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辜炳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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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期刊 Ex-position 主編陳春燕副教授策劃的「Measurement」研讀會第四場因 COVID-19 疫情持續蔓延，改以雲端分享預錄影片的模式進行。本場次聚焦在如何「測量」時間、風險和幸福，分別由主辦人陳春燕副教授導讀《愛因斯坦時鐘與龐加萊地圖：時間帝國》（Einstein’s Clocks, Poincaré’s Maps: Empires of Time）、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廖培真副教授導讀《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曼紐爾（Manuel Herrero-Puertas）助理教授導讀《消費社會：神話與結構》（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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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燕 x《愛因斯坦時鐘與龐加萊地圖》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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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蓋里森（Peter Galison）於二ＯＯ三年出版本書，以科學史的視角考掘十九世紀歐美帝國強權的測量競賽和愛因斯坦相對論之間的聯動關係。本書的焦點既不在年輕天才愛因斯坦如何建構出相對論，亦不在當時科學界對相對論之回應，而在釐清愛因斯坦的靈感概念與於當時的物質科技、論述網絡與體制運作之間的相互影響。

眾所皆知，愛因斯坦在一九Ｏ五年發表之〈論動體的電動力學〉（“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所提出的狹義相對論（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顛覆了物理學界自牛頓以降的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概念，但蓋里森試圖重構出這項科學史大事件背後較少被談論的歷史脈絡：十九世紀下半葉兩次時間標準化的革命——格林尼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的頒行與歐美各大城市的火車時刻表革新——都滲入了愛因斯坦闡述狹義相對論的思想實驗語言之中。在〈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一文中，愛因斯坦用來挑戰當代科學界「同步性」概念的例子恰好是火車和標準時間：「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所有的裁量——只要涉及時間這項因素——都是關於同步事件的裁量。舉例來說，假如我說『那班火車七點整抵達這裡』，我的意思是『我手錶的時針走到數字 7 和火車到站是兩起同步的事件』」（qtd. in Galison 18-19）。愛因斯坦的「火車猜想」提醒我們牛頓的「絕對時間」概念忽略了「觀測」時間的過程中「光」也需要移動時間：假如我站在 A 點（手錶）的旁邊但遠離 B 點（火車），而你正好站在 A 點和 B 點的中間（圖示如下：A––我——你––———B），當 A 點和 B 點發出的光同時抵達我的鼻尖，我可以說兩點的閃光是同時發出的嗎？愛因斯坦告訴我們：當然不行，因為光從 B 點行進到我的鼻尖所經過的距離遠比從 A 點所經過的更長，所以 B 點的光勢必更早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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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相對論發展史的讀者都知道愛因斯坦如何從這項前人所忽略的觀測細節推向孿生子悖論等思想實驗，但蓋里森希望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導至愛因斯坦所經歷的時間標準化革命：一方面，在一八八四年華盛頓特區的世界時區大會決議以通過格林尼治的經線作為本初子午線、統一全球各時區換算的標準之後，歐美跨城市火車時刻表無法接軌的亂象終於迎來解決契機；另一方面，愛因斯坦少年時期曾夢想進入父親和叔叔創立的電子儀器製造公司上班，成名前在瑞士專利局的工作經歷也讓他接觸到各種鐘錶的創新設計圖。換言之，愛因斯坦抽象時間理論，靈感其實來自於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計時儀器革命，以及世界時間體系的統一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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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里森書名裡的另一個關鍵人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也兼具數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官僚等多重身份。他比愛因斯坦更早透過「同步的時間」（synchronized time）來思考「同時性」（simultaneity），並且凸顯測量「時間」並非既有事實，而是一個社會公約、是「經過多方協議後訂定的數量或換算關係」（Galison 92）。繼承法國大革命之後日漸取得優勢的公制十進位體系，龐加萊曾倡議將一小時切分成十等分，不過最後這項提議並未獲得廣泛採納。值得注意的是，龐加萊背後的法國勢力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時間標準化競賽過程中始終與英美聯盟對抗，甚至在一八八四年世界時區大會之後拒絕接受以格林尼治標準時間，並且執意以巴黎作為本初子午線的起點。蓋里森認為英美聯盟在時間標準化競賽勝出的關鍵之一，在於英國壟斷了海底電纜線的鋪設工程，而電報正是當時校正各時區時間測量的重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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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考掘抽象物理概念背後的測量基礎，蓋里森企圖呈現「具有哲學意識和歷史脈絡的物質文化」（388），進而調和唯心論和科技決定論的二元對立、描繪出一幅更平衡的相對論時間概念史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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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培真 x《風險、不確定性與獲利》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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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是芝加哥經濟學派先驅奈特（Frank H. Knight）的重要著作。李（Arthur H. Leigh）指出在奈特的著作出版之前，利潤的概念混雜了資本報酬率（return on capital）、管理工資、風險溢酬（premia for risk）、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企業收入（entrepreneurial income）以及剝削勞工等紛雜範疇。奈特將利潤與企業家連結起來，進而重新審視競爭、知識與不確定性，以及企業組織的相關理論（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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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析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之間的差異：前者是經濟學中理想的市場競爭狀態，在此完美狀態中所有買家和賣家都是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並享有同質的產品、完全的信息，以及任意進出市場的自由；後者則是不滿足完全競爭要件的市場形式。奈特在第七章點出：「假如所有的變動都符合一套恆定且普遍的法則，那麼可被預知的變動就不會擾亂市場參與者賦予產品的價值，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利潤和虧損。因此，經濟學上的問題並非來自變動本身，而是來自我們對於未來的變動缺乏完全的知識（198）。換言之，我們對於未來的無知程度決定了「風險」與「不確定性」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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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指出，我們對未來的知識介於完全無知與全知之間：我們透過已知的經驗推測未來的可能發展，但由於無法掌握所有的變項，我們的推測往往有瑕疵。奈特將未來發展分類為三種概率情境。情境一：「先驗概率」（a priori probability）如同擲骰子，可透過數學邏輯推算出可能結果。情境二：「統計概率」（statistical probability）類似購買人壽保險，需依賴過去經驗和相對頻率評估。情境三：「估計」（estimates）則缺乏任何可靠基礎。奈特將情境一和二視為「風險」，情境三則是「不確定性」。因此，「風險」和「不確定性」兩者間的差異關係可以總結如下：風險是可以被計算概率與期望值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則是不能被事先計算評估的風險。有趣的是，奈特主張只有「不確定性」才能帶來「利潤」，後世經濟學家因此將之命名為「奈特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

 

 

曼紐爾 x《消費社會》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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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紐爾助理教授專注的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和失能研究領域中，測量的概念無所不在：生命政治中的醫學凝視涉及各種身體分類、日常生活治理，和區分正常與異常的尺規量表。目前風靡世界的東京奧運也和測量息息相關，除了世界紀錄的測量科技日益精準以外，選手的量級和參賽分類也都涉及測量。本屆引發爭議的紐西蘭跨性別舉重選手也讓許多人質疑「跨性別女性參賽前十二個月都將睪固酮濃度維持在 10 nmol/L 以下即可參賽，無需經過性別重置手術」的標準是如何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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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討論文本《消費社會：神話與結構》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第二本專書，出版於一九七Ｏ年。布希亞以擬象、符號的政治經濟學、後現代理論，以及關於恐怖主義的爭議言論聞名於世，但他其實系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養成。受到巴黎六八學運影響，布希亞在《消費社會》中開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後馬克思／情境主義（situationism），並改寫馬克思的論點，提出決定社會經濟結構的關鍵因素不是生產，而是消費。布希亞解釋道：我們的社會仍是個生產社會、仍建立在生產秩序（order of production）之上，但在此同時消費秩序（order of consumption）——一種操縱符號的秩序——也纏繞著我們的社會（Baudrillard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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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亞在商品的「使用價值」（譬如：鋼筆用來書寫）、「交易價值」（鋼筆的定價標籤）和「象徵價值」（林肯簽署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鋼筆）之外新增了「符號價值」：豐饒社會中的人類被商品——而非其他人類——包圍，商品成為一種語言體系與關係網絡。布希亞將商品琳瑯滿目的大賣場視為流奶與蜜的後現代迦南谷地，其存在意義不再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而是創造一種近乎宗教性的豐饒奇觀：櫥窗中的商品以一種饒富意義的關係排列，彼此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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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將創造平等社會的烏托邦想像，布希亞並不認為革命和經濟成長會促成更平等的社會。受到經濟學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一九五八年著作《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的影響，布希亞認為經濟體系透過製造財富和匱乏來自我支撐。他以交通癱瘓作為例證：動彈不得的車陣製造了巨大的耗損（燃料、時間、心理健康、醫療資源），但這些耗損最後都會轉化為增加國民生產毛額的消費數據，彷彿一種「藉由成長來成長的順勢療法」（Baudrillard 39）。塞車透過耗損促進經濟成長的資本主義邏輯讓布希亞斷言「成長本身就是一個不平等的函數」（53）：經濟成長和富裕社會之間並沒有必然關連。布希亞的「奇觀」概念讓我們面臨一道測量難題：海市蜃樓要如何測量？布希亞意欲凸顯的正是經濟學數據至上的缺陷：一切無法量化、無法成為統計數據的社會面向都被排除在這套「紀錄幻象的荒謬體操展演」之外（41）。測量幻象的難題驅使我們繼續追問「那要如何測量幸福？」當代社會對於「測量幸福」的執著——無論是二〇一五年《世界幸福報告》將不丹評選為「最幸福國家」，或是英國前首相卡麥隆提出的「快樂指數」（happiness index）——都彰顯布希亞半世紀期前所提出觀察的前瞻性：「總而言之，從統計數字尋求證據不是分析富裕的辦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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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亞消費社會非統計學的符號語言結構提供我們一些思考當代社會現象的切入視角。「浪費」在消費社會中不再是非理性的殘餘，反而被賦予一種比理性實用價值更高的社會功能性 （Baudrillard 43）。「廉價商品」（kitsch）的全球大流行正是將金錢虛擲在無用之物的明顯病徵：台灣街頭常見的夾娃娃機販賣的小飾品既無使用價值也缺乏交易價值，它們僅有符號價值——攫取商品的消費瞬間帶來的快感凌駕於獲取的商品本身。在網路社交媒體時代，透過鋪張浪費來彰顯富裕的炫富風潮已經接近宗教狂熱。最近推特（Twitter）上引發熱議的一則推文——推主 Investor_NICK 分享了友人在永利拉斯維加斯酒店（Wynn Las Vegas）一場奢華派對後收到的帳單——正好為布希亞的消費社會提供了當代性的註腳：收據上的抽象數字在炫富行為中所擁有的符號價值遠高過三維空間中的實體商品的使用和交易價值。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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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drillard, Jean.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Translated by George Ritzer. Sa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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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son, Peter. Einstein’s Clocks, Poincaré’s Maps: Empires of Time. W. W. Nort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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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 Frank H. Risk, Uncertain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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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gh, Arthur H. “Frank H. Knight as Economic Theoris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2, no. 3, 1974, pp. 57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