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晚間，英國議會大廈熄燈一小時，英國政府呼籲：「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的一部分，英國各地在周一晚間（4日）10點到11點鐘熄燈，因為晚上11點恰恰是英國百年前的那一天對德宣戰的時間點」（“‘Lights Out’”）。熄燈儀式為當日全英國的紀念與哀悼劃下靜默的尾聲，歐美各國政府相繼舉行一戰百年追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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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也策畫出版紀念專書，劍橋大學出版社於二零一四年推出系列套書，由研究一戰歷史的美國權威學者溫特（Jay M. Winter）主編的《劍橋一次世界大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套三冊分以「全球大戰」（Global War）、「國家」（The State）、「平民社會」（Civil Society）為主題，戰爭場域的空間向度自歐陸擴展至全球，戰爭解析角度更自武裝戰鬥延伸至文學創作、文化影響，為一戰歷史開展跨國越界的研究新篇章，誠如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吳翎君副院長所述：「一次大戰百年祭」再次審視大戰的歷史書寫，重現被抹滅的歷史現實（〈一次大戰〉）。然如今百年紀念已過十載，一次世界大戰前線救護車女司機在交戰的無人區（No Man’s Land）內穿梭來去的身影是否能夠破除「戰爭是男性場域」的性別成見？抑或二十世紀的兩場大戰雖短暫鬆綁性別框架，戰爭對性別建議與認同卻依舊如一戰女性文學史家席格奈特（Margaret R. Higonnet）在上一個世紀所質疑的是「沒有改變的改變」（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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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席格奈特與詹森（Jane Jenson）、米歇爾（Sonya Michel）、韋茲（Margaret Collins Weitz）共同編輯出版《火線後方：性別與兩次世界大戰》，並在書中質問：「沒有改變的改變到底是甚麼？」（頁31）此書乃結合十餘位女性主義權威論者，分別針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同國家的女權運動、各國在戰前、戰後以及戰時所推行的婦女政策、歐美的文藝創作、以及置身政府與女權份子相互折衝的社會各階層女性所發表的評論文集，發行時間正值美國女權運動第二波走進第三波洪流的轉折點，全美已設立將近五百個婦女研究的學位學程，女性議題正逐漸獲得重視，其跨領域特性使得女性相關的研究得以、也必須跨越學科界限。本書的時空背景與文史跨域則是回應一九七五年，甫出版旋即贏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與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殊榮的《世界大戰與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一書，該書撼動西方世界對於一次世界大戰的理解與想像。[3] 作者保羅‧法索爾（Paul Fussell）原為英文系教授，專長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在越戰的時代背景下，以文學家軍官的視角，借鑒個人二戰的經歷，爬梳一戰前後的文學作品、文化記憶，試圖理解一戰對於二十世紀的影響；法索爾更使用文學技巧，全書章節皆以文學典故入名，借用反諷與暗喻等修辭法表現一戰的荒謬與現實，巧妙地引導一戰歷史研究逐漸「文學轉向」。[4] 然而，法索爾取材過度侷限於白人、男性、中產階級、以及軍官的文藝創作，因此，八零年代女性主義理論學者，如歷史學家史考特（Joan W. Scott）、文學批評家吉伯特（Sandra M. Gilbert）、古芭（Susan Gubar）等紛紛從性別的角度回應，揭示複雜的大戰史實與多元的文學想像。一九八四年在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舉行一場以「戰爭與女性」為主題的工作坊成為《火線後方：性別與兩次世界大戰》成書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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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年努力，席格奈特等四位編輯號召二十位學者，集結十八篇論文，完成《火線後方》 一書，從文化的多元面向理解、詮釋戰爭，以女性的觀點重寫二十世紀戰爭史，見證一戰歷史典範轉向。該書作者分別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各自專長領域橫跨文學、歷史、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共同以「性別」為視角，採取不同領域的觀點探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同國家在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層面對於女性的定義與影響，並勾勒出女性成為戰爭文化符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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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線後方》一書，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由〈改寫歷史〉（“Rewriting History”）與〈雙螺旋體〉（“The Double Helix”）兩篇論文作為定調全書的歷史觀點與理論框架的引導文。第一篇文章指出重新改寫大戰歷史之必要，也彰顯論文全集作為女性戰爭史之重要性，第二篇文章則以生物學中的「雙螺旋體」意象作為體現收錄其餘十六篇論文剖析性別關係隨戰爭而變動的具體象徵。當時剛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美國歷史學家史考特（Joan W. Scott），以其開創性的史觀，強調世界大戰並非婦女地位改變的分水嶺，因此她在開篇論文中，呼籲揚棄「大歷史」的書寫傳統[5]，不僅檢視戰爭對女性的直接影響，更質疑政府、社會對於女性及其戰爭經歷的定義、表述與建構，分析性別體制在戰時的轉變與重生，提出女性的戰爭史應聚焦三大主題：「軍國主義與厭女言論結合的論述邏輯」、「政府的家庭福利與優生政策」、「意識形態表述的影響」，因此，史考特主張：改寫歷史，應該閱讀女性文本，同時深入探討政治修辭中的性別意象與符號，以揭露政治論述中的性別建構。

 

另一篇導言為席格奈特夫婦合著的〈雙螺旋體〉一文，為確立主旨，具體呈現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女性的社會地位與變化，乃巧妙地借用生物分子的「雙螺旋體」結構，兩條長形聚合鏈以螺旋的形式纏繞在一起，代表兩性關係互相依附、此消彼長，具象地詮釋戰前、戰後甚至戰爭期間女性與國家機器、社會體制相互折衝的演變。本文見證歷史研究的文學轉向，由學術伉儷跨領域合作，一位是英文系文學教授，專長領域廣泛，自浪漫主義文學與理論、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一戰歐洲文學、一戰歷史、至兒童文學與繪本，其跨語境研究之能力及比較文學的背景乃納入多重國家文學與文化傳統，評析觀點得以脫離國族、政治、社會等限制，長期從性別研究的視角切入，藉由閱讀一戰時期女性作品的創作，深入理解女性投身一次世界大戰的實際參與及其意義；另一位席格奈特為歷史學者，專長法國文化史，舉凡十七世紀繪畫、十八世紀外交、十九世紀移民與二十世紀政治，均有著作發行，因此，夫妻結合文化研究與文學想像，刻畫出一個指涉性別關係連動的有機體象徵──「雙螺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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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線後方》其餘十六篇論文，分別聚焦「性別認同的衝突」（Sexual Identities in Conflict）、「戰時政治與性別建構」（Wartime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戰後的痕跡」（Postwar Traces）三大主題。第一個主題四篇論文，分別為歷史學家裴洛（Michelle Perrot）探討法國戰前的通俗文學與大眾文藝，女性文學評論家蕭華特（Elaine Showalter）分析一戰詩人薩松（Siegfried Sassoon）與其精神科醫師瑞佛斯（William H. R. Rivers）的小說、回憶錄及治療日誌，心理學臨床教授雷頓（Lynne Layton）詮釋女權主義者布麗坦（Vera Brittain）橫跨一戰到二戰的回憶錄，最後是國際事務及公共政策主任爾加斯（Yasmine Ergas）爬梳二戰期間遭受迫害的荷蘭作家希勒桑（Etty Hilleseum）與小女孩安妮（Anne Frank）的日記，四位學者皆結合文學分析與歷史書寫，結論相互呼應，一致反映出性別認同，無論在戰時或戰後均受到戰爭引發的社會與文化衝突（如「男性性別焦慮」“male gender anxieties”）與種族屠殺歷史淵源等的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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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收錄七篇論文，多從鑽研各國大戰時期擬定的社會政策著手，作者群有歷史教授如豪斯（Steven C. Hause）探討法國婦女運動在一戰前後與政府及社會的角力，豪森（Karin Hausen）檢閱一戰期間德國的軍眷撫卹條例，史瓦茲（Paula Schwarz）重新檢視法國婦女在二戰期間協助並參與地下游擊組織的合作關係，米歇爾（Sonya Michel）剖析美國二戰期間政府的兒童福利政策與盛行的民主家庭論述對於女性權益的剝奪，費希曼（Sarah Fishman）考究二戰法國戰俘家庭的扶助措施，還有社會學教授米爾克曼（Ruth Milkman）研究美國二戰時期婦女在工會的地位與權益。這幾位學者強調戰時婦女政策皆以家庭論述為中心，無論政令宣傳、民間團體如勞團或游擊隊，甚或媒體的公眾輿論，都以家庭的性別分工為建構性別意識的理論基礎。因此，戰時看似解除的性別緊箍咒，於戰後立即恢復規範也就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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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線後方》最後則以「戰後的痕跡」（Postwar Traces）為評論主題，前兩篇論文由合著《閣樓裡的瘋女人》一書的兩位女性主義學者吉伯特（Sandra M. Gilbert）與古芭（Susan Gubar）撰寫各自對兩次大戰的文宣海報以及文學作品的觀察，以性別的視角追溯兩次大戰前後的女權運動與文學作品裡的厭女意識，發現大戰期間的文化意象多將女性刻劃成危害國家、剝奪男性氣概的敵人，吉伯特將交戰國之間的戰爭現實連結到文學作品以及海報圖像中反映出的「兩性戰爭」（“a battle of sexes”），古芭更尖銳地指出大戰其實是「對女性的轟炸」（“the blitz on women”）。[6] 最後三篇論文分別由理論哲學家萊莉（Denise Riley）討論女權運動與優生政策的折衝，政治系教授詹森（Jane Jenson）探究二戰結束後法國解放運動進行經濟與社會改革時婦女權益與生育政策的關係，以及已故的婦女研究教授特勒格（Annemarie Tröger）針對二戰時期德國侵略史料中平民婦女的口述歷史加以分析，以理解德國境內婦女所面臨的戰時社會經濟困境。書末以戰後各國因政治現實回到戰前性別框架，女性繼續面臨社會、經濟加諸的束縛，結論指出性別體制並沒有因為戰爭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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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線後方》編排結構嚴謹，十八篇論文主題緊扣著戰爭對於性別的建構與限制，相互呼應，主旨明確，連貫一致且評論見地。可惜，主題範圍並沒有觸及當時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對於女性經驗本質的挑戰，如關注大戰期間多元性別的處境或是殖民地參戰的種族問題等。不過，本書對於研究兩次世界大戰的學者至關重要，藉由「雙螺旋體」的意象，讀者得以想像性別與戰爭相互牽引、牽制的動態。論文蒐集的文本史料涵蓋廣泛，大戰前後主要參戰各國婦女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情境因而得以生動地呈現，為研究二十世紀前期的戰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參考史料。

 

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歷史學者庫伯（John Milton Cooper, Jr.）曾言：「對於美國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絕對不是英國人與歐洲人所認為的『榮耀之戰』」（頁84）。當然，特克爾（Studs Terkel）透過口述歷史，正式讓二次大戰烙印在美國文化的集體記憶中，成為「正義的戰爭」；有趣的是，風靡全球的美國音樂天后泰勒絲（Taylor Swift）於二零二二年發行一首「榮耀戰役」（“The Great War”），[7] 經過了一個世紀，這個詞彙也進入流行文化場域。當然，美國流行音樂緬懷的不是這一場百年之前的歐陸戰役，而是女孩回憶傷心戀情的過去，同時，歌詞結尾暗示另一場更激烈大戰的到來。值得注意的是，來自瑞典的重金屬樂團薩巴頓樂團（Sabaton）同時也推出以《結束所有爭端的一戰》（The War to End All Wars）為題的專輯，[8] 除了已經在二零一九年發行過《光榮之戰》（The Great War）的專輯，更蒐集真實故事，陸續創作出以一次大戰為主軸的歐洲派力量重金屬（Power Metal）樂曲，新專輯裡面更是寫出塞爾維亞女兵薩維奇（Milunka Savić）荷槍上戰場的轟烈事蹟，跨洋回應泰勒絲在美國樂壇發表的傷心戀情，今年十一月十一日為了紀念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一零五周年還出版了《大戰的回嚮》（Echoes of The Great War）膠狀紀念版專輯。唱片是否賣座仍舊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文化記憶庫裡仍然有許多女性參戰、救護、反戰等的故事值得我們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