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震緯（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博士）

 

自 2016 年 6 月 23 日之後，英國脫歐（Brexit）無疑是英國政壇與社會最炙手可熱的話題。為了避免無協議脫歐的窘境與可能接踵而至的種種麻煩，英國政府與歐盟在這些年來展開了大大小小的談判與會議。北愛爾蘭雖然在脫歐的公投之前並未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一旦脫歐的公投結果出爐之後，人們才意識到北愛問題將是英國是否能順利脫歐的關鍵因素之一。儘管北愛有百分之五十六的選民不論其宗教與政治認同選擇繼續留在歐盟，但公投的結果導致北愛必須與聯合王國的其它地區如蘇格蘭、威爾斯與英格蘭一同脫離歐盟。北愛本身並不在大不列顛本島而是位於隔壁愛爾蘭島的東北端。北愛因此是英國的領土當中唯一跟歐盟國家有接壤的地區，也就是島嶼南邊的愛爾蘭共和國。原本按理英國脫離歐盟之後就必須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國家劃清界線而不再繼續保持邊界暢通，然而基於北愛特殊的歷史發展，南北愛之間的邊界再現卻是北愛與英國人民最大的夢靨之一。北愛爾蘭在二十世界下半葉歷經超過三十年的族群與國家暴力衝突與動亂之後，終於在一九九八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the Belfast Agreement）或稱耶穌受難日協議（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後重返和平政局之路。位於南北愛邊界的曾由重兵駐守的檢查哨與海關也逐漸消失在愛爾蘭的地景之中，而同時屢屢發生在邊界地帶的血腥暴力殺戮也慢慢淡出世人的視野。如今人們可以在南北愛之間來去自如，彷彿實體的邊界與阻礙不曾存在過一般。但脫歐之後，邊界的惡夢再度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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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棘手的邊界設置問題，歐盟與英國政府最終同意折衷的後備計畫（backstop plan）。北愛爾蘭暫且將被視為英國的特區，也就是將繼續留在歐盟關稅同盟的制度裡，因而南北愛之間將繼續保持通暢而無需設置任何彰顯邊界的設施。這份由英歐兩方同意的北愛爾蘭協議（the Northern Ireland Protocol）則另外將歐盟與英國的邊界改置於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愛爾蘭海。消息一出，果不其然北愛爾蘭親英且多為新教徒的政黨及其支持者普遍反對與譴責這項決議；然而，親南邊愛爾蘭共和國而多為天主教徒的政黨與選民則對此樂觀其成，甚至私心期盼這項歷史性的決議有望為未來的全島統一大業鋪路。一方面，超過半數的北愛人民偏好留在歐盟之中；另一方面，認同愛爾蘭國族主義的人口數預計將會在近年正式超越英國國族主義者。如果依照耶穌受難日決議的條款而舉行相關公投的話，依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未來北愛很有可能將依據公投結果脫離英國後變成愛爾蘭共和國的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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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北愛與英國大多數的政治人物與一般人民如此不願、擔憂甚至害怕南北愛之間的邊界再現呢？因為一談起南北愛邊界就會立刻召喚關於那超過三十年北愛衝突的集體創傷記憶。自 1921 年南北愛分家之後，居於北愛—尤其是兩地之間邊界地帶—的人民不僅遭受許多生活上的不便，同時也是活在看似永不停歇的殺戮與復仇的恐怖攻擊與軍警執法之中。不論是在家中、在路上、在商店裡或其它公私場域都能目睹或遭遇各路武裝團體彼此之間以及與英國軍警之間的武裝行動陷入無止盡的惡性循環之中。一提到北愛衝突（the Troubles）那段黑暗的歲月，多數人即使政治立場相左也會有共享類似的集體記憶，亦即關於恐懼、仇恨、怨懟、創傷、暴力、死亡與失落的共同記憶。北愛的記憶政治不僅是關於過去的紀錄與檔案，亦是與現在當前的和平進程與轉型正義息息相關的敏感問題。現在當前的政治局勢與氛圍影響了對於過去事件的記憶敘事、邏輯與框架，而代代相傳累積而來對於過往的記憶文化也深深牽動對於當前政治與社會環境與發展的理解與介入。即便北愛衝突名義上已然落幕，然而兩大政治與宗教社群壁壘分明的記憶工程與實踐仍深深地形塑日常生活的地景、空間、制度、機構、認同、情感、互動與對未來的想望。實體邊界或許已然消失，然而意識中的邊界只怕是更加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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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兩大政治與宗教社群——多為天主教徒的愛爾蘭國族主義社群（Catholic nationalists/republicans）與多為新教徒的英國國族主義群體（Protestant unionists/loyalists）——均在日常生活與特殊慶典時表述、展演與傳承各自不僅是關於近期北愛衝突同時也包含近代愛爾蘭歷史的集體共通記憶。親英派人士自認一直以來是訴求驅除英國殖民勢力並實現全島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及其它相關武裝團體所施加種族清洗暴力的受害者。儘管親英派武裝團體所展現的血腥殺戮並不亞於親愛爾蘭武裝團體，他們卻透過集體記憶來正當化其暴力手段，並認為一切乃是為了維護與鞏固親英派新教徒在北愛的認同、文化與傳統，以及展現其歷來效忠於英國王室與英國政府的決心與貢獻。然而，對於愛爾蘭國族主義者來說，訴諸體制外的各種流血殘酷手段也有其正當性。他們的受害者論述強調作為外來殖民者的各代英國人歷年來在愛爾蘭島上的各種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種種不公不義的歧視、壓迫與剝削。親英派的新教徒社群無疑是為虎作倀的既得利益者與加害者。愛爾蘭國族主義者冀求北愛脫離英國以達成全島統一的志業，並相信能藉此政治上的去殖民所獲得的自由實踐更多目前在北愛缺乏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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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難免有內部的分歧與矛盾，北愛兩大社群基本上有屬於各自的記憶文化與紀念儀式。在這場根植於整個北愛爾蘭日常生活的文化戰爭之中，兩大社群的記憶文化的時間性卻是雷同。兩者的群體與公共記憶均顯露出同一性、一致性與延續性的封閉迴圈與路徑，也因此其時間意識是以過去而非未來為依歸、看似永恆不變的重複回返表述。重大的歷史事件與英雄事蹟不斷地被餵養至封閉單一排外的記憶敘事、模式與策略之中。除此之外，日常的暴力事件與受難者見證也不斷被吸收成為僵化記憶敘事的養分。過往的記憶模式形塑對於現今事件的理解，而當前的事件也同時強化既有的記憶內涵。以強調自身為受害者為基調的記憶框架既是記憶的過剩也是記憶的貧乏。這種對於不斷重述補充引用自身群體在過去不斷受害的論述也因此成為不斷製造現今仇恨、報復與衝突的燃料。時間在這樣壁壘分明的政治社會氛圍之中不是往前朝向未來的現代性線性時間觀，而是不斷重返過去的循環封閉時間意識。過去無法為未來提供啟示與解答，反而在不斷回溯探勘的集體意識與過程中形成只有不斷回返特定過去創傷場景的衝動與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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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關注北愛衝突的戲劇中，有不少作品涉及記憶文化在北愛社會與政治中的角色、功能與問題等等面向。以 Christina Reid 的 Tea in a China Cup (1983) 與 My Name, Shall I Tell You My Name? (1989) 為例，這兩部寫實紀錄片風格的劇場作品再現了北愛新教徒社群的集體記憶的狀況與問題。透過在舞台上呈現跨世代記憶機制，尤其是以男性主導、父子傳承的戰爭記憶，如17世紀末愛爾蘭的博因河戰爭（the Battle of the Boyne）與 20 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索姆河戰役（the Battle of the Somme），劇作家深入淺出地透過兩位年輕女主角的性別視野揭露與挑戰其所屬社群中以父權為中心的集體記憶的盲點與困境。除此之外，兩部劇作也因此凸顯了北愛新教徒群體共享記憶的時間性，亦即不斷以特定過去片段為依歸的記憶迴圈而非線性前進的時間意識。然而，兩部劇作中透過女性成長經歷的私密回憶讓女主角最終選擇遠離所屬社群侷限排外的記憶工程，並著手展開去政治化家族記憶與發展朝向未來和解為目的的記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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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聚焦在新教徒的日常生活裡的記憶運作機制之外，北愛的衝突劇碼裡也必然少不了對天主教社群的關注。在北愛 30 年的動盪期間，大大小小的血腥殺戮事件屢屢登上英國與全球媒體的頭條，並成為官方與庶民認知與心理戰中的關鍵記憶事件。以最廣為人知的 1972 年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為例，歷年來誕生了幾部以英國政府施加國家暴力為題材的劇本，包含 Brian Friel 的 Freedom of the City (1973)、Frank McGuinness 的 Carthaginians (1988)、Dave Duggan 的 Scenes from an Inquiry (2002)、Richard Norton-Taylor 的 Bloody Sunday: Scenes from the Saville Inquiry (2005) 等作品。相較於其它三部分別以兩次時隔快 30 年的官方調查為主題的劇作，Frank McGuinness 的 Carthaginians (1988) 並不聚焦在公開司法程序中的見證、檔案、真相、正義、敘事與公共記憶形塑的過程。此劇特別之處在於透過墓園的場景探索作為倖存者或受害者的親屬如何面對與處理血腥星期日的創傷經驗，尤其特別著重在他者的介入與交互敘事是否真能導向個別主體療癒的可能性，以及此創傷經驗如何形塑地方感。此外，此劇也透過性別與酷兒的角度闡明愛爾蘭國族主義武裝團體對血腥星期日所形塑的主流集體記憶如何影響男性倖存者的罪惡感知與加劇創傷延遲。最後，此劇也預示了北愛天主教社群對血腥星期日的紀念思維的轉變，也就是逐漸摒除了武裝團體以對抗與革命為基調的紀念儀式與邏輯，轉而搭上一九九零年代開始興起的全球化轉型正義中強調以民主與人權為本來追尋真相、正義、寬恕與和解的記憶策略。

 

北愛的戲劇除了各自上演兩大族裔社群在日常生活與特殊節日的記憶敘事與實踐之外，少數的劇本更進一步戮力追求打破兩大社群看似對立互斥的記憶框架。Stewart Parker 的 Pentecost (1987) 以 1974 年五月的親英派勞工階級發起的阿爾斯特工人理事會罷工（the Ulster Workers’ Council strike）為背景讓五位不同性別、宗教與政治立場的角色共處於一棟位於北愛首府北爾發斯特的典型新教徒勞工階層的老宅之中。這齣劇本除了一如其它典型北愛衝突劇碼擅長刻畫族裔衝突之外，此劇更進一步探索根植於北愛的各種實質與象徵的邊界與認同政治。然而，不同於其它僅止與再現既有社會衝突的場景或探討造成衝突的歷史淵源的劇本，此劇進一步想像了超克既有邊界意識與記憶政治的另類觀點與實踐。此劇揭櫫了一種倫理的記憶，一種面向未來與他者的記憶機制。而這種記憶的倫理又如何與基督教教義中關於愛的理論產生關聯。北愛衝突雖然根植於宗教衝突，但此劇揭示基於宗教與世俗思維下的愛的倫理記憶具有打破北愛僵化的認同邊界政治與其封閉的記憶時間感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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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英國脫歐之後北愛爾蘭邊界問題引發種種焦慮與爭議。同時間，北愛與英國社會出現了對於上個世紀下半葉北愛衝突時期重新記憶的風潮。北愛戲劇揭露記憶文化與政治在北愛的社會中的功能與問題，而同時某些劇作也展現記憶可以與可能在對立身分政治下的另類可能與實踐。在北愛衝突的脈絡之中，倫理記憶不僅能轉化既有的對立身分、文化與政治，也可能進一步重新想像與形塑面向他者與未來的嶄新記憶文化、時間感性與政治社群。北愛爾蘭的記憶文化與政治展現出以下的動態張力：過去與現在／未來、私密與公共、個體與集體、虛構與事實、悅納與排外、流動與僵化、創傷與修復、敵對與和解、不義與倫理等等面向。同時，北愛爾蘭的記憶與遺忘的戰爭也連帶形塑、維繫與轉化身分認同、歷史意識、意識形態、情感樣貌、論述形構、主體位置、空間塑造、機構運作等等不同的物質與精神層次與領域。不論是在日常生活或是紀念慶典，根植於對所處社群的亡者的虧欠罪咎感所生發的必須記憶的義務通常不免強化對立社群彼此的敵對意識，也因此導致更多的仇懟、暴力與受害者情結。然而，若是基於倫理的原則所產生的記憶的職責則有可能採納不同與嶄新的記憶框架與互動，而因此有可能朝向癒合、寬恕與和解的發展。簡言之，此種基於倫理的記憶是以未來為視野並以他者的創傷及過去未竟的可能為記憶對象，而非一再重複自我早已凝滯僵化的單一延續性的記憶迴圈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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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仍舊如幽靈糾纏著現今島上的居民。歷史記憶成為時間與空間的枷鎖；歷史意識成為正義與真相的阻礙。而對大多數的人來說，何時歷史才能不再朝向過去而是面向未來呢？何時記憶不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者呢？透過北愛爾蘭戲劇，讀者與觀眾有機會理解與反思國家與族群的暴力、創傷、記憶、歷史、敘事與倫理等等相關棘手議題。儘管當前北愛爾蘭仍處於族群衝突轉化的泥淖之中，但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臺灣的我們或許能夠與其相互參照與學習，以便能在追尋與抵達真相、正義、和解、原諒與共榮的荊棘道路上走得更加穩健與順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