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老師與比較文學的因緣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比較文學的基礎與影響
三月二十八日，齊邦媛老師以一百零一歲嵩壽辭世，圓滿了精采的一生。媒體廣泛報導，臉書等自媒體也出現許多追思文章與感言。
齊老師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出生於遼寧鐵嶺，「母親河」遼河因她的回憶錄《巨流河》更廣為人知。抗日戰爭爆發後，她隨家人從南京一路遷徙到重慶，就讀南開中學。一九四三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次年轉入外文系。
在《巨流河》中，齊老師對那段戰火中的求學歲月，尤其是受教於朱光潛先生，留下了動人的紀錄：因教材匱乏，同學之間傳抄《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在朱老師指導下欣賞、背誦英詩（齊老師能背誦百首以上）；又如朱老師不時將英詩與中國古詩聯想，一次課堂上讀到至情處竟哽咽流淚疾步而出，留下「滿室愕然」、寂然無聲的學生。這些文學教育與感性經驗，連同自幼閱讀的中國新舊文學作品、世界文學翻譯名著，以及中學國文老師的教導，為她打下了良好的中西文學基礎。
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齊老師受馬廷英教授之邀，自上海搭機抵達臺北，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擔任助教。因此，她曾多次對我說，「我是到臺灣工作的，不是逃難來的」。一九五○年，夫婿羅裕昌先生轉調臺灣鐵路管理局臺中電務段，舉家遷往臺中，定居十七年。一九五三年起齊老師於臺中一中擔任高中英文教師，三年後考取美國國務院交換教員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獎助，首度赴美研習半年，眼界大開。一九五八年起先後執教於臺灣省立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今靜宜大學）與東海大學。一九六七年再度考取美國國務院交換學者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Fellowship）獎助，前往美國印第安那州，在聖瑪利森林學院[U1] （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講授中國文學，後並於比較文學重鎮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註冊，接受科班訓練，結識在那裡攻讀學位的胡耀恆先生與家人。
已在臺灣任教多年，為人妻、人母的齊老師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進修機會，跟隨名師勤勉研讀，「在一學期和一暑期班時日中，我不顧性命地修了六門主課」，並拿到全A成績。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後，只差六個法文課學分便可取得學位，無奈交換學者簽證到期，不得不返臺。
暮年撰寫回憶錄時，齊老師對此仍難掩黯然之情，以《聖經》中雅各夢見天梯的故事，比喻自己好不容易在印大尋得「學術天梯」，卻「在我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帶給我好多年的惆悵，須經過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認命」。然而她並不氣餒，繼續在工作崗位上努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在她不懈向上攀爬的同時，熱心發揮專長，改革現狀，提攜後進，推廣文學，促進文化交流。
一九六九年齊老師返回中興大學，擔任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建樹之一就是組織編輯委員會，修訂College English Readings（《大學英文選》），為七年中的第四版。[1] 一九七二年齊老師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次年兼教科書組主任，先前的文學素養結合後來的比較文學訓練使她眼界高遠，改革國文教科書內容，納入當代臺灣文學，積極推動翻譯，既有英翻中，也有中翻英，後者維持到她從臺大退休後，接續殷張蘭熙擔任《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總編輯，並與王德威合作推動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臺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系列。[2]
[1] 全書收錄五十四篇選文。當時臺灣重編大學／大一英文讀本之風盛行，參閱單德興，〈外文學門的故事與重生〉，《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5卷第2期（2024年3月），頁49-55，尤其頁50-52。
[2] 參閱單德興，〈齊邦媛──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9年7月7-8日，D13版；後收入《翻譯與評介》（臺北：書林，2016），頁229-239。
2018年8月19日齊老師寄贈單德興的中興大學《大學英文選》
我雖未修過齊老師的課，但與趙綺娜博士自二○○二年十月至二○○三年十二月跟齊老師進行過將近二十次訪談，建立起深厚的情誼。齊老師的文字造詣高超，不滿意自己的四百五十頁口述紀錄，多次試圖改寫不成，二○○五年搬入長庚養生文化村，在「最後的書房」潛心筆耕四年多，終於完成牽掛心頭數十載的大事，也就是二○○九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回憶錄《巨流河》。此書出版後轟動華文世界，在海峽兩岸連連得獎，中興大學、佛光大學、臺灣大學相繼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尤其是二○一九年二月母校印第安那大學校長孟世安（Michael A. McRobbie）專程來臺頒發榮譽博士學位，肯定這位傑出校友多年的專業服務與文化貢獻，彌補了昔日的遺憾。
與學會的深厚緣分
二○○八年六月筆者接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九屆理事長，齊老師問我學會檔案裡有沒有當年的發起書，我與助理遍尋不得，於是她寄來珍藏多年的發起書影本，這份重要文獻終於回歸學會，列入移交檔案。
這份發起書上未署年月。齊老師在〈初見台大〉中回憶：「一九七二年，[3] 為了參加國際會議，外文系朱〔立民〕、顏〔元叔〕、侯健、胡耀恆、朱炎、余光中和我等，與中文系的葉慶炳先生等共十二人簽名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記得當年我們簽發起書前後，並不常談理想二字，但事事都有理想在，好似互相見證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就在此前的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民國因為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排我納匪案」而退出聯合國，人心惶惶，執政當局勉勵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眼見我國外交處境日益艱困，國際地位漸形孤立，這群來自中、外文系的學者，本著「書生報國」的熱忱，在風雨飄搖之際，倡議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3] 應為一九七三年，發起書中並無朱炎老師簽名，學會於該年七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參閱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官網之「成立沿革與現況」，https://claroc100.wordpress.com/overview/。
在筆者與李有成、張力的《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中，朱老師表示，以當時臺灣外文學界的師資與圖書資源，尚無創辦英美文學博士班的條件，「還不如得到中文系的幫助，成立一個比較強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早年雖無「利基」之說，[1] 卻是心同此理，力求在冷戰的國際局勢之下，善用學術與文化資源，凸顯在地特色，發揮獨特的主體性，以尋求學術、文化與國家的最大利益。
[４] 此說可參閱周英雄，〈漫談外文學門的生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卷第3期（1999年11月），頁7-8。
十二位發起人中，臺大中文系有四位：鄭騫（1906-1991）、黃得時（1909-1999）、葉慶炳（1927-1993）、林文月（1933-2023）。臺大外文系有七位：朱立民（1920-1995）、齊邦媛（1924-2024）、侯建（1926-1990）、李達三（John J. Deeney, 1931-2022）、顏元叔（1933-2012）、袁鶴翔（1933- ）、胡耀恆（1936-2024）。唯一的外校學者就是時任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系主任的余光中（1928-2017）。多年來我努力透過訪談為臺灣的外文學門留下第一手史料，八位外文系學者中，曾訪談過五位：朱立民、余光中（兩次）、袁鶴翔、李達三（與王智明合訪）、齊邦媛（兩次，一次與王智明合訪）。其中余光中老師是我在政大西語系的老師，李達三老師與朱立民老師是我的碩士班老師（朱老師更是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袁鶴翔老師是我的博士班老師，齊老師則是我與趙綺娜的口述史訪談對象。如今袁老師碩果僅存。
齊老師為本學會發起人，也是其中少數受過比較文學科班訓練者，曾擔任第一、二、三、五屆理事與第四、七、八、十屆監事。學會成立之時，比較文學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展開，臺灣掌握了天時、地利、人和，迅速發展，成長茁壯，在華人文化圈統領風騷，並隨著李達三老師與袁鶴翔老師前往香港任教，而將臺灣經驗帶到香港與中國大陸。如今學術風氣更迭，比較文學於全球式微，在本地的學術環境中也漸次萎縮，我國能在這個領域繼續推動各項活動，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居功厥偉。學會成立至今逾五十年，前輩學者所打造的健全制度與穩健財務，以及接續者的承先啟後、兢兢業業，都成就了比較文學在臺灣學術建制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力。撫今追昔，更宜珍惜現今得來不易的學術生態，並致力於學會的永續經營與學科的長遠發展。
2021年3月11日齊老師與單德興於長庚養生文化村
二○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臺北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