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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特寫

莊坤良教授專訪

翻譯/異喬伊斯

撰稿:辜炳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助理教授)

目前在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擔任特聘教授的莊坤良老師是國內愛爾蘭文學研究的先驅,長期致力於喬伊斯(James Joyce)相關研究,學術專著成果豐碩。在學術研究之外,莊教授於聯經出版的《都柏林人》中譯本精妙捕捉了喬伊斯文字的神髓、讓二十世紀初都柏林浮世繪裡的芸芸眾生在台灣投胎轉世。本次專訪,莊教授透過 Google Meet 暢談跨界學者與譯者的體驗觀察、將《都柏林人》中文化的理論策略,以及即將問世的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新譯本會如何翻譯/異。

 

辜:莊坤良教授午安,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接受訪談,也希望您在 COVID-19 疫情中平安順心。本期電子報的主題是「翻譯|異|義|憶」,想把握此機會請您從翻譯實踐者的角度分享自己在二OO九年出版的《都柏林人》經典譯本、以及目前進行中的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翻譯計畫的幕後過程和理論策略。首先想談談「經典」英美文學在台灣出版市場上譯本數量差異懸殊的現象。曾麗玲教授在〈新世紀迎新譯——評莊譯《都柏林人》〉中提到,在您的譯本問世前,喬伊斯生涯早期重要的短篇小說集在台灣只有兩種譯本,分別是一九七O年集結白先勇與同時期台大外系學生分篇刊登於《現代文學雜誌》的譯文、由晨鐘出版社印行的版本,以及一九八六年由志文出版社印行的杜若洲譯本(ix)。不知道您如何解讀《都柏林人》在台灣不受譯者和出版社青睞的現象?作為對照組,同樣是外文系課堂上必讀經典的《大亨小傳》在台灣已有超過十七種中譯本。您認為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商業考量,翻譯難度,或是另有其他因素?

莊:我想這是你提到的各種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首先《大亨小傳》歷年來多次翻拍成主流商業電影,主題又是愛恨情仇、性與金錢等討喜的題材,自然吸引一般讀者的注意。至於喬伊斯的譯本之所以相對稀少,一方面是愛爾蘭的文化歷史對台灣讀者比較有距離感,另一方面當然也是譯者對喬伊斯望而生畏。現有的《都柏林人》譯本中,白先勇和《現代文學》譯者群的合譯本缺乏整體性,杜若洲譯本對喬伊斯文本的掌握仍有未盡如意之處,難以吸引讀者。當然,更根本的原因是喬伊斯的作品本來就晦澀難懂;以《都柏林人》來說,雖然文字乍看之下比喬伊斯後期的《尤利西斯》或《芬尼根守靈》簡單,但其實仍偏向曖昧模糊,加上調性憂鬱、故事性淡薄,不像通俗文學以情節為重,難以滿足閱讀大眾對故事的渴望。此外,《都柏林人》由十五篇短篇小說構成,各篇之間的關係若即若離,無法像長篇小說的情節一氣呵成,營造強烈的戲劇效果。

以上是從大眾讀者和商業角度來解釋《都柏林人》不受主流出版社和譯者青睞的現象。若從學術研究者的觀點來看,《都柏林人》在學院內的經典地位其實讓它成為長銷型的作品,外文系的新生可能都會購買中譯本作為學習輔助,而且它對台灣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某種程度上,白先勇的《台北人》可說是《都柏林人》的跨文化轉譯,開創了台灣文學的現代主義風格。所以說翻譯對文化的影響力很多時候是不能量化分析的:《大亨小傳》也許有很多譯本,但長遠來看對台灣文壇的影響恐怕還比不上只有兩三種譯本的《都柏林人》。

我個人的另外一項觀察:儘管《都柏林人》譯本定位偏向學院導向,台灣學者用中文書寫的相關評述其實相當有限。不可否認,《都柏林人》不是書市寵兒,翻譯難度也高,但如果喬伊斯學者能多做些譯注和評論,我想能有效改善所謂的經典文學在翻譯書市上叫好不叫座的困境。好的文學有時不易讀懂,因此更需要系統性地介紹導讀。我算了算自己大概寫過四篇以《都柏林人》為主題的論文,希望之後可以繼續補齊剩下的篇章。

辜:您關於《大亨小傳》和《都柏林人》譯本的觀察讓我想起另一個小議題:費茲傑羅非常崇拜喬伊斯,《大亨小傳》的文字也帶有《都柏林人》的欺騙性,看似簡潔但暗藏玄機。我過去讀過幾個《大亨小傳》中譯本的感覺是費茲傑羅的英文風格很難移植到中文語境中,他充滿潛台詞的精煉語句如果只是字面對字面地逐字翻譯,往往流於淺顯直白、失去風格。這凸顯了文學翻譯操作過程中無所不在的陷阱:若譯者缺乏對文本的洞察力和脈絡知識,往往會讓譯本只得其形不得其神。

莊:確實沒錯,翻譯英美文學絕對不是「能讀寫英文」就可以勝任的,對文學的理解和中文的造詣也至關重要。如果只是把字面的意思翻譯出來,譯文就會像你剛剛提到的那樣,有一種灌水稀釋的感覺,嚐不到原汁原味。

辜:那麼,您認為喬伊斯的理想中文譯者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是否必須像您一樣熟稔喬伊斯研究?還是精通翻譯理論的學者?或是只要有熱忱的譯者皆可投身這項挑戰?換句話說,喬伊斯的譯者是否比一般作品需要跨過更高的門檻?又或者應該讓更多譯者的譯本在翻譯書市場中自由競爭?在文學翻譯市場有限的情況下,又該如何在「菁英本位迷思」和「劣幣驅逐良幣」間取得平衡?

莊:一位理想的譯者首先當然需要「懂」英文才能開始辦事。但譯者要「懂」的不僅止於文字,而是文本背後整體的文化脈絡,否則很可能會誤譯而不自知。舉例來說,如果譯者對愛爾蘭的文化背景不熟悉,看到「pale」時可能會很直覺地翻成「蒼白」,但懂愛爾蘭歷史的人都知道「the Pale」是指以都柏林為中心延伸出去的英國殖民勢力範圍。這還只是很基本的查證功課而已,喬伊斯的作品有更多意在言外的文字遊戲,畢竟他最擅長使用各種雙關語來開展多層次的詮釋空間。

但這也不是說一定只有學者才能勝任翻譯工作。當然,學者在翻譯上的優勢是熟悉文本和其背後的歷史脈絡、可以減少誤譯的機會。或許我們可以說:無論譯者是什麼身份,文學翻譯本來就必須建立在研究之上。文學譯者不只需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有時還得 read beyond the lines,譯文才能準確地將文本和歷史的脈絡和細節傳遞給讀者。學者作為譯者的另一項優勢在於可以在譯本中自己寫導讀評論:一般讀者有時需要一些引導才能進入文學作品的情境之中,所以我認為一位盡責譯者所做出的好譯本應該附上文本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讓讀者見樹又見林,更容易掌握文本在歷史上的重要之處。另外,我認為譯者也要明確意識到自己選擇的翻譯策略,是偏向逐字或是逐義、歸化或是異化。策略的選擇非常重要,因為譯者在遭遇困境時,理論依據是下決定的依歸,否則每次遇到難題都隨機做出不同的抉擇,譯文勢必會流於混亂、缺乏風格。

這麼一講,好像又只有學者能翻譯,但我並不這麼認為。翻譯當然是越多人願意投入越好,因為一本書每被翻譯一次,它的 afterlife 就獲得了延續、存在價值也增加了一點。至於譯本的好壞,我想就留給讀者判斷;每位譯者都有自己的立場,但一個文本有越多譯本,在新的文化土壤裡就會生長得更壯碩。回到「理想的譯者」這個大哉問,我想倒不如說說自己對理想「譯本」的看法。我心中的好譯本除了譯文本身,還包含譯者導讀、策略說明、作者年譜和簡介、研究書目等要素,如此一來譯本的學術價值才能提升。目前國內很多文學譯本可惜的地方就是缺乏譯文之外的其他要素,以至於雖然譯了很多書,卻無法發揮影響力。假如譯者可以多投注些心力,在譯本中加入 critical introduction 等要素,那麼讀者透過譯本所看見的就不再僅只是故事,而是更完整的知識體系,同時也可以比較不同譯本的差異、探索各種翻譯策略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針對「菁英本位迷思」和「劣幣驅逐良幣」的辯論,我會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畢竟這也不是學者或譯者說了算,最後還是要留給讀者和市場決定。不過我倒有個呼籲:如果台灣外文領域的研究者都能挑選自己鍾情專精的文本進行翻譯,累積起來的成果將會相當豐碩,而且譯本會有深厚的研究基礎作為支撐。

就我自己翻譯《都柏林人》的經驗,翻譯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不管修改再多次總是會有不滿意的缺陷。翻譯喬伊斯常會陷入兩難困境:他刻意模糊的地方到底要不要譯清楚?譯文保持模糊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破梗了又有違喬伊斯的本意。經過了漫長的摸索,我得到了一項原則:涉及文化背景和事實性的部分,我就會說清楚;若是涉及個人詮釋的,我則保留曖昧空間。讀過喬伊斯的人都知道,他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讀者都該瞭解他記憶中的愛爾蘭,但這明顯不太可能——譬如〈伊芙琳〉裡提到一個碼頭,但喬伊斯只丟給讀者一個地名「the North Wall」,完全沒說那是個碼頭——這種時候我就會加註或直接在譯文裡點明,提供文化背景上的資訊。在其他時候,我會提醒自己克制介入詮釋的衝動,讓讀者自己感受文本的張力。身為一個學者跨界的譯者,我其實對讀者有所期待和要求:詮釋文本的 labor of love 是讀者自己必須經歷的過程。

辜:從剛剛提到「the Pale」和愛爾蘭歷史背景的例子,也許可以延伸到您在〈翻譯(與)後殖民主體〉中引述范奴逖(Lawrence Venuti)所說的「翻譯是一種文化政治的實踐」(qtd. in 莊 74)。您指出「作為一種文化政治的實踐,翻譯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場域,於其中,當代後殖民的重要議題,也透過知識/權力的運作,在此展現不同的面貌」(74)。我們都知道喬伊斯透過文學創作批判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越到創作生涯後期對英文——殖民者的語言——的戲耍和解構越加激/基進。依循此脈絡,想請問您在中文翻譯的操作上要如何「跨語種」保留並突顯語言遊戲蘊含的政治性?

莊:范奴逖的「翻譯是一種文化政治的實踐」是個很有趣的議題,也是個很困難的議題。他把翻譯看作是一個隱喻、一種媒介當然很有道理,因為 translation 同時也是 transferene,把資訊從語境轉移到另一種語境時總會在傳統和創新之間產生衝突。譬如將英文譯成中文的時候,譯者一方面必須遵循中文的文法規章,但另一方面又必須處理許多與中文語境格格不入的外來概念,勢必得面對歸化和異化的老問題。假如讀者說「譯文完全嗅不出翻譯的味道」,對譯者究竟是讚美還是嘲諷?這中間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倘若讀者感受不出翻譯的陌異性,外來的概念就難以顯現力量。異化翻譯策略的主張就是透過鑄造和引入新的詞彙來擴展目標語的可能性;歸化翻譯也許會讓讀者感到舒適,但對整體文化的發展卻會少了很多因衝突而產生的火花。

語言本來就會演化,我們在語法的框架下可以不斷創造新的詞彙。譬如 Portrait 一開始喬伊斯模擬兒童的語氣創造了「moocaw」,所以我從童言童語的「羊咩咩」衍生出「牛哞哞」這個對應詞。當然這種聲音和意義剛好完美結合的解決方案可遇不可求。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伊芙琳〉中女主角母親臨終前的囈語「Derevaun Seraun」;我當時想既然是段咒語,翻譯時應該以保留聲音效果為優先,類似佛經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樣的音譯,但後來靈光乍現,在聲音中揉入「得樂蒙恩捨樂恩」的意義。在上述的情境裡,翻譯活動就不只是一種「搬運」,而是一種創造。喬伊斯也好用矛盾語,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gratefully oppressed」,苦於找不到更好的中文表達方式,我姑且譯成「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有趣的是,這個譯法後來也被一些國內的後殖民學者接受了。

開始翻譯 Portrait 後,我強烈感受到尋求「意義上的對等」是不夠的;我認為文學翻譯更重要的是達成「美學上的對等(aesthetic equivalence)」,如此一來譯者的主體性才能獲得更大的空間。我希望中譯本有自己的生命,而不只是依附在英文原文上面;一般人在英翻中時常有的盲點,就是依循英文的結構,但如此一來中文就淪為英文的奴僕。我認為更好的方式,是在掌握原文的美學形式之後,回歸到中文的系統來思考,近一步發展出獨立於英文的新文本。我有一個更大膽的想法:一旦《都柏林人》或 Portrait 譯成中文之後,其中譯本就會以「中文原文/創作」的型態存在。這是一個思維上的巨大轉換:你可以想像,當一位從未讀過 Dubliners 的讀者接觸到《都柏林人》,後者對他來說就是原文。換句話說,每個中譯本都是一個新的起點,將會在中文體系裡重新生長、發揮文化上的影響力。這種想法當然比較基進,但唯有翻轉想法,翻譯才能獲得地位,否則譯本總被視為缺乏原創性的次級品,沒有人會認真把它當一回事。我們常說譯本是原作的 afterlife,不管怎麼說,它還是條 life 啊,應該有屬於自己的生命。如果大家都這樣認知的話,我相信譯者會受到很大的鼓舞。

辜:這確實是個很有趣的想法!讓中譯本從英文原作框架中獲得解放的提議饒富解殖民的精神。我們知道喬伊斯的書寫企圖顛覆英文這個殖民者的語言,若從解殖民的角度思考,在翻譯喬伊斯時將客語、原住民語或台語的語彙與句構混入漢語,對您而言會是一項合理可行的翻譯策略嗎?

莊:其實我也在思考這個議題。對我來說,我認為這是個適切性的問題,若文本需要,沒有什麼理由不可以把多種語言混入翻譯裡。譬如說,我最近重讀《玫瑰玫瑰我愛你》,越來越覺得出身台大外文《現代文學》世代的王禎和有意效法喬伊斯:小說用嬉笑怒罵的手法描寫越戰時期花蓮仕紳以為國爭光之名,行提供美軍溫柔鄉牟利之實。王禎和翻玩文字的多義性——玫瑰是歌名、是妓女、也是性病的隱喻——並且多語並陳,有仕紳說的日語和台語、國民黨帶來的標準普通話、為了招攬美國大兵學的美語,以及花蓮當地的原住民語。只要敘事情境需要,多語書寫就是合理的。我又想到另外一個例子:李勤岸教授用台羅系統寫台語詩,但台羅目前的困境是受眾有限,就連我讀起來也覺得有些吃力。書寫最重要的還是要有讀者,不然文本就無法發揮影響力;當然喬伊斯後期把英文書寫攪亂,但是《芬尼根守靈》終究是個比較基進極端的案例。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樂觀來看,也許社會脈絡會改變,未來有一天台羅或其他原住民語言系統會進入主流也不一定。最重要的,還是回到我之前所說的「譯本就是新的原文」;只要有這樣的信念,譯者自然就會採取更多實驗性的策略。翻「譯」就是翻「異」,就是翻轉出差異來:翻譯要翻出異質性——不同時空的譯本應該要彰顯時間和社會脈絡的差異——和我們所處時代的當代性才有意義。

辜:不知道您會如何翻譯/異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這個書名?是延續現有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或是會有截然不同的譯法?

莊:這個問題我目前還沒辦法給出明確的答案,不過現有的譯法普遍犯了一個基本錯誤:一方面,「portrait」在西方傳統裡是王公貴族專有的特權,在相機發明之前,畫像是尊貴神聖的儀式,一般市井小民並沒有機會被畫肖像;另一方面,林布蘭現代性的、以平民日常為主題的肖像畫所側重不是表象,而是內在精神狀態所散發的光暈。所以將「portrait」譯成靜態的「畫像」似乎失去喬伊斯所想捕捉的意識流動和心理變化:Portrait 的精髓在於紀錄 Stephen 如何從想當神職人員的小男孩變成叛逆的藝術青年,以及他不服從的精神從何而來。換句話說,整本小說是 Stephen 心靈的寫照,而不是外貌的畫像,故 portrait 翻成「肖像」都還比「畫像」好一點。現有的譯法還有另一個問題:「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應該是「一位藝術家的青年時期」,而不是「一位青年藝術家」。喬伊斯給的這個題目其實有很多陷阱,並不好處理,我還在掙扎是要從現存翻法做修正還是要徹底翻案。有時候翻案並不是那麼容易,像顏元叔主張把 T. S. Eliot 改譯成「歐立德」,但後來大家還是習慣使用原本的譯法「艾略特」。我在翻譯《都柏林人》的時候,也曾想把〈死者〉改譯成〈往生者〉,不過後來想想作罷,畢竟要扭轉約定成俗的譯法並非易事。

回到 Portrait 的譯法,如果要採取意譯的話,我想可能會是《一位藝術家青年時期的心靈寫照》,因為「寫照」這組片語包含了書「寫」和「照」相兩種元素,不過「心靈」這個增譯又讓我舉棋不定。無論如何,我大概不會用「畫像」這兩個字。

辜:我忽然有個另類的靈感:或許可以考慮借用日文的「寫真」,既傳達了攝影媒介的現代性,又帶有書「寫」和「真」實的字面聯想。

莊:可能還是要好好斟酌一下。我想還是要把握住一個基本原則:這個肖像絕對不是表象上的。我翻譯到第四和第五章時,處理大量冗長曲折的心靈描寫真的是非常折騰。基本上我已經大致翻譯完畢了,目前只剩下一些難題需要回頭解決。我們先繼續討論下一個問題吧。

辜:您在 “(Un)translatability and Aesthetic Equivalence: Translating James Joyce’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nto Chinese” 一文中從翻譯理論、註釋的必要之惡、跨文化語言遊戲等多重面向剖析《畫像》的(不)可譯性。可否請您談談翻譯理論在您實務操作上發揮的影響力?例如班雅明「譯本是原著之來生」和德希達「譯本會獨立成長」的說法如何影響您在翻譯 Portrait 這部「(展示語言)成長(的)小說」時的決策?您期待中譯本「生長」成何種面貌?說英文的 Stephen 和說中文的斯蒂芬會如何生長成同中有異的藝術家?

莊:這麼說可能有點弔詭,但我認為文學翻譯的核心其實就是處理文本裡「不可翻譯」的部分。翻譯「可以翻譯」的文字只是一種耗時的體力活而已,唯有挑戰「不可譯」才真正有翻「異」的空間、異質性才能萌生。容易翻譯的文字人人翻起來都大同小異,甚至交給機械翻譯就好了。在面對不可譯性的時候,我還是會回到范奴逖的歸化/異化座標,但採取一種比較動態的、視文本當下脈絡而定的機動策略。雖然我之前提到異化策略可以讓外來新概念的威力加乘,但當然也不能像魯迅倡導的「硬譯」那麼基進極端,讀者受眾還是要顧。

班雅明的〈譯者天職〉一文提出了蠻多值得思考的觀點。我從「譯本是原著之來生」得到「譯本就是新原文」這樣的想法:轉生在新文化體系的譯文就是獨立的新生命體。用這樣的態度面對翻譯,譯本的 afterlife 才能持續成長。班雅明也將翻譯比喻成「破碎的花瓶」和與原文「相切的線」;將碎片重新拼湊 一定會產生新的東西,兩條線也一定會從切點往不同方向延伸,所以我才說翻譯的核心本質就是翻「異」。用德希達的說法,翻譯就是 de-originating the original。從這些理論裡面我看到翻譯的創新可能,也正是因為這些信念我才願意投入翻譯,否則翻譯既辛苦又不被尊重,何必自找麻煩。

接著來說說 Stephen 和斯蒂芬的異同。你提出這個問題真的是蠻妙的,我想他們跨文化跨語言的共通之處就是藝術家的叛逆精神:忠於自己,不惜與宗教、國家、親人為敵,與世界決斷。儘管斯蒂芬經歷了背棄宗教、尋花問柳、追尋藝術的啟蒙過程,Portrait 卻又不太像是一般的成長小說,因為它更多著墨在「如何面對真實的自己」,以及「我」與「自己」的距離。「我」是被外在世界社會化的形象,「自己」才是真正的本質和本體。我們常講「我—自己」,但 Portrait 翻轉成「自己—我」:不受世俗眼光牽制,只為自己服務。講英語、信奉自我主義(egoism)的 Stephen 在 1916 年問世之後扭轉了很多的英語讀者看待世界的視角,希望講中文的斯蒂芬降生之後也可以在我們的文化母體裡投下震撼彈,至少擴大中文語彙和表達的可能性。

辜:您在闡述《都柏林人》註釋的必要之惡時以人/地名 Athy 與 a thigh 的諧音字謎為例,說明翻譯文字遊戲的極限與譯註介入的必要性。請問您在翻譯 Portrait 的過程中有歸納出一套判斷註釋必要性的原則嗎?或是每一次的決定都是獨立的事件?由此問題——亦即翻譯操作的規則和可重複性——也許可以跳躍到一個既遙遠又迫切的大哉問:人工智慧和機械翻譯是否會在不久的未來威脅到文學翻譯者的生計?

莊:基本上還是延續我在翻譯《都柏林人》的原則:「該模糊就模糊,該清楚就清楚」。文化背景上的斷層可以填補,但抽象的概念和喬伊斯言而未明的曖昧處就留給讀者自己參悟。你之前提到譯本有時候給人一種稀釋灌水的感覺,我想部分的原因就在譯者把該模糊的事情講得太清楚,以至於話太多、擠壓到原文留白的玩味空間。

至於 AI 和機械翻譯是否會讓文學翻譯者失業的問題,我個人目前還是比較樂觀看待。當然一些制式化文件——諸如說明操作手冊之類——已經被機械翻譯接手了,但文學涉及太多細微的感情,我不覺得電腦在近期內可以駕馭。《芬尼根守靈》的多語言書寫確實可以透過大數據資料庫來協助翻譯,但最後做判斷的還是人類譯者吧。機械翻譯的邏輯還是建立在量化數據上,但文學性是很難量化的,就像我們不會說「我愛你三公斤」或是「我同情你兩公分」。玩笑歸玩笑,可以量化的不一定重要,重要的卻往往無法量化。有人也許會說現在 AI 也會寫詩,但 AI 的寫作是沒有意識的。沒錯,我們可以把大量的唐詩上傳到資料庫裡面,然後下指令要 AI 寫一首關於春天的七言絕句,AI 也確實可以執行這項指令,但透過演算法生成的書寫和詩人的詠物抒懷還是無法畫上等號吧?

辜:最後想請問您 Portrait 預計何時完工出版?未來您還會繼續挑戰 UlyssesFinnegans Wake 的翻譯嗎?

莊:正在校正第五章,初稿大底完成了,接下來會寫導讀,預定明年初可出版。至於 UlyssesFinnegans Wake 的翻譯就交給其他英雄好漢去挑戰了。據我所知,梁孫傑教授的《守靈》翻譯大業只剩最後一哩路,Ulysses 也有譯者著手進行新譯本了,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引用書目

莊坤良。〈翻譯(與)後殖民主體:讀阿切貝的《四分五裂》與魯希迪的《魔鬼詩篇》〉。《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vol. 29, no.5, 2009, pp. 73-104。

喬伊斯(Joyce, James)。《都柏林人》(Dubliners)。譯者:莊坤良。聯經,2009。

Chuang, Kun-liang. “(Un)translatability and Aesthetic Equivalence: Translating James Joyce’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nto Chinese.” James Joyce Journal, vol. 25, no. 2, 2019, pp. 175-197.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as Cultural Politics: Regimes of Domestication in English.” Textua/ Practice, vol. 7, no. 2, 1993, pp. 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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