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榆晴（以下簡稱王）：首先我想先談一下我的訪談問題的發想。認識您或讀過您的論文、專書的人應該都知道，您的起心動念都是為了動保，所以問題的安排順序會以此開始，請老師談動物對您的影響。接著，會想請老師分享您在教學現場的觀察，一方面是因為通常我們都是經由老師們的研究發表來認識老師，很少有機會聽到教學現況。您在臺大的通識課「文學、動物與社會」開設了十幾年，想必有來自各領域學生的修課，從您的專書中有時也會看到學生的回饋，以及您將其轉化成思考另一種想法的起點。另一方面，據我瞭解，有些動物相關的跨領域通識課，會集結生醫、人文藝術、哲學領域等專家學者輪流上課，例如各自介紹生醫如何看待實驗動物、藝術表演如何演繹動物性、文學作品如何再現動物等。剛好前幾天（7月3日）我受邀參與英美文學學會主辦的「跨領域研究工作坊：博後研究是在甚麼的？」，其中一個收穫就是評論人孫小玉老師所提到的，我們要問自己跨領域的跨，到底是跨什麼？為何要跨？我很好奇在這樣的跨領域通識課中，學生接收到的會是什麼，所以想聽聽您的課程安排以及您對跨領域課程的想法。再者，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您的著作中會這麼強調回應的倫理，以及情感作為倫理契機與改變的起點？強調契機與起點的論述方式，和我讀到的一般人文學科論文很不同，我隱約覺得目前人文學科似乎有種壓抑情感、保持距離、重視史料的傾向。我的博士論文、博後研究主軸也是回應的倫理，某種程度上有受到您的影響，那是我很有共鳴以及感動的地方，雖然我們援引的理論不盡相同。我對您的目前的研究計畫題目「與多物種共哀：動物研究的未來」很感興趣，我在進行多物種、同伴動物親屬研究過程中，常常看到說故事的重要性與共哀的論述，很想聽聽您的看法。最後，也希望請您談談您目前擔任文學二召集人的一些學門規畫與想法。

 

王：您的學術生活與您在動保運動上的實踐，緊密交織不可切割。您與同伴動物的關係或者與其他物種的虛擬／實際遭逢，也牽動著您的研究計畫、專書主題與課程安排等。可否請您簡單分享您的學術研究軌跡與動物之間的羈絆？動物如何影響您學術生活中的某些重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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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以下簡稱黃）：其實這兩者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緊密不可分割。我關心動保有更長久的歷史，但以前不會特別把自己關心動物的作為定義為做動保。在生命經驗裡遇到的動物，理所當然地——最初以同伴動物為主——能夠幫助牠們就想要幫助牠們，這跟小時候家裡養狗的經驗是有關的。後來臺灣社會動保意識開始萌芽，有比較多相關的團體出現，於是我也會加入一些倡議行動。不過那時候動保和我的學術仍是分開的。我碩論是做弱勢族裔研究，碩班修課時則對性別研究、後殖民以及批判理論都滿感興趣的。博班的時候接觸精神分析，好像遇到了真正非常想念的東西，覺得它可以回應跟解決一些我對性別的思考，例如我自己成長過程中對於女性身份的一些不適應、懷疑，精神分析都提供了一些答案。我也很想知道精神分析能不能幫助我去面對生活中某些低落的時刻，可能就像現在選修我精神分析課程的學生一樣吧？所以現在每次開精神分析的課，反而都要在一開始就先告誡學生：「經過我自己長年的體驗，精神分析只能幫助你瞭解你為什麼不快樂，但是不會讓你變得比較快樂」，免得學生像我當初一樣對精神分析有妄念，甚至認為修了這個課就可以無師自通、不用去找分析師或諮商師諮詢解決自己的情緒困擾。精神分析當然對我還是有正面的影響跟啟發，但能不能讓人從黑暗憂鬱變成豁然開朗？顯然不太可能。撇開精神分析的「用處」不談，我覺得精神分析對我而言是始終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所以博論主題是從精神分析觀點閱讀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開始在外文系教書的時候，前一兩年也開過喬伊斯相關的專題。應該是一個機緣吧，博士班的時候談德義神父（Father Demers）剛好開課教《尤利西斯》，我覺得這種天書等級的著作如果不是有這樣的專家導讀，我大概不可能自己去讀，就修了這門課，到現在還是覺得，厲害的小說家對於人性的洞見或說對於世界的觀察，跟精神分析理論所看到的東西，真的可以相互驗證。不過因為我還是對理論更感興趣，所以後來沒有延續喬伊斯研究，不管是寫論文還是開課，都是以精神分析和性別研究為主，例如我開過「女性身體與性別文化」這門外文系大學部的選修課。

 

真正轉向做動物研究是大約二〇〇六年開始，那時動物研究不像近年這樣，因為後人類、新物質主義等論述的崛起而連帶受到注意。我剛開始做動物研究的時候，國外已經有一段時間的累積了，但國內可能連起步都還談不上。回想起來，自己會有這樣的轉向，關鍵應該是我開了「文學、動物與社會」這門課，配合開課的需求，才轉做動物研究。我之前一直想把學術和動保實踐分開，是因為生活已經為了從事動保、照顧動物頗有壓力了，如果我的研究跟教學也都環繞著動物的話，我擔心壓力會更大。為什麼開動物的課壓力特別大？因為我可以想像我會需要回答哪些在做動保的過程中反覆被質疑的問題：「你吃不吃肉？」「你打不打蚊子？」或者是「保護動物是因為動物可憐嗎？那你洗手時把細菌都洗掉了，細菌就不可憐？」簡單來說，我在生活中已經被看待為動保激進份子，如果教學時也要承受這樣的壓力，去回應這些鬼打牆的問題，我怕我沒有足夠的耐性，和顏悅色地回答學生。

 

後來終於決定不再逃避，要開這門課，背後的關鍵因素是我的貓Kiki，牠去年過世了。我其實一九九九年就在臺大教書了，可是到二○○六年才開「文學、動物與社會」，算是拖了滿久的。那一年開課，是因為發現Kiki長了惡性乳腺腫瘤。她那時候年齡很小，才四歲左右，這對我的打擊非常大，我進入了一段沒有辦法好好上課的時間，每天想的就是要回家照顧她。一陣子之後，我整個人變得非常地消沉，我心想如此對她也沒有好處，是不是應該振作起來做點什麼？雖然我那時候教課與研究還沒有碰觸到動物研究，可是已經持續做了很長時間的動保。在除了關心Kiki之外什麼也不想做的那段時間，我自我質疑，難道我所謂的動保只是在乎自己的貓嗎？現在的我不太會這樣自我質疑了，甚至會不服氣地想，對，我就是在乎我的貓又怎樣？她足以撐住我，我當然需要在乎。但那時候年輕，很容易自我質疑，加上發現自己沮喪度日也不能改變什麼，就想要開一門跟動物有關的課，心想如果我開的這門課真的能夠幫助一些動物，說不定某種善的循環可以讓奇蹟發生在她身上。

 

某種程度上，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何當時檢驗結果如此惡性，Kiki還能活到快二十一歲，我心裡覺得這確實是某種奇蹟。她就這樣子撐過來了，然後我的課也就這樣持續開下去。雖然一開始還是沒辦法每學年都開課，這課還是讓我很壓力，就像我剛剛說的，你要面對的是一群對動物還沒有什麼概念的學生，或者對動物不夠關心，或者只是需要通識學分。加上它是一門外文系選修兼通識，所以除了外文系的學生，也有非常多外系的學生，對這個課的期待可能都不一樣，授課的難度也就更高。又譬如發生虐貓案的時候，總是會有學生問，貓也會玩蟑螂，人為什麼不能虐貓？需要心平氣和地解釋、回應。可是我覺得我沒辦法每年都開一次這樣的課，很心累，所以一開始有時是三個學期開一次，後來因為成效滿好的，畢業的學生總有些人持續在做動保相關的事情，課程也一直都有一些不錯的回饋，我才開始固定開課。升教授之後，會覺得教授休假的那個學期就會少一次開課的機會，所以甚至會連著兩學期都開這門課，希望能影響更多學生。

 

就像我寫《以動物為鏡》這本書的方式一樣，我上課就是從文學作品取徑，但會有相當多其他的補充。剛才提過，國外的動物研究其實開始較早，在我教課的時候已經有相當的累積了，所以就是在為了開課而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開始覺得可以積極結合研究跟教學。蒐集和閱讀資料不再只是為了備課，也可以用在寫論文上，所以後來我就幾乎整個往動物研究轉向了。當然中間我也一直沒有放棄精神分析，開課與演講還是會談精神分析，可是論文寫作因為都想去回答或回應在動保實踐上的種種疑問與難題，所以變成幾乎都以動物為主題了。

 

例如我去英國移地研究時，看到知名藝術家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赫斯特就是那位把鯊魚、牛、羊、豬以整隻或不同方式切割，再泡在福馬林中當作品展示的藝術家。看到這種作品的時候，我會想，如果太快跳至「利用動物就是錯」的結論，未必能說服人，既然我在做動物研究，有沒有可能結合理論的思考去看待這樣的作品，例如檢視此類的僭越藝術（transgressive art）到底有何問題？作者想喚起的是什麼？實際觀者的感受又是什麼？其實可以切入觀看問題的文學理論非常多，都可以用來檢視這些問題。後續的研究基本上也都是跟我自己關心的議題結合，希望能在回答我所關心的動物議題之際，又能夠產生一點在動保運動上的影響力。

 

這兩年則花比較多時間書寫可以面向大眾的動物議題書，包括現在也和東華華文系黃宗潔教授（我妹妹）編寫一本動物散文選集，每一篇動物散文搭配一個關鍵字，也就是以某個關鍵字為軸心，從關懷動物的角度切入，撰寫我們對該篇散文的回應。

 

回到動物對我的影響這個問題。很玄妙的是，前面提到Kiki幾乎是我整個轉向動物研究的觸媒，但她竟然也成為我回到精神分析的原因。她去年六月離世的時候，我整個暑假都處於一個失能的狀態，然後就一直閱讀和哀悼有關係的精神分析理論，包括重讀佛洛伊德，有種抓著浮木的感覺。雖然我知道精神分析的幫助有限，但那時還是想要得到一種「被瞭解」的感覺，好像需要在理論中找到對自己現況的認可，才能告訴自己，現在這種悲不可抑沒有什麼不對，哀悼的過程就是這樣。其他的時間，我就亂轉Netflix看影集，包括《鬼滅之刃》、韓劇，或跟死亡、失序主題有關的戲劇，尋找某種catharsis。看著看著，可能是一種職業病吧，教書教久了或研究做久了，會習慣去分析和思考眼前的「文本」，於是不管是《鬼滅之刃》、《來自星星的你》、《東尼瀧谷》還是《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突然都充滿了可以用來思考哀悼與死亡的元素，讓我覺得如果用這種方式跟學生解釋精神分析，可能他們比較容易理解？於是決定開一門新課「精神分析與大眾文化」。

 

我這幾年不這麼常開精神分析課程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把時間分配在動物相關的課程上，另方面也是因為精神分析雖然曾經在外文學門紅極一時，但是外文學門的理論趨勢就是一波一波地一直在轉換，一旦「不紅」之後，對學生來說很實際的考量就是修課之後也不知道對自己未來職涯出路有什麼幫助，所以後來我很少在研究所開精神分析的課，而是在大學部開「精神分析與文學」。以文學為文本講解精神分析所面臨的問題是，文學有它的門檻，精神分析更是。但那段在低潮期間所看的動漫或影劇，卻有很多例子足以解釋精神分析的理論，讓我動念開「精神分析與大眾文化」這門課。於是我等於是再次因為Kiki又開了一門新的課。結果上課的效果真的滿好的，雖然是第一次開課，可是也許大眾文化這樣的設定讓學生一開始比較容易投入，覺得課程難度沒有那麼高（雖然最後他們還是覺得精神分析好難），加上有大眾文化文本作為入門的講解管道，效果比以前好。所以我覺得滿神奇的，Kiki雖然走了，還是一直影響著我，而且某種程度上都是正面的影響。

 

當然除了Kiki之外，實際上動物對我的研究和教學的影響也都還是一直持續著。因為很想要真能幫助到動物，所以除了持續開課，也期許自己不管是寫論文或寫書，這方面的努力都不能中斷。雖然現在傾向於覺得，如果要談對於動物保護運動的實際幫助，寫書的效果比較好，因為看論文的人真的比較少——先前出書的回饋，讓我覺得可以影響更多的人。只要降低使用學院式術語的比例，就可以把動物研究與動物倫理的重要概念介紹給更多讀者，這樣不是很好嗎？如此就算動物研究或非人轉向只是學院理論趨勢替換下的一時熱潮，至少我自己能在實踐上做出一些成果，產生一點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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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Kiki的另類合照，攝於2017年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人非人 物非物」】

 

 

 

王：您在文章中，常常與反方論述對話，並試圖從二元對立（理性vs.情感）、污名化（擬人化、投射）或單一論述（人類中心論）中開展更多人與動物關係的可能性，為何通往倫理向度的「契機」與「起點」如此重要？您覺得人文學科能多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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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倫理行動的起點，常常是感性的，和生命經驗結合的，所以我經常在論述中提到動情作為一種契機。但需要強調的是，發自感性不等於缺乏價值判斷。妳剛剛提到，人文學科也有壓抑情感、保持距離、重視史料等現象，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觀察。現在情感有被過度污名化的趨勢，受到嚴重的貶抑，比如透過文學談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就常被非人文領域視為不夠客觀、不科學。但妳提到連人文學科也開始壓抑情感，如果確實這種趨勢愈來愈明顯，那還真的呼應了我先前的觀察與隱隱的不安。以環境人文研究來說，相關的生物學知識與田野研究等等，往往不可或缺，但是人文學者在引用與處理這些資料時的態度很重要。目前的研究趨勢裡，經常把量子力學、物理、生物領域的知識都帶進來談，我覺得只要可以實質幫助我們思考與釐清目前的研究主題，這樣的跨域都是很正面的。只是會需要留心，不要為跨而跨，也就是說，人文學者不必覺得一定要凸顯這些跨領域的知識，自己的研究才有價值，甚或不自覺內化科學與文學、理性與感性之間具高低位階的二元對立觀。

 

情感被污名化又被疏忽的現象，其實在國外的動物研究也有些可參考的文獻，能夠作為論述的基礎。比如說哲學家迪波黑（Vinciane Despret）與澳大利亞哲學家范道倫（Thom van Dooren），他們就把情感談得很複雜很細膩，也強調情感經驗的重要性，例如凸顯「情感」（affect）這個字與「被影響」（be affected）之間的連動，打開情感作為行動契機的可能性。迪波黑在“Why ‘I Had Not Read Derrida’——Often Too Close, Always Too Far Away”文中也有些觀點可以用來思索上述的問題。她表示哲學傳統在論述動物時所採取的某種「保持距離」的態度，以及把動物當成象徵或再現來談的做法，使得致力動物研究的她一直抗拒這個傳統，也因此即使她一直被建議應該閱讀德希達，還是遲遲不想這麼做。她自己的路線，是努力想要在談動物和談哲學之間找個中道，換句話說，她既無法完全不顧學院裡對於理論複雜度的追求，但卻也憂心這會離她所關心的動物更遠，而德希達被她（誤）認為是不能有效處理真實動物問題的哲學家，當然也就沒有急切閱讀的意願，直到她透過閱讀哈洛威（Donna Haraway）對德希達的閱讀，發現德希達其實是盟友，才有了轉變。她肯定德希達是從真正的動物出發，而不是只談「動物性」，和那些「從動物出發」（“depart from animals”）但出發之後就一去不回頭的論述不同（96；原標重點）。這種不同於法國傳統哲學談動物的方式（例如要以更抽象更理論的方式談他者的問題），其實是有風險的，可能被認為是二流的道德哲學，但迪波黑反而是在德希達的動物論述中，看到了他對於傳統哲學加諸於動物的暴力有所譴責，也因此改變了先前的定見。

 

不但如此，她還從中領略了如何解決之前那種覺得「繼承法國哲學傳統」應該是怎樣、而自己似乎無法繼承又擺脫不開的困境，我簡單分享她在文中所引用的一個讓她靈光乍現的寓言故事：有位父親在臨終分配財產給三個兒子時，要求他們以老大得到二分之一，老二四分之一，老三六分之一的比例來分配，但財產是十一隻駱駝，該怎麼做才能履行這個「繼承」的義務又不至於很荒謬地變成要切割活生生的駱駝？故事的解決之道，是去借一隻駱駝來，變成十二隻，按比例分配後，老大六隻，老二三隻，老三兩隻，共十一隻，之後再把借來的駱駝還回去，就解決了。迪波黑以這個寓言比喻她繞道哈洛威、借用了哈洛威對德希達的閱讀，才得以「繼承」法國哲學家德希達的觀點，另方面，因為她發現了所謂的繼承也包含著創造與轉變，是一種需要投入思想與使命感的行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接收，她因此也不再被法國哲學傳統綁手綁腳，不再認定身為哲學家如果不能和所思考的對象「保持距離」，就是太感情用事而且不夠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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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錢永祥老師的新書《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第十三講〈德性倫理：從情感回到自身〉也有助於我們重新評估情感的價值。他談到情緒和認知、解讀、判斷都有關，我們一直把情緒當成是負面的，他反而覺得「情緒才是行為的實際推動力。『知』不一定帶來『行』；『知』牽動了情緒，才會轉成行動」（182）。他在這一節講了很多重視情感的必要性，也提到這是德性倫理很重視的一塊，我覺得很值得參考。其實德性倫理不是新的說法，它早就存在了，但就像迪波黑提到的，不夠複雜高深的理論很容易被看成是二流的道德哲學，抽象的high theory還是被視為比較值得服膺，所以大家選擇性地不去看這些不符合期待的說法。但如果當前的趨勢，就是談論什麼問題都得強調「於理有據」，那麼我們就得把諸如德性倫理或是與情感相關的理論都凸顯出來，才比較有可能稍稍平衡過度貶抑感性的現況。這些都是人文學科可以做，且擅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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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您所開設的「文學、動物與社會」通識課程中，曾有哪些專業領域的學生對於動物的看法令您印象深刻？或者哪些學生回饋讓您覺得很有建設性或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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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印象最深的是電機系旁聽生羅晟文修課之後轉入藝術領域，專注於與動物及生態有關的藝術創作。我當年講課時以卡夫卡的短篇故事延伸探討動物園議題，他表示這讓他動念想進一步探索自己能為圈養動物做些什麼。他後來以作品《白熊計畫》廣為人知，現在也有作品正在Saatchi Gallery 展出。其他像是獸醫系的學生曾分享的實習心得也讓我印象深刻：在無麻醉的情況下閹割小豬的經驗讓他深受震撼，他把來自「第一線」的觀察紀錄寫成心得分享，格外能讓人反思我們對經濟動物的虧待。印象中比較具衝擊性的回饋，則多半偏負面，例如工學院或生農學院的同學中，都有人曾對於文學作品以擬人化的方式想像動物的情感表示難以接受，因而有比較尖銳的發言。不過整體而言修課期間大多同學都會逐步分享很動人的反思，多半是重新回顧生命經驗中曾遭遇過的動物，反省也許當初可以做得更多、或是期許未來有不同做法之類的，這些都是很珍貴的回饋。

 

王：面對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您如何傳達動物倫理與情感的重要性？或者如何調整授課的重心與比例？例如，生農醫相關系所對於如何對待實驗動物，通常設有一套準則。對於該專業領域的人，動物有時候並不是單一個體，而是整個物種的轉喻。人文領域亦有許多人只對於再現的動物或者動物的哲學思考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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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就是因為有許多不同領域的學生，才更要凸顯從人文角度思考動物議題可以開展出什麼樣貌，所以我不會特別配合每年不同的修課同學調整教學內容，反而是希望自己的觀點，能介紹給更多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同學。生農醫相關科系學生針對實驗動物或農場動物的主題，常會提出不同的想法，例如假使我提供的資料中，關於農場動物處境的說明，與他們現在的認知有落差，他們就會陳述關於現況的瞭解。至於實驗動物議題，反應則很多元，有些學生在上了這門課之後，終於敢抒發自己先前解剖動物時情感上的衝擊與不適，但也有些學生完全不能接受課程對動物實驗提出的檢討。例如有一次談到實驗動物「減量」（Reduction）的原則時，我提及中小學的某些科展內容很值得商榷，認為不應該將好奇心與求知欲無限上綱，進而對所有的科學實驗都加以鼓勵，有同學就對此說法很不認同。我也可以瞭解，上課探討實驗動物議題，這對於修課中需要做實驗與不需要做實驗的同學，產生的衝擊是不同的，所以會有不同的反應也不意外。但在此之前，其實生農醫學院的同學也有不少都表示透過這門課，開啟了不同的思考向度。所以我相信從人文角度切入動物議題，以及彰顯動物倫理和情感，還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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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雖然我要面對的是各個不同領域的學生，未必完全符合他們的專業領域對我的期待，可是我的功能或工作，就是從文學研究出發去討論動物議題、告訴他們我的專業領域對人與動物關係的看法，未來若是他們專業領域的老師所教的是另一套，他們也已透過此課程瞭解了人文角度的動物倫理觀，應該能在面對各種不同想法的時候，去做更多的對話、激盪。另外我每學期也會請兩三位專家學者來課堂演講，希望可以打開更多值得關注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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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您的著作如《以動物為鏡》以及與黃宗潔老師對寫的《就算牠沒有臉》中，常可以讀到人與動物之間的共感，有可能是人回應動物的倫理契機、起點。可以請您分享您學術與動保運動生涯中的哪些理論，促使您感受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亟需「回應」的倫理，勝過於強調人與動物之間「相似」或「差異」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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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由於先前研究關懷與專長領域（女性主義與動物研究）使然，所接觸到的論者多半認為倫理牽涉了對於「回應他者」的責任，以及對「即身具現性」（embodiment）的認知，因此我所強調的倫理思考主要也循此路線，著眼於與他者的關係及回應之能力，這部分主要是受到奧立佛（Kelly Oliver）影響，她在《動物課：動物如何教導我們成為人類》（Animal Lessons: How They Teach Us to Be Human）中指出，立基於對「同」的認同或是對「異」的包容這類的倫理觀，都已經因為各自衍生許多問題而不再適用，回應的倫理則強調就個別情境考慮與他者的關聯性，因此更值得推動。由於我非常在意理論的實踐性，回應的倫理可以說是最能因應不同狀況去推動動保運動的一套說法，我也就特別有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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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的倫理強調所有倫理的決定都是因時地制宜（contingent）、面對不同的情境所做出的回應，除了奧立佛之外，提出類似說法的學者也蠻多的，德希達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其中之一，雖然他的晚期著作中才出現比較多對動物議題的探討。德希達的理論雖然很困難，但他在動物研究的領域，算是那種具有某種「公信力」的指標人物，他的動物論述對於動保的推動其實很有幫助。動保在實踐上的困難之一，在於有些人會認為，既然不能用同一套道德準則來對待所有動物，那麼就是偽善、是雙重標準，很多關心動物的人在這樣的批評下也開始自我質疑。但我們一直認為一定要依據一套抽象的道德準則行動才算數，會不會和先前提到的貶抑感情也有關？好像當下有了任何感情的介入，就是出自不純粹的、個人的偏好，而不被當作一個道德的行為。可是德希達其實曾指出，如果真的有一套可以一體適用所有狀況的準則，那就只是照表操課，像機器的自動反應一般，這種可以「預先做好」的倫理決定基本上是自我解構的，稱不上涉及正義或責任（Rogues 84-85）。因為倫理牽涉的是面對某一個特殊的生命對我們做出召喚時，我們當下決定如何回應——你願意為這個生命負怎樣的責任？提倡回應的倫理的學者們總不忘提醒，責任（responsibility）這個字本身，其實就包含了回應（response）和能力（ability），能夠回應，就是負責任的一種方式。而願不願意負責任、在不同的情境下願意怎麼去回應，都可以是極個人的，所以很難訂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如果以無法建立準則為由，認定動物倫理論述缺乏說服力，恐怕只是一開始就想規避責任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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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開始關注回應的倫理，是一○二年申請國科會專題計畫的時候。當時所提的三年期計畫主題是「對他者的（無）回應：重探自戀」，那時候注意到當代越來越自戀的轉向——例如像健身美容的蔚為時尚，讓我好奇當人們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所謂的「自我養成」上的時候，我們還會有餘裕關心他者嗎？如果拉進精神分析的脈絡裡來談，也就是說當大量的慾力（libido）都放在自己身上之後，還有多少會放在他者身上？乍看之下，不論是對身體或身體形象的過度投注，還是愛自己遠勝過愛他者的「自戀」，似乎確實可能妨礙倫理議題的思考，但是如果我們所談的倫理不僅是一套既定的典範、價值或道德原則，而是先前說的即身具現的倫理、一種因置身不同的情境而有所變化的回應的倫理，那麼自戀的身體或許也可能成為中介？我當時關心的，是自戀與倫理行為之間的牽連互動是否並非單純的「一消一長」，以及從自戀之中是否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回到自身、關注自身而後再朝向他者開放的力量？現在的計畫所關注的「共哀」，某種程度上也是延續了想要結合精神分析和動物研究的企圖，只是在思考如何回應動物的問題時，更聚焦在「哀悼」這種情緒上：共哀既強調（部分）動物也有哀悼的能力，也強調為動物的消失感到哀傷，是地球正在經歷物種第六次大滅絕的此刻，我們應該要具備的一種情感。因為若是一切都無所謂，都不值得哀傷，或許也就不再想回應他者，那就真的無可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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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對很多人而言，與同伴動物的關係比人類親屬更加親近。有時，人願意為同伴動物的事情，沒有辦法為人類家人做，例如同伴動物的老年生活照料與醫療。對有些人，同伴動物的離世，比親人離世更加痛苦。與同伴動物生活的經驗，讓我感受到也許有些共感發生的先決條件，是跨物種的羈絆。您如何看待跨物種親屬的「親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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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我覺得人只要發現自己關心在意同伴動物的程度更勝家人朋友，幾乎都會自我譴責或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受到人類親屬關係的羈絆還是很深的，而且多半已經內化了「不應該對動物比對人還好」的想法。但換個方式來想，其實會不會我們和非人他者所建立的親屬關係，可以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視與人類家人之間的關係，從而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不具壓迫性的親屬關係？（註一）因為人對人，很容易情感勒索，例如動不動就說我是為你好，希望對方的行為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對於不同的物種，這招不太管用，於是我們反而需要更用心去學習如何維繫和非人親屬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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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心同伴動物被視為濫情或譏為「毛保」（只想保護毛茸茸的可愛動物）、養同伴動物的人連帶也多少被污名化，例如被看成是情感有欠缺的人，才會過度投注在動物身上以尋求慰藉。但是飼養同伴動物並不是這麼負面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人有機會真正瞭解理論所說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是怎麼回事，或者是化成（becoming-with）動物又是什麼狀態。原本抽象的理論，會因為實際和同伴動物互動，而有不同的體驗與感受。和同伴動物相處的過程中，情感勒索多半沒有太大作用，也很難強迫動物接受人所定義的好意，所以真的會需要跟另外一個物種學習，而且很多時候必須要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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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謂回過頭來思考人與人的親族關係，指的是當你跟動物很親、願意為動物付出很多時，確實有可能會開始自問：我對動物都可以做到這個程度，我對人為什麼不可以？是因為我對親人的要求太嚴苛、期待不同？還是有其他因素？對人這一個與我同類的物種，我能做出一些配合和調整嗎？也就是說，很理想性地，和動物的關係有可能可以訓練我們去做到法國學者伊希嘉黑（Luce Irigaray）所說的“I love to you”（J’aime á toi）的狀態，也就是保持距離的一種愛的方式。伊希嘉黑在I Love to You一書，尤其該書同名的第十章，提到何以要用J’aime á toi來替代Je t’aime；透過á一字的介入，她想強調的是，愛不應該是作為主詞的我，以一種直接掌控的方式來對待對方，對方和我之間是有距離的，他是不可化約的，具有回饋可能性的，並不只是個被我愛的對象而已。雖然該書譯者認為將J’aime á toi譯為“I love to you”不能表達出原本兩者的差異——在法文的Je t’aime中，作為被愛對象的「你」（te）的確被Je給吸納進去了，但其實英譯中“to”的介入，還是可以表現出愛是「朝向另一個主體」、而非吸納對方這樣的意味（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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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我覺得為動物付出比較多就感覺自責或罪惡雖然是人之常情，但也反映出我們對於親族的想像還是很侷限的，即使在實際相處上可能從動物身上獲得更多親情或回饋，還是很容易因為怕被社會定義為不正常、不應該，而產生自我質疑，也就忽略了說不定和動物之間的愛，有它很正面的作用，可以讓我們學習去實踐伊希嘉黑說的，不那麼具併吞性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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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您怎麼看待人文社會學界近年興起的「多物種」研究？可以請您分享您目前進行的國科會計畫「與多物種共哀：動物研究的未來」的研究發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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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早先擔任比較文學學會媒介（Mediation）研讀班「怪物世」場次的主持人兼與談人時，即在該場次選讀的文本（哈洛威的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得知共哀此概念是由范道倫所提出。當時對范道倫以及此概念的涉略，包括他為何以夏威夷金頂樹蝸的滅絕為例，主張哀悼比起訴求基因重建的科技，更具有保育的可能性，又如何以澳洲曼利海灘的小企鵝為例，證明動物對於生活地點的忠誠度，會讓牠們在面對失去時感到悲傷（詳見該場次之研讀班活動側記https://clarocmediation.blogspot.com/2019/04/mediation_36.html），但以上多半是循著哈洛威引用過的文獻進行閱讀。直到2021年外文學門研習營時，才因為以「共生，共死，共哀」為主題進行分享，再次觸碰共哀這個主題，並且發現范道倫不僅在單篇的論文中屢次提及此概念（部分論著是與羅絲（Deborah Bird Rose）合撰），也有以此為主軸的專著。對這個概念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之後，在研習營的演講後，我就把其中部分內容，整理為〈在怪物世為死者代言﹕後疫情時代的動物倫理再思〉，刊登於科技部《人文與科學簡訊》22卷3期（110年6月）（網址如下：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19785a6a-f28b-4457-8d0a-d952b34e787a），透過文字的整理，更發現「與動物共哀」，或與之近似且相關的概念，如哀悼的倫理、為死者代言等等，還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面向。「共哀說」看似悲觀灰暗，但如我先前所言，其實也符合回應的倫理此訴求，這或許能為動物研究開出一個新方向。今天共構、共同演化等論述雖隨新物質主義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Theory）的盛行而為人所熟悉，卻屢因過度樂觀或過度強調物的自主，被認為不利於思考人類的倫理責任。而共生說又不時被視為是門外漢過度浪漫的呼籲，例如認為「『共生』一詞已經被扭曲，以至於其原本的中性意義——『共同生活』被過度美化，甚至被片面地解釋成合作與和諧」（艾德．楊 99）。在此情況下，看似是個「憂鬱」轉向的共哀說或許能透過不同的思考方式，刺激我們對人與動物關係產生新的想法，讓哀悼的倫理成為大滅絕時代減緩物種滅亡速度的契機。而計畫標題中「動物研究的未來」，是呼應德希達“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一文的標題，但並非意在將動物研究的未來可能性，限縮在共哀這個單一面向上。在此，未來是一種願景，是德希達式的「降臨」、「將來、到來」（avenir, a venir）（Miller 65, 68），是不可知但又具有可能性的。德希達在冀望言論不受任何限制的「無條件的大學」降臨時，賦予人文學相當重大的責任，而對人與動物的思考，也是他認為新人文學應當涵蓋的研究範疇；所以我也希望透過共哀這個關鍵詞對人與動物關係進行的新思考，能迎來大學論述中動物研究的「降臨」，使動物研究足以「讓一些事情發生」（Miller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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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管是多物種親屬或多物種正義的倡議，這些論述常以行星式的思維看待我們與眾生萬物的緊密交纏、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親屬關係。其中哈洛威與范道倫都強調思辨思考與說故事的重要性。您認為人類說的故事和物種存活有什麼樣的關聯性？說故事的侷限與可能性為何？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中，哈洛威強調以什麼故事說故事很重要（“it matters what stories we tell to tell other stories with”; “it matters what stories tell stories”）（12; 38-39），但什麼樣的故事是重要的，似乎沒有一套準則，如何認定或由誰認定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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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這是一個很好也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故事才是重要的，應該就是不同於現在的故事，至於誰認定，既然你問問題時引用的是哈洛威的說法，我也用她自己的看法來解釋。提到說故事時，她其實至少參考了拉圖（Bruno Latour）、范道倫，以及勒瑰恩（Ursula Le Guin）三種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相通的說法，來談所謂新的故事，也就是一種與既往不同的生命故事（life stories）。至於關於亡者的故事，也同樣重要，所以她也挪用了卡特（Orson Scott Card）的小說《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的情節，將蒐集與訴說亡者的故事，視為一種對已經不在的生命負起責任、也為未來創造更多可能生機的方式，而這裡面「蒐集」的概念又可以呼應勒瑰恩的說法，也就是強調「採集者」（forager）角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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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的相通之處，在於都強調要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框限，聽見更多的生命故事，而不只是人類的故事。所以從哈洛威的觀點來說，面對眼前的環境生態危機，重要的故事，就是不再重蹈人類獨特論（human exceptionalism）的故事，因為就是這些人類中心的敘事讓現況如此慘烈，所以我們才需要新的故事（39）。例如拉圖提出的「地質－故事」（geostory）或所謂蓋婭故事，都強調人以外的其他各種行動者（actors）的重要，呼籲人類作為說故事的人，應該體察到自身並非俯瞰一切的超驗存在，而是和其他物種一樣，同為地球上的生靈（earthbound）（Haraway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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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道倫則非常身體力行地訴說了許多將滅絕的物種的故事，簡單來說，就是重現牠們極為複雜的生命歷史與經驗，所以他會用一整本書的篇幅，去談即使滅絕了也不太會被在意的蝸牛（A World in a Shell: Snail Stories for a Time of Extinctions），或是去談澳洲曼利海灘的企鵝等等，而且他認為，人之所以可以訴說這些牠者的故事，是因為牠們本身經驗這個世界的方式，就是有故事的，牠們本身就可以被視為敘事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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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威認為范道倫這些故事都是透過他對行為生態學、自然史，還有對動物本身傳遞的多模態訊息的理解，所訴說出來的，所以范道倫所說的故事類型，並不是虛構或文學想像的。至於提及科幻作家勒瑰恩，則是因為她〈小說的背袋理論〉（“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關於歷史／他的故事（his story/history）的批判，正好也符合哈洛威的看法。在重述史前人類的故事時，勒瑰恩把背袋對人類文明的重要性，提升到比狩獵的工具來得更重要（就像她凸顯採集者的角色，而非重複主流英雄故事對獵人的歌頌），她引用了女性主義者費雪（Elizabeth Fisher）的說法，認同人類文化首先出現的發明物應該是容器（166）——總是要有像背袋這樣的容器出現，才能把採集的東西帶回家，就像在發明挖掘馬鈴薯的工具之前，應該已先發明了袋子，才能把採集的馬鈴薯裝回家（167）。但我們長期以來聽到的故事，卻不是關於採集者和他們所使用的容器、所收集的事物之間的關係，而是富含衝突與打鬥元素，例如有獵捕猛瑪象的動作情節這類的英雄故事。如此一來，很多英雄故事之外的其他故事都被消音了，所以勒瑰恩覺得我們需要的是新的生命故事（167-68），而這點正切合哈洛威想提醒我們的，傾聽非人他者故事的必要，所以她借用勒瑰恩的說法，來強調能容其他物種的重要性——面對地球上的多物種麻煩（multispecies trouble），我們有義務與之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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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最後一個問題，您剛接下國科會文學二學門召集人的工作，可以請您談談對於這個工作有什麼願景？對於推動前沿研究或者是動物倫理研究，有什麼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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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因為今年剛上任，我把第一年設定為用以適應與熟悉所有相關的工作。學門召集人的工作真的很多，這才瞭解到過去的召集人都很辛苦。目前我還不敢談什麼願景，當然自己心裡會有一些規畫與想法。例如近年來人文學研究的發展在國內外其實很明顯都式微了，文學研究因此更需要與社會接軌、與不同領域的研究交流，這種接軌或交流或許能有助於緩解人文學的危機，所以會希望能多拓展文學研究的社會實踐面向。除了會依照學門業務規畫的往例，在第三年舉辦計畫成果發表會，也會希望增加跨領域的對話，例如舉辦線上或實體的工作坊，針對重要的社會議題發聲，未必限定在前沿研究或動物倫理研究。我覺得現在網路上的一些討論都非常的淺碟化，常常熱議一陣子就沒有了，比如說李玟自殺，大家就開始談憂鬱症，這個重要的議題乍看得到關注，但必然會像每次頂大生自殺一樣，談論一陣子就消失了。或者現在臺灣遲來的#metoo引發我們對談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重視，可是如果也是談論一陣子之後就消失，我覺得會非常可惜。如果能夠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具有人文思考的討論，不但可以激發學門內的研究與思考能量，也可以回饋社會。不管是探討性別議題，或者思考憂鬱症，人文學界的聲音都不應該缺席。希望之後籌辦的活動，不是關起門來做學問，而是讓更多人理解到人文學科的用處。這個用處可能不符合一般認為的「實用」，甚至很多時候會去挑戰實用至上論，但我相信如果能彰顯人文的重要性，示範以人文角度進行觀照可能打開的面向，就可能影響一些人的行動，甚至一些實際的決策方式也可能跟著改變，這就是文學的「實用」。不過目前還處於先求把學門召集人的工作都及時且準確地完成這樣的階段，例如國科會為了讓國內學者更瞭解國際期刊刊載標準，提升學者在國際期刊的能見度，鼓勵各學門邀請國外指標性期刊編輯來訪，於是七月初外文學門便配合舉辦了「美國研究的現況：跨太平洋轉向後」工作坊，由學門副召集人王智明教授主持，邀請《美國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現任主編吉原真里（Mari Yoshihara）與國內學者進行交流。我任期第一年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不負所有的職責，召集人應完成的工作都能確實做好。

 

 

 

 

引用書目：

錢永祥。〈德性倫理：從情感回到自身〉。《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

臺北：聯經，2023，頁17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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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楊（Ed Yong）。《我擁群像：栽進體內的微米宇宙，看生物如何與看不見的微生物互相算計、威脅、合作、保護，塑造大自然的全貌。田菡、楊仕音、劉蓉蓉譯。臺北：臉譜，2023。

 

Derrida, Jacques.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 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Tom Cohen, Cambridge UP, 2002, pp. 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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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da, Jacques. 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 Translated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Stanford UP,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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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ret, Vinciane. “Why ‘I Had Not Read Derrida’: Often Too Close, Always Too Far Away.” Translated by Greta D’amico and Stephanie Posthumus. French Thinking about Animals, edited by Stephanie Posthumus and Louisa Mackenzie, Michigan State UP, 2015, pp. 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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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P, 2016.

 

Irigaray, Luce. “I Love to You.” I Love to You: Sketch for a Felicity with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Alison Martin, Routledge,1996, pp.109-113.

 

Le Guin, Ursula K.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oughts on Words, Women, Places. Grove Press, 1989, pp. 1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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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J. Hillis. “Derrida and Literature.” 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Tom Cohen, Cambridge UP, 2002, pp. 58-81.

 

 

 

 

註一：作家振鴻（李振弘）在他的碩士論文《枯楊生稊：一個青壯年男同志反身向家的文學性心理初探》中便曾記述過類似的心情與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