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近年來國際的重大事件，無論是新冠疫情的肆虐、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乃至於近期以巴於加薩走廊已然失控的衝突，驗證了我們不得不重視德國哲學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言，「人類存在的大氣性假設」（the atmospheric premises of human existence）（63），照看空氣／大氣（air/atmosphere）如何決定與配置當前我們的生存處境。[2] 在過去新冠疫情相應政策與控管裡，胸悶、咳嗽等各種呼吸道疾病除了是識別症狀的指標，「自由呼吸」在疫情高峰時成為日常的例外狀態。為了有效降低感染機率，口罩不但曾經一度成為各國搶奪的資源，多數國家的民眾更面臨居家隔離甚至封城的狀況，無法依照自己的意願移動。黑命貴運動涉及漫長的族群抗爭歷史，近期一次引發大規模抗爭的導火線起因於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他因涉嫌使用假鈔遭警方逮捕，過程中警察強行將膝蓋抵住他的頸部，迫使他趴跪在地上難以動彈，期間他多次向警方表示他「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卻遭到無視，最後導致憾事發生。[3] 這顯示呼吸從來不僅僅是與生俱來的反射動作，更與種族、階級乃至於意識型態有關。以巴衝突中，大規模轟炸奪走了諸多無辜民眾的家園與親人，先前更謠傳為攻堅哈瑪斯位於地底的基地網絡，神經毒氣可能被列為攻擊武器之一。無論這場戰事最終的發展是否會坐實這項傳聞，提及這類化學氣體已再次喚醒人們對於一戰使用氯氣、納粹毒氣室等暴行的深惡痛絕。前述例子均表明，空氣與呼吸（氣）（breathing/respiration）已成為觀察事件如何部署物資、人力、話語權、資訊等的重要介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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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這個空氣／呼吸已然構成存在危機的社會樣態下，閱讀特倫布雷（Jean-Thomas Tremblay）的新書《呼吸美學》（Breathing Aesthetics）似乎別具意義。藉著考察一系列偏向小眾的電影、藝術品、詩歌、小說等文藝作品，這本研究專書講述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空氣加劇的污染、貨幣化乃至於成為攻擊武器等現象，何以導致個體的存續面臨重大危機。根據特倫布雷的觀察，空氣／呼吸作為實踐與體驗生命（與死亡）政治力量的媒介，往往同時在集體／個人兩個層次上成為調控生命的力量。儘管我們難以否定環境形成的偶然性，也必須承認這個偶然性對於空氣的管理與調節造成程度不等之影響，卻無法否認空氣的不均勻分布經常具有排他效果，藉著邊緣化或者削弱某些個體的能動性，確保特定的階級、族群與性別繼續擁有特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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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安然無恙》（Safe）中，女演員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所飾演的女主角卡羅（Carol White）原先過著健康的生活，奉行著有機環保的準則。在一次居家裝潢的經驗後，生活當中可能接觸到的化學物質卻為她帶來一系列症狀，像是因為開車接觸到廢氣，引發劇烈的呼吸道症狀；在美髮院做頭髮時突然流了鼻血；擁抱丈夫時突然嘔吐，只因為前者剛剛使用了除臭劑等等。特倫布雷分析，即便卡羅的遭遇反應有毒環境對個體可能的侵害，使得她罹患這種找不到確切起因的疾病，但電影的其他片段卻凸顯了空氣分層與階級劃分的重疊性。為了尋找疾病可能發生的原因，卡羅接受了一系列院方提供的精密治療；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見電影場景中正在油漆牆壁、暴露在另外一個毒氣環境的工人們，他們同樣也正吸入有害的物質，但卻無法獲得同樣的待遇。如同女主角的姓氏所暗示的，她的白人中產階級身份讓她在接受治療時獲得較為優待的照顧（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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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導論強調分析空氣／呼吸能夠擴展弱勢、性別乃至於失能研究的面向外，在全書其餘五個章節中，特倫布雷透過分析多樣化的文藝作品，彰顯人們如何意識到環境中空氣的變化，以及特定環境概念轉變之於主體性、殖民政治乃至於自我照護的美學作用。首先，開頭的前兩章聚焦於呼吸主體性的問題：第一章分別探索藝術家門迭塔（Ana Mendieta）與格林菲爾德（Amy Greenfield）的雕塑與電影等不同媒材，將呼吸視為觀看模式，引領觀眾在即身性的經驗過程中感受環境的偶然性，並且呈現呼吸行為本身可能形塑中斷、混亂的事件。第二章檢視貝拉米（Dodie Bellamy）、康拉德（CAConrad）、弗拉納根（Bob Flanagan）與羅斯（Sheree Rose）等人的文字作品與展演，討論藝術家透過有意識地引導呼吸，在混亂的秩序中重新找尋較為穩定的自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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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章則各自在種族環境主義、殖民暴力、女性主義等脈絡下，揭示呼吸成為一種管理脆弱性的有效修辭，以及人物的身份與性別如何和充滿霧霾的環境一樣難以捉摸。霍根（Linda Hogan）、芭芭拉（Toni Cade Bambara）等人的作品雖然討論對象差異甚巨，但他們均表明相較於健康正常的身體，受壓迫的個體對於環境更加的敏感，並有意識地持續和有害環境共存，尋求讓各種生命體得以繁衍的變異方式。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們仍舊沒有放棄呼吸在美學上的包容性，但這個包容性和理想田園式的、空氣純淨的無害環境無關，而是凸顯個體面對無法復原的環境破壞，與之進行協商與妥協的進程（31, 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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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第五章考察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與金恩（Allan King）在其真實電影（cinema vérité）作品裡「最後一口氣」的場景配置。有趣的是，特倫布雷試圖指出這個無法複製經驗中存在的悖論：當代論述當中的「好死」，意味著生者臨終前最好不要意識到自己即將死亡的事實，像是長者一覺睡去就不要醒來，無痛直接離開人世的情況。然而，在特別強調「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敘事裡，劇情卻又想像了一個在離世之前仍能清楚思考並控制行為的個體，直到最後平靜地消失。這個話語設置與其說是為了戲劇化瀕死之人的能力，真正的目的在於提供活下來的人容納並面對這種偶然性經驗（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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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而言，本書著重作品形式與內容兩者如何和空氣／呼吸產生協同作用，一方面強調空氣／呼吸傳介各式生命經驗的複雜性，擴大了當代社會對於政治參與與環境變動的想像。另外一方面，不同的呼吸慣例與模式，同樣構成特定文學／電影類型風格形塑的條件，相關的美學分析亦可供讀者重新考慮氛圍、情感等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