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Manuscripts to Modernity: The Afterlives and Otherlives of Pre-Modern Literature”
UNIQ Trilateral Alliance Workshop
三校聯盟工作坊活動側記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九州大學及美國伊利諾大學於2024年成立三校聯合中心，致力於系統化地推動三校於醫學、工程、農業、及人文社學等領域的師生交流與研究合作。本次工作坊便是今年度三校聯盟文學工作坊計畫中的第一場，由臺灣大學主辦，邀請另外兩校的計畫合作主持人來參與。本次工作坊以「改編（adaptation）」與「中世紀文學」為兩大核心框架，從一個關鍵命題出發：文學如何由文學生成？正如劉雅詩老師於工作坊一開始所強調的，藝術創造藝術，文學從來不是憑空誕生的。所有文本都在召喚、挪用、重寫其他文本，構成一個不斷演化的文化拼貼。改編並非次級的創作形式，而是一種使思想與敘事得以反覆被創造的過程；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傳統得以延續，同時也激發出新的想像與可能性。
劉老師提出，Julie Sanders 曾說，改編既是再詮釋，也是再創造；我們之所以能認出改編作品，正因為它們如同重寫本（palimpsest），在新的文本表層之下，仍隱約回響著舊作的痕跡，使記憶中的文本彼此共振。這樣的觀點，尤其適合用來理解中世紀文學。因為正如 C. S. Lewis 所言，中世紀作者或許是「最不原創的」，因為他們幾乎不寫前人未曾書寫的題材；但他們同時也是「最原創的」，因為他們總能以高度具象而感官化的想像力，讓抽象變得可感、讓靜止化為湧動，為既有文本灌注全新的生命。在這樣的理論視野下，本次工作坊將「改編」視為一種橫跨時間、文化與危機的文學實踐。
在這樣的框架之下，Professor Britton Elliott Brooks 的演講聚焦於古英語詩《馬爾登之戰》（The Battle of Maldon）與 Paul Kingsnorth 的小說《覺醒》（The Wake）。兩部作品之間的跨世紀對話，開啟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閱讀視角：當世界已然崩解，人要如何繼續生活？而當文化、語言與價值體系瓦解之後，我們又能立足於何處？《馬爾登之戰》以古英語寫成，其鏗鏘有力的語言緊密連結於身體動作、武器碰撞與英雄行動。詩中對領主與侍從之間極端忠誠的描寫，深深植根於《貝武夫》（Beowulf）所代表的英雄倫理世界。然而，詩中領主 Byrhtnoth 出於驕傲而允許敵人渡河，最終卻導致全軍覆沒。若結合其後的歷史結果——英格蘭政治秩序的崩解與王權更迭——這首詩是否同時也是對一套逐漸失效之價值體系的反思，而不僅僅是對英雄精神的歌頌？Professor Brooks 指出，《馬爾登之戰》在近代的詮釋之中，經常被閱讀為「光榮失敗」的象徵，甚至被投射為民族精神的核心；然而，這樣的浪漫化理解，往往遮蔽了詩中早已浮現的危機意識。
這種末日感，在 Kingsnorth 的《覺醒》中被推至極致，他的思想歷程形成一種觀點：環境崩潰並非單純的文化或政治問題，而是一場更深層的精神失序。這套思想轉化為對「機器」的批判——一個追求最佳化、商品化與技術超越的現代系統，使人類忘記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甚至企圖成為神。
《覺醒》的故事背景設定於諾曼征服之後，卻刻意以近乎末日廢墟的筆法，書寫一個早已消失的世界。Kingsnorth 以混雜古英語與現代英語的自創語言進行書寫，將讀者帶入當時的歷史情境，迫使讀者從被征服者的視角直接感受語言入侵所造成的失根與異化，面對一個逐步崩塌、並與土地失去精神連結的世界。主角 Buccmaster 並非英雄，而是一個在孤立中逐步走向瘋狂的人。他對過去的執念，最終只留下 “it didn’t work” 的絕望低語。透過他的失敗，小說迫使讀者思考：後末日敘事從來不是關於未來，而是攸關在現世的瓦礫之中，人究竟何去何從？
在隨後的小組討論中，與會者也反思「純粹過去」的神話及其不可回返性。相較於《馬爾登之戰》中，集體情感凝聚於一場英雄性的死亡，《覺醒》 則呈現出徹底的孤立與疏離；而小說所建構的「英格蘭性」，也因其陌生與不安而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Professor Eleonora Stoppino 的演講，則將焦點轉向另一場文明斷裂——黑死病。《十日談》（The Decameron）以「人性」（umana）一詞開篇，在黑死病徹底摧毀社會秩序的歷史情境中，直指一個根本提問：在災難之中，人該如何保有自己的人性？在倫理邊界、生死儀式與社會規範全面崩解的時刻，人類如禽獸般大量死去，動物卻彷彿仍能維持某種秩序，人與非人之間的界線因此被深刻動搖。這種跨物種的共同脆弱性，促成了一種早期的跨物種關愛，也可視為近代寵物文化興起的歷史背景之一；它不僅重新界定了「人性」的內涵，也擴展了人性所能涵納的倫理與情感範圍。
《十日談》透過多重敘事聲音、性別位置與文類形式的交錯，建構出一個暫時將衝突與死亡排除在外的微型烏托邦社會。作為作品的收尾，葛麗瑟達（Griselda）的故事將全書反覆追問的「人性」問題推向極限：若說作品以瘟疫造成的人性崩解作為開端，葛麗瑟達的故事，便是在秩序試圖重建之際，反過來檢驗人在何種條件之下仍可以被視為「人」。傳統詮釋往往將葛麗瑟達視為忍耐與順服的典範，甚至賦予其基督式受難者的形象；然而，這樣的閱讀在性別權力關係的脈絡中顯得明顯不足。故事中，丈夫對葛麗瑟達施加的試煉，並非單純的「殘酷」；正如義大利文原文所暗示的，其行為更接近於一種「獸性」（bestiality）的展現，使施暴者自身反而滑向非人的位置。因此，作為《十日談》的終章，葛麗瑟達的故事並未帶來和解或昇華，而是留下對於何謂人性令人不安的提問。故事情節動搖了婚姻、倫理與秩序的基礎，也迫使讀者重新思考那條看似穩固、卻極易崩塌的人與非人之間的界線。
工作坊最後一個環節，由劉雅詩教授帶領，聚焦於 Margaret Atwood 的 “Impatient Griselda”。2020 年疫情期間，《十日談》在全球意外售罄，隨之浮現一個提問：如果我們為自身的隔離時代書寫一部《十日談》，它會是什麼模樣？這個問題促成了 Stories from Quarantine 的出版，而 Atwood 的作品正是其中一個故事。在工作坊中，與會者一同觀看 Atwood 於 2023 年多倫多國際作家節的現場朗讀。她透過一位外星人敘事者，在人類被瘟疫隔離的情境中重述葛麗瑟達的故事。劉老師請大家特別留意Atwood如何以冷靜而荒謬的語氣，透過食人意象與對性器官的高度物化描寫，翻轉性別乃至物種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揭露原作中深植於性、婚姻與支配結構中的非人性暴力。
在隨後的小組討論中，與會者提出，Atwood 以非人的視角觀看人類，反而迫使讀者重新思考「何謂人性」：所謂的殘忍、獸性與暴力，是否正源自人類社會自身的制度與親密關係？故事最終以反高潮而幽默的方式收束，使不可承受的非人之舉轉化為黑暗喜劇；此一改寫既回應《十日談》的敘事傳統，也將「改編」推向一個跨物種、跨性別、跨媒介的當代倫理提問。
在工作坊的結尾，Professor Stoppino 指出，《十日談》是一部由不斷「說話」所構成的作品，而葛麗瑟達的故事卻反其道而行，其核心正是沉默——一個女性始終未曾真正說出自己故事的故事。Atwood 在 “Impatient Griselda” 中藉由那位不斷強調「這不是我的故事」的外星敘事者，尖銳地揭示了葛麗瑟達，如同歷史中的無數女性，其生命經驗總是被他者代言。Professor Stoppino 進一步指出，這樣的處理方式並非對薄伽丘（Boccaccio）的背離，而是一種深刻的呼應；她甚至幽默地表示，薄伽丘會喜歡那位外星人，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本來就是那隻外星人。
Professor Brooks 則回到改編的根本意義，強調文學正是透過語言、文化與歷史之間錯綜交織，而就是因為在這種美麗的混亂之中，我們才能說出原本無法說出口的話，並以新的角度重新看待熟悉的事物。他再次提醒我們，改編往往不是關於過去，而是關於「此刻」：那些我們反覆講述的故事，將如何繼續被呼吸、被賦予生命？唯有在不斷重述與轉化之中，故事才能保持活力。最後，他鼓勵我們思考：在走出這個空間、回到自己的世界之後，我們該以何種方式繼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