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黃柏源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副教授

​

 

(一)

         機長廣播過後，飛機開始下降。

         繫上安全帶的提示燈亮起，空服員開始回收毛毯、耳機，詢問是否需要填寫入境卡。我緩緩睜眼，看見窗外雲層從厚重變成稀疏。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真的即將抵達巴黎。那個我從大學起就不斷聽老師們提起的城市。「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巴黎研討會」、「歐洲論壇」、「國際學術網絡」——這些詞彙曾經讓我覺得，學術是一場通往文明的朝聖。如今，這些字眼都出現在平板的行程上。

         我滑開平板，閱讀那篇即將發表的論文投影片：“Invisible Labour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aiwan”。題目看起來很厲害，但我寫作的內容其實連第二頁都撐不到。只是當時看到所辦轉發研討會的消息：在巴黎舉行！我立刻決定要出手一試。我從隨身碟中翻出大學時期的資料，抓了幾個關鍵詞丟入AI，AI便產出了三個標題供我挑選，我挑中其中一則，不一會兒便有了英文摘要，甚至還給了我法文版！我讀了讀，查了好幾個單字，心裡暗暗一驚：哇看起來挺屌的。沒多想，當晚就寄出了。沒想到一個半月後，我就收到消息：我要去巴黎了！

         空服員走了過來，微彎身子，堆起微笑：「先生，飛機即將降落，請你把平板關掉。」我猶豫了一會兒，站起來想把平板收進頭頂行李箱裡的後背包，卻又被空服員規勸先坐下。鄰座的法國人翻了個白眼。我想他是故意讓我看到的。

 

         走出機場，四月的巴黎下著毛毛雨，混著鐵鏽和咖啡渣的味道。地鐵的風從隧道裡湧出，像是某種古老腔腸動物的呼吸。我興奮地瀏覽一切。我想起大學時代在老師研究室裡，幫老師做投影片的時光。老師與碩班的學長姐談勞動倫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談文化轉譯與社會的共通精神，而我呢？我在一旁聆聽，幫老師的上課投影片排版、修圖、加動畫，或是幫忙在教學平台上批改作業、回訊息。看著他們在研究室裡侃侃而談，有時候羨慕，有時候我會想：這些想法我也能寫。

         有一次我陪老師參加國內研討會發表，發表完得到很多讚賞與問題，老師侃侃而談，得到一致好評。而我呢？老師只有在簡報末頁寫了「感謝研究助理姚同學協助」。那一行字，字體不過14號大小，幾乎被明亮的背景底色吞沒，只有姓氏沒有名字。但那份投影片幾乎全是我做的。老師只會把文字貼上去，還常常缺字漏圖。那晚老師請客的兩人慶功宴上，我多喝了兩杯，在心中對自己暗暗發誓：總有一天，我不要再當誰的助理，也要站在那投影幕前侃侃而談。

 

地鐵上人不少，我死命拉著行李、抓緊背包。巴黎的偷拐搶騙是出了名的。背包裡頭是我全部家當：補助核准函、機票、研討會邀請信，當然還有護照和錢包。邀請信的開頭寫著：“Dear Mr. Yao, We are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the biennial conference Media, Society and Culture…”我看了好幾次，得意洋洋。拿到研究室跟其他同學說嘴時，我原本還以為biennial與bienvenue是同樣意思，還笑話法國人英文果然不好，是要welcome幾次？！沒想到五年一貫的研究所同學Trista說：「班尼，biennial是兩年一次的意思，跟bienvenue無關。」

         ……就算是五年一貫的優秀學生也用不著這樣羞辱人吧。

 

         好不容易來到旅館，旅館實在有夠小。我不想睡只有床位的青年旅館，因為我跟那些想要浪跡天涯、只追求眼前享樂之人不一樣。況且，誰知道青年旅館裡面的人手腳是不是不乾淨？我在訂房網站上看了一間古色古香的旅館，房間寫著 12 sq. m.，我還慶幸著用著好價格挑了個寬敞的房間。結果進房後才發現，我與24吋行李箱根本無法同時在床上展開。四月了，行李裡我只帶了短袖與薄長袖，但好冷，旅館裡面也沒有足夠的暖氣。我打電話跟前台抱怨，但前台服務員的法國腔英文根本聽不懂，態度還很差。不得已之下，我只好多穿幾件短袖，再套上帽T準備睡覺。

         夜裡的旅館很安靜，窗外持續飄著細雨。我在床上滑著手機，看IG網紅們拍攝的「巴黎系列」短片：塞納河、可頌、香榭麗舍、馬卡龍、巴黎鐵塔、羅浮宮、奧賽美術館、左岸的散步。每則短片裡的法語溫柔，巴黎明亮，彷彿這城市與他們之間有浪漫的默契。

         雨水稍歇。我往外看，外頭的巴黎夜景，冷冽而有陌生的美。我把手機緊貼著窗玻璃拍照，想發一則限時動態，寫下：「夢想的起點，巴黎。」但當我點開相機時，卻意外開啟了前鏡頭，鏡頭裡的我臉色灰白、水腫、還擠出雙下巴，我趕快滑掉。窄小房間的牆上貼著一張我不知道是什麼電影的老海報，好像是一部愛情片，但又像是懸疑片。

         我應該要開始做投影片的。但，算了吧，反正研討會還有兩天。那些關於「演算法治理」、「平台化資本主義」、「勞動情感」的分析，AI大概比我更懂。而且我在巴黎呢。

 

(二)

         早上醒來的時候，窗玻璃上有雨滴。整夜冷風從窗台的裂縫滲透進來，連同雨滴的聲音一起。房間裡稀薄的暖氣悶著，我都得多吸兩口氣。我坐起身，順手拿起昨晚因疲倦而隨意丟在一旁的背包。拉鍊鬆開一道縫。我心裡一緊，手伸進包包撈了幾下。果然，錢包不見了。

         我把包裡的東西全倒在床上，翻了三遍。護照在，筆電在，平板在。錢包不在。

腦袋裡閃過的第一件事不是報案，而是：「那研討會要怎麼繳費？」然後才是：「幹！真的被偷了！」、「要怎麼報案？」

 

         下樓到櫃台，前台的女服務員正忙著滑手機，我站在旁邊等。她放下手機，面無表情地看我。

         “Excuse me, my wallet was stolen. Maybe here, maybe metro.”我對她說。

         她熟練地從抽屜拿出一張小單子，上面寫著：“If stolen, report to the police. Gare du Nord.”

         “What is Gare du Nord?” 我試圖複誦。

         “It is a metro station.” 她補了一句，“Sorry, we cannot help, monsieur.”語氣平平，沒有h的音。

         “Where is it? How do I get there?”

         “You Google it.” 她沒好氣地說。 

         我握著那張小單子，走出旅館大門。雨滴落在石板路上，聲音清脆卻冰冷。門旁有一隻躲雨的鴿子，有些急躁地來回踱步。

         我往地鐵站方向走，邊走邊想著：「這種倒楣事，我怎麼會碰上？」一邊把護照牢牢握在手裡，但地鐵站人來人往，我被撞了一下，護照落在地上。大頭照沾上雨滴，看起來就更狼狽了些。大頭照旁寫著YAO, LE-YI。

         我愣了兩秒，忽然想起那張所辦助理印的海報。

 

         那大概是一兩個月前的事。

         申請補助的結果出來，所辦助理興奮地跑來：「恭喜欸，出國研討會補助通過了耶！我們要做張海報貼在公佈欄！順便發一則動態新聞到學校首頁。海報做好後，你再來跟海報拍照喔！」

         我嘴上說著：「不用啦！太客氣了啦！」，心裡卻爽得不得了。就我所知，申請得到出國參加研討會補助的碩士生很少。

         一週後我正要去研究生研究室時，經過所辦走廊，我一眼就看到那張海報。彩色的背景、醒目的大字，上頭寫著：「狂賀！碩一同學姚樂析　榮獲校內研究生出國研討會補助！」

         我整個人僵在那裡。那個「析」黑得發亮，像是有人在我名字上潑了一桶墨。

         我衝進所辦，質問道：「外面的海報誰做的？名字是錯的！」

         大學部工讀生嚇一跳，忙著道歉：「學長，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啊，可能是輸入時按太快，才把『沂』打成『析』了！」

         「木字邊跟水字邊長一樣嗎？況且發音也不一樣啊！」我聲音有點破。

         她低頭改，嘴裡小聲嘀咕：「沒差啦！反正大家知道是你啦。」

         「不是啊！大家知道是我，但是這是你的工作耶！工、讀、生！」我忍不住吼出來。「連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好！況且，你申請得到這種補助嗎？」

         話一出口，整個辦公室都靜下來。

 

         所長剛好從影印機那邊走出來，手上還拿著剛印好的上課講義。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只輕輕咳了一聲，就離開了。

         我沒說什麼，撕下海報，拿回去研究生研究室，用碎紙機碎掉。

         過沒幾天，研究生之間都傳得沸沸湯湯，聽說所長特地把我打算簽的指導教授叫去辦公室，提醒她：「史老師啊，你是新來的。我想提醒你，有些學生有時候比較……喜歡自我包裝、很自以為是。在收指導學生的時候，要多探聽一下。」

         拜託。所長也不看看自己！如果不是教研究方法這種必修課，誰想修他的課？他坐穩的那些「名聲」，難道不是靠一次次被寫進計畫、被掛上署名、被演講邀請堆疊起來的？而且，誰不需要包裝？只是他們的包裝叫「學術聲望」，我的包裝就叫「自以為是」。

         管他的。反正我簽得到指導教授就好了。

 

         雨越下越大，地鐵吹出來的風挾帶著潮濕飽和的氣味，像小時候被外婆家的厚重棉被悶著。我喘口氣，依著地圖指引去了警局報案。說明來意後，櫃台的警官用例行公事的口氣：“Name?”

         我說：“Yao, Le-Yi.”

         他先是問我怎麼拼，但很快就放棄了，然後遞給我一枝筆：“Fill out the form here.” 沒有h的音，也沒有please.

         我拿過鋼筆，髮絲上的水滴到字上，墨水暈開，只依稀辨認得出L跟i。「媽的！」我啐了一聲。

         “Sorry, can I change that? Or can I have a new form?”我問。

         警官看了一眼表格，嘴裡嘟噥著一串我聽不懂的法文：“Yao Li?”

         “No, no, no. It’s Yao, Le-Yi. Y-A-O, L-E-Y-I.”

         他隨手搶過我的表格，粗魯地劃掉名字，上面寫著YAOLEYI，沒有連字符。“This OK with you?”他隨手比了個OK的符號。

         “Uh… I guess so.” 我笑得很僵。

         他聳聳肩：“We call you when we find your phone, ok? Sign here.”一樣沒有h的音，也沒有please。

 

 (三)

         報到台前隊伍不長。雖然還下雨，但每個人都乾爽鮮明得像是自帶濾鏡。他們彼此認識，談笑風生，指尖刁著信用卡。只有我，手裡捏著邀請函，紙張被雨水浸軟，像一紙不被承認的證明。

         工作人員抬頭，雖然帶著微笑，但眼神銳利得像影印機的掃描光儀。

         “Name, please?”

         我報出名字，音節咬得很用力，彷彿只要我把它說準，它就不會再變形。

         她們在發表人區塊的名單上來回搜尋，嘴裡覆誦我的名字：“Yao, Yao, Yao…Ah, voilà!” 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從抽屜抽出名牌，遞過來。塑膠套裡的紙卡乾乾淨淨，上面印著我的姓氏與名字拼音，下面還有學校名稱。字體很正式，像終於獲得系統承認的授權。我盯著那行字，腦中卻浮出那張海報上印錯的「析」。那個錯字像枚釘子，釘在我喉頭。

         “Payment?” 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說。

         我喉嚨一緊：“My wallet is…was… stolen.” 我從外套口袋掏出報案單。紙張因潮濕而黏在一起，無法攤開。

         她沒有驚訝，甚至沒有抬眉毛，只把手指往桌上一張小卡片點了一下，上面寫著：CARD ONLY。

         “Cash?” 我試探。

         “Mais non. Card only.”

         我又說：“I have… cheque? Traveller’s cheque?”

         終於她抬眼一秒，和旁邊的人交換了個眼神與幾句短語，幾個人都笑出一聲很輕的氣音。我雙臉發熱，感覺自己彷彿盜墓賊，還企圖拿偷來的古董鑰匙開自動門。

         “Sorry. CARD ONLY.” 她又指了指。

         那一秒我很想罵髒話。旅行支票！都是我媽硬塞給我的。出門前她堅持把那張旅行支票塞到我手裡，語氣慎重：「這個要帶，萬一怎麼樣至少還有退路。」我翻白眼翻到後腦勺！這年頭，到底誰還在用旅行支票？巴黎又不是荒島！」她不理我，只重複：「帶著就對了啦。」「好啦好啦！」我一把搶過來，把它塞進行李最深處，把老人的堅持塞進年輕人的不耐煩裡，塞到我自己都快忘了它的存在。

         昨天報完案，我才想起行李夾層裡的那張旅行支票：紙面乾燥，邊緣整齊，彷彿亞熱帶的氣候還沒被巴黎的雨淋濕。它在我的手裡尷尬得發燙。

         我抬頭，想再爭取一次：“Sorry, I only have this. It’s… emergency?” 我緊張地把肯定句都咬成了疑問句。

         工作人員的表情沒有變。她轉頭跟其他人交談，聳了聳肩，抽回名牌。我的名牌留在桌上，像一張暫扣的身分。她請我先離開隊伍，讓後面的人可以先報到。

         “Thank God! Finally!” 後面的美國男士以略大的音量抱怨。我相信他是故意讓我聽到的。

         我被退回那個「缺件」的類別，等待審判。

 

         等待的時候，有人輕拍我的肩膀。

         我回頭，差點以為要被哪個排隊不耐煩的人找碴。小雨、寒冷、地鐵的風、警局與報到處的嘟噥法文，全都還黏在我身上，像在街上踩到嘔吐物一樣地不快。我抬眼，看見一張我沒想過會在巴黎看見的臉。

         Trista。

         她穿著短外套與洋裝，表情與肢體動作都輕鬆寫意、毫無違和地融入這場合。她笑得很自然，像只是去藥妝店或麵包舖路上經過，意外撞見我。

         「班尼！」她爽朗地大叫，像我不夠引人注目似的。「我跟我爸媽正好來巴黎找朋友，剛好看到你限動，我就想說：『對耶，你不是在巴黎發表嗎？那一定要來聽啊！』」她露出慧黠的笑容：「我順便來幫你拍照。不然你怎麼核銷？」

我嘴角抽了一下。這下好了，連我的尷尬都有觀眾。

         她身旁站著一個人。那人站姿很穩，像一堵熟悉的牆。他對我微笑。我的心往下一沉：那是我大學時代的大專生計畫指導教授J。

         他的眼神比想像中溫和，甚至帶著點久別重逢的欣慰。他伸手出來，我握住，好像要確認彼此還存在。

         「你真的來巴黎了。」J教授說：「我記得你特別喜歡法國的理論家。」聲音不大，卻比這幾天所有的語言文字都清楚。「對了，也恭喜你，我剛剛聽你同學說，你拿到校內研究生出國開會補助啊！真厲害！」

         我張嘴，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想求救AI。

         看著我滿臉愁容與尷尬，Trista很快瞭解了狀況。她總是反應很快。她走向工作人員，用流利的法文說明我的狀況，語氣像替我把自己整理成一份可受理的文件。接著，她掏出卡片，像掏出我永遠拿不出的自信，刷卡支付。

         “Done.” 她拍拍我的肩膀，燦笑著像是救生員救起溺水之人。「喏，手機截圖我傳給你了喔，上面就是台幣支付金額。你回臺灣再還我就好。」

         那一瞬間，我幾乎下意識地要發脾氣，因為那個拍肩膀的動作太像某種安慰。安慰意味著我真的很狼狽，而我討厭自己需要安慰。

         「我明天去找地方兌換旅行支票，再還你現金。」我乾硬又頹喪地說。

         「旅行支票？」Trista毫不造作地大笑：「天哪！『旅行支票』！好舊喔！我好久沒聽到這四個字了！」大學時代的指導教授也笑了。Trista接著說：「沒關係啦，你那張『旅行支票』先留著用。反正我跟我爸媽出來，花不了什麼錢。」

         我把名牌別上胸前。一不小心，別針刺進胸口的皮肉，在白色襯衫上滲出細小的血點，像提醒我：這不是勳章，只是一張可供辨認的標籤。

 

         我是下午的場次發表。提早到了會場，我把投影片預先傳送到桌面上，並趁著其他發表人到達之前，一頁頁再度檢視過。字體一致、圖表漂亮、關鍵詞加粗。我站在講台旁，一次次核對平板上AI生成的稿子，用自己的語氣再順過一次，把不清楚的專有名詞額外註記，以免被問倒。

         我是這場次發表的最後一個。另外兩位發表人順暢地發表完了。終於輪到我了。聽著場次主持人介紹我，艱難地發出Yao Le Yi三個音節。我擠出勉強的微笑。看著投影幕，我忽然想起大學時代起的想望。現在我真的站上台，卻覺得自己像站在一張放大版的海報前：名字對了，但內容彷彿又哪裡出了錯。

         Trista坐在第三排，對我比了個加油的手勢，還把手機舉起來。在她身旁，我大學時代的指導教授J坐姿端正，雙手交疊在膝上。我想起來，聆聽我大學時期大專生計畫發表時，他也是同樣的表情與坐姿。

         我開始講，聲音一開始緊張得有點飄，猶如靈魂與肉體還因為時差而無法同步。但講到第四張投影片時，我竟慢慢穩了下來。反正講的是臺灣的勞動狀況，誰會清楚細節？只要我看起來知道自己在幹嘛就好。過去兩天，我把AI生成的稿子背得滾瓜爛熟，把AI生成的投影片編輯得更完整。我熟悉被投影幕照亮的乾淨版面。我甚至熟悉怎麼用專有名詞把空白填滿：在「演算法治理」後面補一個“outsourcing”、在「平台化資本主義」前面加一個“structural”，像在句子上灑上星塵與亮粉。

         台下聽眾有人點頭，有人飛快地在紙上抄寫著什麼。有人則舉起手機，拍攝投影片畫面。我瞥見Trista也舉起手機拍了好幾張。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我吞了一口口水，總結。

台下觀眾的掌聲來得快，卻讓我一瞬間想哭。不是感動，是鬆了一口氣。下了台，我試圖解開西裝外套上的扣子坐下，但扣子始終牢固。我這才想起這是借來的，並不合身。

         Q&A 開始時，我的心臟開始用力敲擊肋骨。不過大概是觀眾對於碩士生的發表不熱衷，又或是對於臺灣的勞動現狀不清楚，連續幾個問題都不是針對我提問。我心想就快要安全下莊時，我看到那隻手慢慢舉起來。

是他。

         J教授微微一笑，語氣平穩，像真的在鼓勵我：「謝謝你的發表，對於臺灣的勞動現況做出相當有趣的觀察。」J教授以他純正的美式口音繼續說道：「以碩士生而言，這真的做得非常好。因此，我很好奇：這麼棒的研究靈感是從哪裡來的？」

         台下聽眾有好幾個人點頭。Trista也饒富興味地看著我，舉起手機，等著我的回答。

         我愣了幾秒，視線落在投影幕上那個標題：Invisible Labour。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所謂看不見的勞動，不只是在教學平台上幫老師回訊息、改作業、做情緒工；也包括我這個人：我把別人的研究搬進自己的投影片，把別人的靈感打磨成自己的口條，然後站在這裡，等著被看見。

 

         我腦中閃回某個時刻。

         大學畢業時，J教授請我把他的研究檔案整理好，儲存在行動硬碟，交接給同班五年一貫往上讀碩的同學。J教授的美式作風，全然信任指導學生，每個人都打了一把鑰匙，我也有其中一把。那天，我坐在老師的桌機前，正把檔案分門別類。匆忙趕去教室上課前，J教授說，「有你在我就不關門囉。」

         聽著J教授的腳步聲遠去，亮著的螢幕上，我瞥見桌面的角落開著資料夾「未來計畫」。點開來，顯然都是老師的研究靈感。有些是音檔，是老師平時的習慣，把一些想法用錄音的方式儲存下來；有些是PDF檔，是我們研究助理幫老師整理過的文獻；有些則是文字檔，是研究計畫的骨架與雛形。我點開其中一份文字檔，上面寫著幾個關鍵字 “invisible labour”, “digital economy”, “Taiwan?”，還有一份簡短的摘要，跟寫了一半的introduction。我讀了一次，真精彩，但感覺好像偷看了老師的隱私，我趕忙把視窗關掉。

         本來啦，我是想藉機把資料夾內的某些文獻拷貝一份，想說可以帶到研究所寫報告或論文時使用。但這題目太有意思了，是我一直以為自己也能寫、卻永遠寫不出來的那種東西。

         我又再次點開檔案，再拜讀一次。

         我偷偷掏出褲袋裡的隨身碟插進USB插槽。剪下。貼上。

         進度條跑得很快，但又好像跑得很慢。那幾秒長得像一場儀式。我吞了幾次口水。完成的瞬間，我試圖說服自己：反正J教授有這麼多計畫靈感，不差這一個；反正他不會記得的；反正這些東西放在他電腦裡也是放著，只有被我拿來用時，才算讓它活起來……

         而現在，那份被復活的檔案，正停在投影幕上，等我釐清它的身世。

 

         我對著麥克風，清了清喉嚨，嘴角扯出個我自己都覺得陌生的笑。“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我滑了幾下平板的頁面，流暢而不帶情緒地回答：“呃，The inspiration actually, you know, come from…sorry, it came from my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aiwan’s digital labour landscape…”

         好在我早就請 AI 列了十個可能被問到的 Q&A。這是第八個。我的嘴巴比腦袋先抵達終點。我把答案讀出來，補了一句：「我希望這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謝謝你的分享。」J 教授開口時，語氣依舊平穩，甚至帶著一種師長輩特有的關懷。他在筆記本上輕輕畫了一個圈，才抬起頭看向我，語氣不疾不徐，像是在替我收尾、甚至替我加分。

         「我很驚訝，能在這裡聽到如此精闢的論點，尤其是關於勞動中的隱形性部分。」他說，「你抓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invisible labour” 往往不是看不見，而是被藏起來。」他停頓了一下。那一秒鐘的空白，麥克風斷斷續續的低鳴，像我心虛的脈搏。「而且你用的這些關鍵詞，很有記憶點。」他微笑，像在稱讚我的眼光。「多虧了你，才讓這些長久被忽略的層面被挖出來看見。希望你回臺灣後，能將那些『被隱藏』的部分揭露出來。畢竟，真實的勞動雖然辛苦，卻值得被看見。」

         我點頭，再度擠出笑容，以略乾的聲音回答：“Thank you, Professor.” 。我彷彿聽見他合上筆記本時，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叩」響。

 

         發表結束後，Trista 立刻衝過來，興奮得像是我剛抽中交換禮物的最大獎。

         「班尼！你很棒！我幫你拍了很多張帥照喔！剛剛都用 IG 傳給你了！還幫你發了限動喔！」她邊說邊點開IG的頁面，把手機湊到我眼前。「欸，而且剛剛你老師那句話很讚耶。」Trista 的眼睛與螢幕一起發亮：「你看，我還把那句話打在限動上：“Invisible labour is not invisible; it is hidden.” 超有feel的！」

         我盯著她螢幕上的字。原來今天最像樣的句子，甚至不是我說的。

         我恍恍惚惚，還在想著要怎樣面對J教授。但他沒有過來與我攀談。他像完成了件必須完成的事。他收起筆記本，站起來，把公事包提在手上。離開前，他對我點點頭，視線從我胸前名牌掃過，沒有笑容，走了。步伐不快也不慢。從頭到尾，溫柔的他都沒有讓我難堪。

 

（四）

         藉口時差還沒調整過來，發表完很疲倦，我婉拒了Trista一起「慶功宴」的邀約。Trista不置可否說道：「那好吧，那就回臺灣見囉。」她瀟灑轉身離開時，又回過頭開玩笑說：「記得要還我『急難救助金』喔。」

 

         回旅館的路上，我還是冒雨去了一趟兌換旅行支票的地方。那間兌換處在香榭大道附近巷弄內的小店鋪，門面不是特別明亮。玻璃窗裡閃耀著各種語言的匯率看板。我把旅行支票遞出去，手心出汗。櫃檯人員看了一眼，像博物館人員檢查入場券。他嘴角有種微妙的耐心，像在陪我執行過時的儀式。他叫我出示護照，又請我在橫線上簽名。接過旅行支票，他拿著支票在檯燈下照了照。他從抽屜裡掏出一疊薄薄的現金，點了點，整疊放進他身後的點鈔機，450歐。

         “500 Euros? No?” 我急切問道。

         他指了指張貼在櫃臺上的紙張：手續費10%。

         我想抱怨，卻找不到句子。最後我只好摸摸鼻子，把那疊紙鈔塞進口袋。

 

         接下來幾天，我還是去了該去的景點：羅浮宮、奧賽、巴黎鐵塔、塞納河。它們都在那裡，像投影片上的插圖，等著我像註解文字被插入。雨沒停過，巴黎的灰像一層薄薄的膜黏在街道上。尿液的氣味、發酸的垃圾、路邊被踩爛的菸屁股，我小心翼翼地走著，深怕髒水噴到小白鞋上，更怕鞋子濕了沒有替換的另一雙。

         我也發了好幾張限時動態，密密麻麻的進度條頂著虛線。每一張都套用略帶粉色的「巴黎」濾鏡，但灰濛的天空套上濾鏡，像老鼠的爪子。回到旅館打開相簿時，每一張都普通得可怕：鐵塔像是電塔，塞納河像一條疲倦的水溝，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被雨滴打得像骯髒的稜鏡。不敢請路人拍照的我，每張自拍照都比例失衡，荒唐得可笑。我在左岸的書報攤買了幾個紀念品，磁鐵、明信片、小小的鐵塔鑰匙圈。它們便宜、輕巧，卻是唯一可以用來證明「我來過」的證據。

 

         回國前一晚，我開始整理行李。我把剩下的現金壓在護照旁邊，連同皺巴巴的報案單放入背包。把衣服捲好，把紀念品塞進行李箱角落。行李箱合上的時候，我忽然鬆了一口氣，這趟旅程終於可以被我收拾起來。

         我蹲下來想把最後一件外套塞進箱體，視線落在床頭檯燈下的地毯上。

         我的錢包就在那裡。黑色的，扁扁的，像一隻死得很安靜而透徹的昆蟲。它在地毯上，躺得那麼靜默而自然。

         我伸手把它撿起來。

         我坐在床沿，打開錢包。信用卡與現鈔都在。我特地為了這場研討會印的名片也在。名片上的姓名是凸版印刷，我的指腹摩挲光滑面上精緻的凹凸筆畫——傻子，誰會跟我要名片？

 

 

         我是被陽光喚醒的。

         陽光穿透入窗，旅館那面一直陰鬱著的牆忽然變得開朗，窗外的街道也乾淨得像剛被刷洗過。我拉開窗，第一次在巴黎聞到沒有古老氣息的風，而是一種輕柔得讓人想哭的清爽、新綠，混著早晨的咖啡香與麵包香。

         我站在窗前看了一會兒。我終於等到巴黎像照片裡那樣發亮了。但我已沒有時間再次確認，那些景點在陽光下是否真的比較像樣。

         這片晴朗不過是催促我離開的信號。我在旅館裡喬好角度，拍了燦笑的離別自拍照。在這樣通透的陽光下， “I ❤ Paris!”的T恤，忘記套用濾鏡的愛心紅得過份而可笑。

         關上房間門，拉起行李箱，輪軸悶聲滾過，我轉身走入只有稀薄日光的廊道。有些風景註定只存在於別人的限動裡，而那是我從未真正抵達過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