而愛是不寫的狀態能夠被停止[７]。而在講完中文的課之後，拉岡於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號從日本回法國，開始講〈文岸〉這堂課。

　　在〈文岸〉這堂課上，拉岡以「Lituraterre」這個詞開始解釋。在字典中，拉岡找到許多與Lituraterre相關的詞彙，將這些詞彙──擦拭、塗抹和劃掉[８]等等──匯集成Lituraterre，這個字表面上跟文學Littérature無關，但極為相似也包含文學。精神分析對於詼諧語的詮釋與字源本身無關，反而拉岡沈浸於文字遊戲之中，並聯想到喬伊斯（James Joyce）有關書信和垃圾之間的文字遊戲[９]。Lettre本身是書信也是字母和文學的根本，而當喬伊斯將書信比作為垃圾，是否意味著當代人在控訴古代文明對於現代文明的污染和氾濫。沈志中老師補充，書信和垃圾的部分呼應了拉岡在一九六八年提到「我們的文明是排水溝」。拉岡講出這句話可追溯至一九六七年他向學會寫了期刊不掛名的提案，他認為書寫不過僅只是話語的乘載工具，寫下來的東西如同垃圾。不過，拉岡也點出人類是收集垃圾的動物，出版物是垃圾出版（poubellication[10]），文學甚至承認文學出版是垃圾出版──貝克特（Samuel Beckett）曾說過──挽救了文學的聲譽，唯獨大學教授不承認出版物是垃圾。對拉岡而言，文學是唯一非垃圾的出版，儘管拉岡追溯文學史看見文學是垃圾，詩歌與神話皆為口述內容、寄居於書寫的結果。接下來，拉岡想要從文學中澄清書寫和語言的關係。

[７] J’ai défini le rapport sexuel comme ce qui ne cesse pas de ne pas s’écrire. Tout amour, de ne subsister que du cesse de ne pas s’écrire, tend a faire passer la négation au ne cesse pas de s’écrire, ne cesse pas, ne cessera pas. (S XX: 132)

[８] Littoral - Rature - Terre – Atterrir.

[９] Finnegans Wake, 1939.

[１０] Poubellication為poubelle和publication的結合。

　　首先，就精神分析與文學而言，精神分析和伊底帕斯（Oedipus）息息相關，但是拉岡表示精神分析學者無法在文學當中找到精神分析，例如在《伊底帕斯王》的文本中根本不可能出現「精神分析」四個字，也看不到精神分析的概念。反過來說，佛洛伊德嘗試做文學批評，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拉岡認為這也不足以讓文學批評能夠從精神分析那得到什麼。因此，拉岡探討精神分析與文學、文學書寫的關係是從語言的邊際、語言的最前緣開始，例如當今的前衛文學運動。從拉岡的角度來看，《文集》（Écrits）本身是諷刺的標題，書中的內容只不過是將說過的話拿出來再講一次的垃圾出版。也就是說，拉岡譴責那些胡扯文學的精神分析師和自認為能夠影響文學批評的精神分析師。拉岡如此譴責，也刻意將針對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失竊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的講稿放在《文集》卷首。拉岡認為這篇小說的意義遠遠超出意義的範疇，意義也就不需要多加詮釋，相反地他著重於小說所展現的真理，亦即意符系統具有自主性和決定性。為此，拉岡將拉丁文諺語「言語飛逝，書寫永存」（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改為「書信是飄忽不定的文字，話語才會留下來」（scripta volant, verba manent）。換句話說，意符具有決定性因素──信件無論如何都會抵達它的目的地。在〈失竊的信〉當中，信件的內容是未知的，但是信件卻不斷地被轉手、藏匿，進而推動新的劇情。因此，拉岡指出書寫文字、字母和文學都包含在意符之下，而信件所乘載的內容和純粹意符差異在於信件不是隱喻，信件展示的是信件的功能，而非訊息。若有人認為拉岡對愛倫坡的評論為文學批評，那僅僅是因為他指出愛倫坡對於文學、信件和字母傳達出什麼樣的訊息。雖然愛倫坡實際上也沒有說過他有給出這種意符訊息，但精神分析本身就是探討人未說出的話，因此也就造成這種誤解。波拿巴（Marie Bonaparte）曾試圖將喬伊斯[連結]榮格（Carl Jung）做研究，也試圖對愛倫坡做研究，但是她最終還是放棄了。對拉岡來說，這是因為精神分析師沒有辦法從文學作品來理解文學作者，僅能從文學作品獲益，但獲益的並非推敲出作者的內心世界，而是文學能夠澄清精神分析的概念，例如〈失竊的信〉澄清了佛洛伊德提出的壓抑（repression）的概念──意義與意符分開，意符到處遊蕩並具有決定性。也就是說，人能夠把文學交付給精神分析純粹是因為精神分析能夠與文學互相衡量，而不是其中一者詮釋另一者。因此，《文集》雖與文學相提並論，但是拉岡突顯的是知識的空洞。

　　更進一步來說，拉岡試圖澄清知識與真理的對立，亦即精神分析師擁有心靈運作知識但不足以伸手掏出別人的內心世界，或是詮釋作品的作者，反而應該在自己的位置上提出真理問題。甚或是，精神分析師應該要知道他們自身的知識是失敗的知識（Savior en échec）──也就是知道自己無知的知識，而不是以為擁有對方的真理。事實上，在第一個講座課程上，拉岡已講過精神分析師應該要學會無知（ignorantia docta），但是他們都誤解成教導無知（ignorantia docens），被當作成讓對方（學生）以為他無知。失敗的知識也被誤解為拋棄任何知識，但拉岡的意思並非人不要知識，而是人要理解自身所獲得的知識是無知的知識。

　　回到精神分析與文學的關係，拉岡談到語言的邊界即使找到了，邊界（frontière）兩側的東西仍然會被視為同質，因此改以「沿岸」（littoral）更適合看待語言的邊界。對拉岡來說，沿岸有自己的領域，同時區分沒有共通點和相互關係的陸地與海洋，而字母、信件和文學正是建立在這語言沿岸地帶上，也就是書寫痕跡上。換句話說，字母、信件、文學等書寫構成了語言的沿岸地帶，而這恰恰是拉岡對於無意識理論的前提。然而，這並不表示字母、信件、文學具有優先性，優先性是構成空洞的根源，甚或拉岡認為不需要探討優先性，反而是要提問在語言當中可以被人視為文學沿岸（le littoral au littéral）。拉岡也強調字母不等於意符，並舉了例子：當拉岡第二次受邀至日本，在回航途中繞經北極圈、穿越蘇聯領空時，他看見西伯利亞高原上的河流如同日本漢字的書寫筆畫。日本畫上的草書是寫字人的手凌駕文字的普遍性和文字的意義，即使省略很多比劃，仍然可以被辨識。拉岡認為中文漢字的書寫雖然不是意符，但仍然具有與意符相同的作用，甚至草書有額外多出來的向度（demansion; dimension; demesure），而這多出來的向度能夠釐清文學所呈現出來的空洞。因為有這個空洞，才讓一劃得以產生。

　　同樣地，拉岡講解到沒有超過一劃的空洞（papeludun; pas plus d’un）與多出來的一劃（Hun-en-Peluce; un-en-plus），因為有這多出來的一劃才能讓存在的空洞被意符媒介。沈志中老師以腳印為例，當魯賓遜漂流到荒島看見腳印時，對魯賓遜而言，腳印是符號且代表某物，但是腳印並非語言。語言的意符的功能在於魯賓遜必須先將腳印劃掉，才能確保腳印不是他自己的，若隔天魯賓遜醒來仍然看見腳印，才會知道這些腳印是星期五的。簡言之，被劃掉的腳印才能夠代表魯賓遜[11]。因此，拉岡認為人被丟入這個世界時，必須從空洞當中獲得一劃才能夠說出「我」這個象徵意符。此外，當拉岡說object a可以作為填滿人存在空洞的東西時，將object a化約為意符字母a並非偶然，這是因為書和字母透過運筆的人加入了多出來的東西。這個多出來的東西，如同漢字草書，人得以看見字所多出來的向度，看見被珍藏的和展示的書寫有著額外的價值，文學與藝術亦是如此。

[11] 相關圖示參見附錄三。

　　因此，拉岡自第九研討班開始便不斷強調主體是從從空洞當中被一劃才能夠擁有主體。主體涉及兩個時間，一開始是符號的出現，再來是符號的劃掉成為意符。就寫書法的層面而言，拉岡表示書寫是與意義無關的向度，是純粹的塗抹和劃掉，這些塗抹、劃掉後的土地正是語言的沿岸，讓主體得以存在。不過，主體處在分裂的狀態，人始終只能看到一半的主體，而文學和字母讓人能夠掌握這一半的主體。也就是說，介於中心與不在場，介於有邊際的東西與空洞，以及介於知識與不可能的絕爽（jouissance）之間，始終有著沿岸地帶。當拉岡看見西伯利亞高原上的河流時，也看見了雲，而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戲劇《雲》（The Clouds）也涉及了意符的問題。對蘇格拉底（Socrates）來說，意符是個類似性，但拉岡點出意符必須脫離類似性之後才能成為新的意符，如同雲朵匯集的雨水降落下來，形成西伯利亞高原上的河流，最後在陸地上沖刷出痕跡。此外，無論是雲或河流，兩者都是相同的水，而這也是意符的特徵。無論是話語或字母，這些累積下來的書寫都是相同的東西。例如，在山水畫中，日本畫家透過雲朵填滿畫作，也是透過雲朵引入意符的向度，這也是為何日本繪畫的中文字與圖像可以同時存在，因為這兩者都是意符。換言之，意符本身不具類似性，反而是將一切形式和現象化約成筆畫。意符的化約將世界萬物的絕爽被丟入深淵之中，只剩下意符，以及絕爽在真實中沖刷過的痕跡──相對地，意符在象徵當中，而文字、字母等書寫是在真實當中被落下的痕跡。

　　到了尾聲，拉岡以西伯利亞高原的等高線延伸到書法文化中的曲線。在日本國內，例如大阪的高架橋、古代建築或現代建築處處充斥著曲線，這些曲線令拉岡理解到若沒有風吹動雲朵，人也不會發現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直線，因為直線只出現在象徵層次。現實生活中只有降落的雨滴能夠呈現直線，並且象徵著距離。意符如同雨滴，從天上落下後成為文字，人才意識到直線和書寫。而日文正是降落到地面的書寫痕跡，是意符的載體，但同時保有其自身意義，而且也因為有漢字作為意符，日文中可運用的意符數不勝數。因此，拉岡提醒讀者精神分析處在象徵層次，並且是依靠著字母與字母組合塗抹與劃掉的痕跡。拉岡也說到圖像、文字和被寫下來的東西都是同質的，如此一來，精神分析才有詮釋的向度；相反地，若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者將精神分析當作同伴時，則必須從文學書寫中辨認出不同於論壇、法庭上的語言功能。對拉岡而言，文學寫作並非為了表達社會現實或見證人的內心世界，而是如精神分析所傾聽的話語那般有充實的功能，可以容納全世界。於是，在第十八講座，拉岡提議人從沿岸地帶構成一個不具有類似性的論述，例如前衛文學，不表達什麼，也不見證什麼，僅僅突顯的是語言的邊界。中文恰好不具有類似性，並非佯裝的語言，而日文雖然不等於佯裝的語言，但是日文母語人士會被漢字書寫掏空，而掏空的部分正是絕爽的最佳容器。文學書寫也是透過書寫掏空出來的容器，使人可以透過文學容納全世界，亦即在文學之中將無法說出的絕爽說出來。因此，精神分析論述能夠成為可能，他們就不得不仰賴人類的性關係成為可能的文學書寫。

討論時間

　　黃宗慧老師分享一位物理學者的觀點，現代年輕人喜歡身體重訓，而人類最重要的優勢是大腦，若要維持這項優勢，就要做思考的重訓。若當天學生聽完這位物理學者講的相對論後感到全身無力，這就代表思考重訓發揮了作用。黃宗慧老師表示今日的研讀班是一場思想的重訓。

　　曾瑞華老師提問拉岡理論和人工智慧是否有機會發展出關聯的可能性？沈志中老師回應：精神分析則是要區分語言特徵中空洞的語言及充實的語言，而人工智能是被設計、規劃出來有什麼樣的反應，它可以傳達訊息，但無法呼喚充實的語言──也就是我作為我告訴你什麼事。沈志中老師以蜜蜂的語言為例，蜜蜂語言如同人工語言，蜜蜂傳達訊息給另外一隻蜜蜂前方什麼距離可以採花蜜，這是生物本能所設定的訊息傳遞功能。相反地，人會說「我告訴你前方⋯⋯」，人類的語言始終呼喚「你」，這突顯了說話主體可以在話語當中存在。然而，人工智慧目前僅是將訊息傳遞出去，沒有主體。若人工智慧要發展成智慧，首先必須先劃掉「人工」，然後讓他們自己寫出來他們自己的程式語言。

　　曾瑞華老師提及精神分析對於語言出錯的探討，在象徵層次來說，人使用外在於自身的工具去得到自己，那麼人工智慧的人工（程式語言）是否作為拉岡所說的象徵系統中語言結構的一部分？沈志中老師回應：在第二講座拉岡有談論到精神分析和控制論（cybernetics，亦譯為神經機械論）都在處理語言訊息的問題，雖然人與人工都在使用同一個語言系統，但是人能夠產生主體性，人才被象徵所定義，因此人無法認識象徵，而對於人工智慧而言，一切皆可及，也沒有所謂的不可及的絕爽和真理。黃宗慧老師表示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恐怖感（uncanny）已經發生，即使人工智慧尚未發展到最完美的階段，人也早已在恐懼之中。另外，人工智慧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建立起對於精神分析的理解，因此毋需擔憂人工智慧取代人的問題。

附錄一：中文古字「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