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重啟」
與會心得
邱恩琪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生
2011年，瑪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出版了小說《阿基里斯之歌》（Song of Achilles），講述了特洛伊戰爭中阿基里斯（Achilles）與帕特羅克洛斯（Patroclus）之間的動人愛情故事。在荷馬史詩《伊里亞德 》中，詩人敘述阿基里斯和帕特羅克洛斯兩人為忠心好友。然而，兩人的真實關係一直為眾人爭論的議題，因在柏拉圖的《會飲篇 》中，兩人的關係為親密的愛人。米勒深知將阿基里斯和帕特羅克洛斯的關係詮釋為愛情關係並非全新觀點，但對於要書寫一本關於兩人愛情故事的小說，她仍然有所顧慮。米勒寫道：「經典文學中存在著歷史悠遠的守門者。欲拓展學術研究視野的嘗試時常面臨到赤裸的敵意，而女性及少數族裔學者的聲音更是受到打壓與輕視。」（註一） 米勒最終克服了自己的猶豫與擔憂，寫下這本小說。「我希望這本書是彷若張開雙臂的那種故事」，米勒寫道，「提供一個空間給任何想進來的人」。而《阿基里斯之歌 》不但成為年度暢銷書，最為重要的是作為《伊里亞德 》的重新詮釋，它創造了經典文學可以被重新詮釋的空間，並開啟了「重啟」經典的熱潮。
近幾年來經典文學的重新詮釋蔚為風潮，走進誠品架上不乏許多封面設計古典的小說，如《斯巴達的女兒》（Daughters of Sparta）與《千艘船》（A Thousand Ships）皆為特洛伊戰爭的重述。在近代小說中，越來越多經典文學裡不曾被重視的配角躍上舞臺，成為小說中的主人公。而也許並不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小說多數聚焦於在神話或史詩中被噤聲的女性角色。在這些現代「重啟」中，史詩或神話不再只是被男性戰爭英雄壟斷的舞臺，曾經沒有聲音的女性角色站到了聚光燈之下，甚至比男性角色更為受眾人矚目。我對於重新詮釋經典的小說熱潮饒富興致，但也抱持著與米勒相似的猶豫。經典小說典範淵遠流長，任何嶄新的詮釋不免都會被放到放大鏡下，被學者以數千年的知識體系與學術研究嚴密審視。而如何在原始的故事框架甚至父權體系下，透過女性角度書寫並傳達作者的中心思想，更是極大的難題。
在第4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重啟」中，臺大外文系劉雅詩副教授在「II-3性別研究的重啟」場次，題為〈重啟維吉爾史詩中的女性意識：娥蘇拉．勒瑰恩的《拉薇妮雅》〉的論文發表讓我對於經典「重啟」有了不同面向的理解。劉副教授表示，此論文的緣由為她注意到二十一世紀有一波女性作家利用古典文學裡面的角色，從邊緣化的角度來書寫女性的聲音。而她思考的是，身為在臺灣的英美文學學者要如何去分析這樣的小說潮流？雖然可以分析的方式很多，劉副教授最終選擇以中世紀學者的角度作為切入點。以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拉薇妮雅》（Lavinia）為文本，劉副教授分析勒瑰恩如何以不曾開口的拉薇妮雅為第一人稱敘事者，使用翻譯做為寫作策略來重新書寫二十一世紀的《伊尼亞斯紀》（Aeneid）。
《伊尼亞斯紀》為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所著，從英雄伊尼亞斯（Aeneas）的角度，敘述他如何在特洛伊陷落之後輾轉來到義大利，與當地國王女兒拉薇妮雅成婚，最終成為羅馬人祖先的故事。維吉爾在史詩一開始便強調，他想談論的是男人與戰爭。而在這樣一個以英雄戰爭及國族為重的父權敘事框架下，女性的聲音相對的薄弱且微不足道。在史詩中，迦太基女王蒂朵（Dido）、女戰士卡蜜拉（Camilla）、國王姊妹朱圖爾納（Juturna）、拉薇妮雅母親阿瑪達（Amata）為四名有發聲機會的女性角色。但即使是她們也無法擁有自己真正的聲音、能動性、或主體性來跟史詩中的父權敘事相抗衡。而作為戰爭導火線的拉薇妮雅更是沒有任何發言的空間，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在傳統父權的敘事框架下，拉薇妮雅只是個符號，是個可以成婚的女子，在詩中的存在意義是她的地位與子宮。然而，正是因為拉薇妮雅的不發一語，勒瑰恩才找到了撰寫《拉薇妮雅》的契機。
維吉爾於離世之際尚未完成書寫史詩，並留下遺言要焚燒手稿，這給予了勒瑰恩機會重新書寫拉薇妮雅的故事。在小說的開頭，拉薇妮雅訴說了維吉爾在史詩中疏忽了她的人生：「他輕忽我，因為他是在快要離世時才認識我是誰，我不怪他，他來不及修補與多加斟酌……我知道他為此難過，他為我而感到難過……會有人告訴他拉薇妮雅也為他難過」（Le Guin 3）（註二）。劉副教授特別指出此段話定調了整本小說的寫作態度：拉薇妮雅與維吉爾的關係並不是對抗或是反抗，而是相對融洽，甚至有相互交流，情感支持的可能。對勒瑰恩來說，維吉爾是一位讓她欽佩的傑出詩人，而不是一個她需要去推翻或是對抗的父權聲音。勒瑰恩認為自己的小說是以現代的詮釋重新書寫《伊尼亞斯紀》裡的情節及主題，讓維吉爾的史詩與現代的作品得以有全新的對話。
我認為劉副教授接著提出的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佩涅羅珀》（The Penelopiad），與勒瑰恩的《拉薇妮雅》形成了鮮明對比。透過自己的小說，愛特伍強烈地批判了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父權意識形態。然而作為一名已不再需要藉由書寫帶有強烈女性主義色彩的小說來證明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小說家，勒瑰恩生平最後的小說《拉薇妮雅》仍然在超越女性主義的同時，為讀者開立重新思考傳統父權敘事史詩的空間。只是這一次勒瑰恩並不激烈批判，而是採用翻譯與時空重置的策略，帶出她想要在小說裡探討的戰爭道德與責任議題。對她來說，這些議題不是專屬於父權體制下的討論範疇，透過《拉薇妮雅》勒瑰恩想傳遞的訊息是無論是在現今社會或是兩千年前的羅馬，這些議題應同屬於女性的討論範疇。
劉副教授指出，勒瑰恩不認為自己的小說是重寫（rewrite）或重新創作（recreate）《伊尼亞斯紀》，而將其視為是將史詩翻譯為另外一種形式（translated into a different form），儘管只有部分且邊緣，但卻是忠實的翻譯。劉副教授認為，勒瑰恩此種運用翻譯作為寫作策略的手法，其實相當貼近中世紀對翻譯的看法。此論點也奠基於小說中勒瑰恩對於世界文學及傳統的涵納。劉副教授舉中世紀亞瑟王傳說的翻譯為例，指出在傳說被翻譯為不同語言時，譯者也同時加入了不同的元素。由此可見，中世紀的翻譯講求的並不是精確度，更重要的是融入譯者想要傳達的訊息。因此，在翻譯的權力跟正統性的移轉當中，知識與文化的移轉也不可或缺。此時語言的翻譯正確性與精準度並不是重點，而是在於使用不同的語言講述同樣內容時，是否能夠表達對於權力和正統性移轉的相對應程度。正統性的移轉問題也同樣存在於《拉薇妮雅》中，小說以英文作為書寫語言，相對原始使用拉丁文的《伊尼亞斯紀》，兩者間也有權力關係的糾葛。但勒瑰恩巧妙地利用了英文和拉丁文的模糊界限與時空的距離，讓拉薇妮雅在小說中替自己爭取到發言空間。《拉薇妮雅》亦隱含了對於正統性詮釋的爭奪意圖，只是此時勒瑰恩所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父權和女權的角力，而是對於道德與正當性的堅持。
我認為劉副教授以中世紀翻譯手法解讀勒瑰恩的《拉薇妮雅》的分析方式為現代眾多經典「重啟」小說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究竟如何在原始的故事框架或設定下，不只重新詮釋角色故事，更甚者傳遞作者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是重新詮釋經典時常面臨的難題。然而，當翻譯被使用為寫作策略，且其本質實際上更貼近中世紀的翻譯手法時，經典的重新詮釋就獲得了更多的發揮空間。有趣的是，《千艘船》的作者娜塔莉．海恩斯（Natalie Haynes）將米勒的文字譽為「幾乎比其他荷馬史詩的翻譯都更具詩意」，恰巧呼應了勒瑰恩使用的翻譯寫作策略。另外，海恩斯將《阿基里斯之歌》讀為一個深刻的愛情故事，史詩中曾經只是名驍勇善戰的英雄的阿基里斯，如今成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類。米勒提供了帕特羅克洛斯發聲的機會，更重新詮釋了他與阿基里斯的關係。因此，《阿基里斯之歌》為經典的「重啟」營造了嶄新的敘事空間，更誠如米勒所言，「提供一個空間給任何想進來的人」。我認為米勒不僅成功地為小說角色與讀者打造了一個自由的敘事與閱讀空間，小說的空前成功更是為後續其他經典「重啟」鋪上一條康莊大道。
除經典「重啟」會面臨的詮釋限制之外，如何在原始敘事框架下透過女性角度書寫也是一大難題。在女性意識提升的現代社會中，如何賦予曾經沒有聲音的女性角色自己的聲音已成為許多作家關注的焦點。米勒的新作《女巫瑟西》（Circe）及前述之《斯巴達的女兒》與《千艘船》都是以女性角度書寫，描述在英雄主控的史詩或傳說中被邊緣化或噤聲的女性。受到原始框架下的父權體系限制，以女性角度書寫困難重重。愛特伍選擇在《佩涅羅珀》中嚴厲地批判父權思想，然而即使如此，她依然在荷馬構建的世界中窒礙難行。而勒瑰恩在《拉薇妮雅》做出不同選擇，小說中拉薇妮雅與維吉爾的關係並不是反抗及對立，對勒瑰恩而言維吉爾也不是她需要推翻的父權聲音。勒瑰恩選擇不直接對抗維吉爾建造的世界，使得她獲得更多的空間得以用女性的聲音去探討史詩中的戰爭道德與責任議題。勒瑰恩的選擇為經典「重啟」中的女性角色指出了另外一條不同的道路，不與詩人為敵，不對自己的失聲心懷怨憤，而是聚焦於為自己爭取更多可能的詮釋與發聲空間。
「重啟」的議題除重新詮釋經典小說的熱潮外，亦與現今的社會環境與氛圍息息相關。近期迪士尼推出多部由經典卡通改編之真人電影，而從多年前的卡通翻拍為現代真人版的過程無疑也是一種重新詮釋或是「重啟」。從三年前的《花木蘭》，今年的《小美人魚》，到尚未上映的《白雪公主》，真人化帶來關於種族、語言、性別、正統性等議題的激烈辯論，至今仍在持續發燒中。然而，我認為劉副教授在論文發表中提出的觀點或許可以為這些「重啟」開闢更寬闊的空間，一如《拉薇妮雅》在超越女性主義的同時，也為讀者創建重新思考傳統父權敘事史詩的空間。
在小說中有一段拉薇妮雅的自述：「我可能不是你期待中的女性聲音，憤恨不是讓我書寫自己故事的主因。我之所以動筆，有一部分是因為生氣，但是並非那種輕易的生氣。我渴望公義，但我不知道公義為何，要被背叛不容易，但是更難的是知道背叛終將無可避免」（Le Guin 68）。拉薇妮雅說自己不是讀者想像中的女性聲音，她的發聲是為了傳達勒瑰恩想表達的訊息。由此來看，也許不可能有任何一種「重啟」可以滿足讀者的期待，但是如同米勒的《阿基里斯之歌 》，勒瑰恩的《拉薇妮雅》與其他無數成功的重新詮釋經典的小說，經典的「重啟」開創了一個先前不曾存在的空間，讓那些不曾有機會發聲的角色站上舞臺的正中間，盡情發表自己想講的話語。
引用書目：
Le Guin, Ursula K. Lavinia. Harcourt, 2008.
Miller, Madeline. “Madeline Miller on The Song of Achilles: ‘It helped people come. out to their parent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aug/27/madeline-miller-on-the-song-of-achilles-it-helped-people-come-out-to-their-parents. Accessed 23 Aug. 2023.
Haynes, Natalie. “The Song of Achilles by Madeline Miller—Review.”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1/sep/29/song-of-achilles-miller-review. Accessed 23 Aug. 2023.
註一：本文中米勒及海恩斯之引言皆為筆者翻譯。
註二：本文中《拉薇妮雅》的引言皆為劉副教授於發表中提供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