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愛特伍德《潘妮洛普》中的鬼魅敘事
王寂驊、呂亞軒、林品妤、許嘉芳、閻孝格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大學部學生
一、記憶回聲的纏繞
鬼魅書寫是一種捕捉神秘、鬼影和詭異氛圍的敘事技巧，透過這種寫作手法，作家引發讀者的錯位感、懷舊情懷和不安情緒，並模糊現實與虛幻、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身份認同界限。鬼魅書寫帶領讀者踏上一段曲折而細膩的旅程，在多重敘述中聆聽互相交織、對比、甚至相互競爭的縈繞回聲。藉由多元的敘事角度，鬼魅書寫突破了傳統直線敘述與理性邏輯的框架，挖掘被掩埋的冤屈，為「他者」的敘述提供了文學中迴盪的平台。
根據德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中的觀點，鬼魅性暗示某些思想、歷史和人物雖然被認為屬於過去，但它們仍持續回歸，並影響當下（Derrida，頁10）。鬼魅書寫的精髓在於跳脫線性敘事的限制，擁抱流動且可變的形式，反映幽靈般的創傷記憶和未解決的歷史問題。過去與現在的聲音交織並競爭，編織出一幅既令人迷惑又啟發深思的破碎敘事掛毯，這些幽靈迫使讀者穿梭於時間、記憶與歷史的複雜性之中。鬼魅書寫的核心在於探索被壓迫的弱勢族群，例如女性、移民和有色人種被忽視和壓抑的故事，這些經歷往往被主流歷史的大敘述排除（Derrida，頁18）。通過放大這些邊緣化的聲音，鬼魅書寫揭示了歷史創傷和社會不公的持續，迫使讀者正視集體記憶深處的不安真相。透過引人入勝的敘事技巧，作者解構了傳統的權威觀念，這些文本承載著已不再具體存在、多元且彼此衝突的聲音，並以此試圖形塑敘事的全景。閱讀鬼魅書寫的文本時，讀者見證了被消音、甚或無法言說的經歷，進而解構大敘述的歷史，關注多重敘述聲音所重新建構的多樣性歷史與文化脈絡。
本文將探討《潘妮洛普：潘妮洛普與奧迪修斯的神話》（The Penelopiad: The Myth of Penelope and Odysseus）中的鬼魅書寫及其複雜性，並與經典文學《奧德賽》（The Odyssey）做對比，探討歷史中女性、以及底層階級女性所承受的性別與階級的雙重不公。著名女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德在《潘妮洛普》中注入了「鬼魅學」（Hauntology）的精髓，重新改寫荷馬史詩的英雄敘述傳統，揭示奧德修斯之妻潘妮洛普和女僕們隱藏的聲音，為她們未被聽見的故事伸張正義。本文透過探索小說中的多重時間性和幽靈介入，從女性視角檢視角色之間的互動，分析愛特伍德如何顛覆權威的父權敘事，為被壓抑與被消音的女性角色發聲，解開女性幽靈聲音中的神秘線索，揭示《奧德賽》隱藏的角落，探索埋藏在陰影中的故事。
二、多重時間性與多音敘事聲音
愛特伍德在《潘妮洛普》中透過多重時間的重疊，使故事更加豐富和複雜。這種寫作手法讓我們能從不同的視角和時間的維度探索這本小說，賦予次要和被邊緣化的角色──特別是潘妮洛普和女僕們──跨越時間講述自身故事的機會。這不僅挑戰了線性時間的邏輯，也挑戰了男性主導文學經典的權威。與其他經典相比，這部作品將過去與現在並置。大多數男性主導的經典強調時間的線性和理性，而愛特伍德卻將時間在故事中不斷重疊與迴旋。在閱讀時，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由奧德修斯、愛特伍德、潘妮洛普、女僕們和讀者所處的多重時間線，彼此交錯。這種時代錯置的敘述彌合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鴻溝。時間性的重疊使讀者能夠更深入地參與故事中同時發生的事件，並促使他們深入思考性別、權力和正義的問題。透過多層次的時間安排，讀者可以跳脫片面與權威式的敘述，更多元地理解故事內容。
這個故事由潘妮洛普的視角出發，她以死後的身份回顧了自己的一生。這種方式將過去和現在融合在一起，讓潘妮洛普得以用死後獲得的智慧來解釋她過去的行為。當她回顧在伊薩基島的生活時，她說：「我現在可以說這些話，是因為我已經死了，過去我可不敢說。」（“I can say this now because I’m dead. I wouldn’t have dared to say it earlier.”）（頁27）。這種雙重視角所展示的時間錯置敘事，將過去與當下並置，賦予潘妮洛普向當代讀者描述自己生命的自由。相較之下，在《奧德賽》中，潘妮洛普受制於男性的權威，在父權社會中，女性被昇華為具有「女德」的象徵，卻實質上遭受噤聲與身體物化。「她的美德之光不會隨歲月而消退，不朽的眾神將為凡人的耳朵創作美妙的歌謠，以表彰忠貞的潘妮洛普。」（“The glory of her virtue will not fade with the years, but the deathless gods themselves will make beautiful songs for mortal ears in honor of the constant Penelope”）（《奧德賽》，引自《潘妮洛普》，頁4）。父權社會中，女性的價值被貶低為對男性的忠誠與貞潔，同時被剝奪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身體自主權和發聲的自由。
愛特伍德不僅重塑潘妮洛普這個女性角色，賦予言說的自由，而她也在小說中創造多音的敘述氛圍，讓那十二位被奧德修斯絞死的女僕以各種形式回歸，有時以抒情詩的方式講述他們的故事，有時以古希臘合唱團的形式控訴她們在父權社會中所遭受的暴力。在戲劇中，合唱團通常指用歌舞評論或描述故事情節的團體，這種形式能夠引發情感共鳴，如同情和憐憫，而非僅僅訴諸理性。在《潘妮洛普》中，無論合唱的內容和韻律語調是莊重的、喜悅的還是悲悽的，它都為女僕們提供了一個從她們的視角評論《奧德賽》中父權社會踐踏女性生命的機會：
哦，眾神和先知啊，請改變我的生活，
讓一位年輕的英雄來娶我為妻！
但沒有英雄來找我，無論早晚──
辛勞是我的命運，死亡是我的結局！
Oh gods and oh prophets, please alter my life,
And let a young hero take me for his wife!
But no hero comes to me, early or late—
Hard work is my destiny, death is my fate!（頁33）
這段由女僕們演繹的合唱回到古希臘時代，講述了她們生活中的經歷與對生命的期待。女僕們所遭受的虐待被視為父權統治的體現，她們只能寄望於婚姻來改變命運。
女僕們也跨越歷史時間，來到現代，想透過我們當代的司法體制下的法庭審判表達她們的冤屈。法庭作為進行法律程序、審判、聽證和其他司法事務的場所，通常被視為嚴肅的空間，女性在其中經常被噤聲。基於父權的主導，法律多由男性制定，法庭也多處於男性的控制之下。（男性）律師或法官可能會指出女性過度使用情緒性語言而無法理性陳述事件原委，甚至會激烈地打斷女性的發言，使她們難以陳述案件。在小說中一個章節，這群侍女在法庭空間對著法官大喊：「你們忘記我們了！我們的案子呢？你不能讓他逃脫！他冷血地絞死了我們！我們十二個人！十二個年輕女孩！什麼都沒有做錯！」（“You’ve forgotten about us! What about our case? You can’t let him off! He hanged us in cold blood! Twelve of us! Twelve young girls! For nothing!”）（頁88）。她們穿越時空，在現代法庭中指控奧德修斯絞死她們，但即使在講求基本人權的現代法庭中，法官依然未能替女僕們伸張正義。愛特伍德試圖透過女僕們在法庭審判中呈現證詞，打破荷馬史詩經典中的女性沉默。而她們不同於潘妮洛普，她們遭受的是性別與階級的雙重歧視，故而她們的情緒更為激動，使用的語言也更為激烈，只因她們承受的是雙重的暴力與創傷。時間線在不同角色之間的切換和時間錯置的敘事，讓女性抗拒父權體系的限制，找尋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
三、幽靈介入
在《幽靈筆記：弗洛伊德形心理學的補充》（Notes on the Phantom: A Complement to Freud’s Metapsychology）中，尼古拉斯·亞伯拉罕斷言，「所有死者都可能回歸，但有些人注定會成為幽靈：那些在生前蒙羞或帶著無法言說的秘密進入墳墓的死者」（“all the departed may return, but some are predestined to haunt: the dead who have been shamed during their lifetime or those who took unspeakable secrets to the grave”）（頁171）。幽靈悄然無聲地到來，未經預告地穿過時間和空間的縫隙，影響日常生活，直到它們自願離去或被外力驅逐。幽靈的怪異行為通常是為了揭露秘密，尤其是那些壟斷知識並以此集中權力的男性所欲隱藏的秘密。例如，毫無根據的父權制度、經典權威的幻象、以及將女性貶低為第二性的性別論述等。這些擾動正是讓幽靈揭露真相的契機，揭示了男性如何藉由將女性邊緣化來隱藏他們壟斷權力的秘密，一旦揭露秘密就開啓了解構真相的可能性。
在《潘妮洛普》中，愛特伍德運用了後現代「並置」（juxtaposition）寫作手法，將對立與異質的敘述聲音與觀點並列放置，挑戰固化思維，創造新的意義。在小說中，並置的寫作技巧使弱勢的女性族群與位居社會底層的女僕階級，能夠打破父權傳統框架的束縛，揭露另一種版本的故事，暴露先前未曾揭露的訊息，曝光統治權威想要隱瞞的事實。與《奧德賽》塑造奧德修斯英雄形象相反，在《潘妮洛普》中潘妮洛普嘲諷一個不具英雄氣概的奧德修斯：「有些人說，奧德修斯在一個迷人的島嶼上做了女神的貴客，兩人每晚都沉醉於愛欲的狂歡中；然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那只是個高級妓院，而他只是依賴老闆娘過活而已」（“Odysseus was the guest of a goddess on an enchanted isle, said some;…and the two of them made love deliriously every night; no, said others, it was just an expensive whorehouse, and he was sponging off the Madam”）（頁45）。潘妮洛普諷刺這個「高尚的版本」：「那些更高尚的版本，帶有怪物和女神的版本，而不是那些更骯髒的版本，帶有旅店老闆和妓女的版本。他講述了他發明的許多謊言，他給自己取的假名……我們兩個人——我們自己承認——都是資深且無恥的騙子。我們居然還相信對方說的話，真是不可思議。但我們相信了」 （“[t]he nobler versions, with the monsters and the goddesses, rather than the more sordid ones with the innkeepers and whores. He recounted the many lies he’d invented, the false names he’d given himself…the two of us were — by our own admission — proficient and shameless liars of long-standing. It’s a wonder either one of us believed a word the other said. But we did”）（頁85）。無論是愛特伍德或潘妮洛普，她們都沒有試圖證實這些敘述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然而，這兩個版本的並置表明了大多數經典作品中男性榮耀和英雄主義的幻象。
女僕們的幽靈為了正義而出現，為她們所遭受的不正當的絞刑求取正義，甚至設想未來父權制度將被推翻。她們要求一個適當且體面的葬禮：「你應該好好地埋葬我們。你應該為我們倒酒。你應該為我們的寬恕祈禱」（“You should have buried us properly. You should have poured wine over us. You should have prayed for our forgiveness”）（頁94）。然而她們不滿意，於是向復仇女神呼喊：「我們要求報復！我們援引血債血償的法律！我們召喚憤怒的神明！」（“[W]e demand retribution! We invoke the law of blood guilt! We call upon the Angry Ones!”（頁90）。透過她們的聲音與訴求，我們可以探索不同版本的故事並嘗試平反錯誤。她們不僅試圖瓦解父權制度，更強調了人權、性別平等以及對她們尊嚴的認可。女僕們的聲音響亮、多樣、直率且令人心碎：
我們是女僕
那些你殺害的
那些你辜負的
…
我們所做的
遠不及你所做的
你判我們為壞人
你有矛
你有話語權
你可以下令
we are the maids
the ones you killed
the ones you failed
…
we did much less
than what you did
you judged us bad
you had the spear
you had the word
at your command （頁11）
女僕們渴望擁有話語權，並洗清冤屈。即使在現代社會，對於性別或階級的偏見仍然存在，而她們的介入結果好壞參半。
《潘妮洛普》中幽靈介入有許多聲音浮現，使現代讀者能夠重新審視潘妮洛普和女僕們所承受的歧視、不公與暴力。她們的幽靈來訪成為真相的啟示。此外，男性和上層階級的權威或許會被愛特伍德的寫作所削弱，然而這又遠不足以給予位居社會底層十二位女僕身份與尊嚴：這十二位女僕沒有名字，僅用編號稱呼，反映了她們是奧德修斯的所有物及社會底層不值得被重視的生命存在：
我們沒有聲音
我們沒有名字
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只有一張臉
一張一樣的臉
we had no voice
we had no name
we had no choice
we had one face
one face the same （頁96）
從無名小卒變成有影響力的人需要打破既定秩序，仿佛時間已經脫軌。人們應該創造更多空間來聽取她們的意見，並讓更多的聲音浮現。
引用書目
Atwood, Margaret. The Penelopiad: The Myth of Penelope and Odysseus. Canongate Books, 2005.
Abraham, Nicolas. Notes on the Phantom: A Complement to Freud’s Metapsychology.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 Routledg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