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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群像

梁孫傑教授專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採訪/撰稿:廖勇超(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本期專訪對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梁孫傑老師。梁老師的研究專長包括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愛爾蘭文學、德希達解構主義,以及動物性倫理。近期著作為〈(幾乎)非關孔子的《芬尼根守靈》〉(《英美文學評論》2017)、“Hospitable Animals.” Cosmopolitan Anima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翻譯部分,2016年翻譯《芬尼根守靈》中一則寓言故事〈麋狐鹿和怪葡萄〉(《巴黎視野》2016),並於2017年翻譯《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第一卷:1-2章)(A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Finnegans Wake)(書林出版,2017)。本次專訪從梁老師的生命經歷與追求談起,進而聯繫起老師和喬伊斯之間的微糾纏關係,以及研究/翻譯喬伊斯《芬尼根守靈》觀察到的諸多面向與心得。最後,梁老師亦分享了他對現今和未來的文學研究以及人文學科的看法,以及我們該如何面對當今新自由主義下的學科分層建制。非常感謝梁老師接受本刊採訪。

★自我生命經歷到喬伊斯研究

廖勇超老師:

  我自己跟孫傑的相識從剛開始是挺戒慎恐懼的,因為他是我碩士和博士班論文的口委之一。不過我想,訪談總免不了從敘舊開始,是一種思想歷程整理,也是一種生命過程的來回編織。想先請問孫傑,從私領域的思想和生命出發,有沒有甚麼值得跟我們分享的情事?

梁孫傑老師:

  先說說幸福和滿足。追求幸福是生而為人基本的權利之一。雖然對於幸福的內涵各有不同,對於幸福的想法也大相逕庭,但生命總會知道也會選擇對自身最大的幸福作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追求,也就是自身主動的介入、互動、付出、和滿足。舉個例子。前些日子,在偶然的機會看到大學同學貼出來一些略微發黃的照片,陳年舊事剎那間雜沓紛來。那年班上同學一大伙總有三十幾位去合歡山,遊覽車停在山腳下,我們得自個兒扛起背包和所有家當,沿著山路走到晚上過夜的地方。滿地都是小小碎石子,一不小心還會絆個趔趄。大家剛開始興高采烈,三五成群聊天說笑,沿路上山慢慢地兩旁樹木越來越高、越來越直,空氣也越來越稀、越來越薄,耳窩裡頭好像緩緩堵上一層薄膜,看得出來好些女同學苦苦撐著,男生們只好紛紛(硬咬著牙裝出點男子氣概來憐香惜玉)幫這個背一點,幫那個拿一些,走得就慢了。等到了營地,遍山暮色四野茫茫,也比不上我早已餓得兩眼的昏瞀失神。早到的同學已生火煮了泡麵;不是附有什麼肉汁鮮美、肉塊飽滿鋁箔包的那種,而是只附了調味粉那種最陽春的泡麵。端了一碗,席地而坐,就呼嚕呼嚕吃了起來。日後開始工作,總免不了應酬,偶而也有機會吃到那種貴到嚇人的大餐。可是那天傍晚吃的泡麵,是我到現在為止吃過最好吃的食物。那天傍晚,跟一群好朋友一起吃陽春泡麵,心裡充滿的是幸福和滿足。日後讀書教學做研究,一直沒有忘記過,凡事無法一蹴可幾,但辛苦撒種,必歡呼收割。不在於收割多寡豐厚與否,而在辛苦過程中領受的幸福和滿足。念文學念了大半輩子,或許追求的就是那種生命中純粹的幸福和滿足吧。

廖勇超老師:

  再來想當然爾,還是要進入喬伊斯跟你的微糾纏。國內雖然有許多學者涉足喬伊斯研究,也都各自精采,然而你卻選擇從最困難的《芬尼根守靈》進入,並且由最幽微的翻譯層次出發與喬伊斯的創作/思想體系進行纏繞。可否請你談一談與喬伊斯的微關係,以及翻譯喬伊斯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一些面向?

★「微」之質與量?

  我們先從「微」這個字開始說起。「微」的小篆是寫成一個頭髮散亂、沒有綁成髻的老人,而「微」右側的小篆寫法,則是一隻拿著棍子的手。對於這隻手的屬性,學者們主要有兩種看法。其一為老人自己的手,因為老人行動不便,需借助棍子(或拐杖)方便行走,老人走路慢,那也就是「微行」的意思。另一方面,如同「隱」作為「微」的其中一個延伸意義,指的是一個老人慢慢行走著,最後逐漸消逝、步入死亡。另一種看法,則是認為「微」的右側乃是他人的手,表示有一個人拿著棍子在老人的背後打他、驅策他緩緩向前。由於老人身體孱弱,力道過大恐傷其身,甚或致命,因此只能是「微微地打」,那是極度細膩輕微的動作,需要高超的技巧,方能執行得當;想想,時間對於老人(其實應該說,對於世上每一個人),不都是如此拿著棒棍在後面驅策我們一直往前行,但棒棍接觸到我們背脊的動作極輕極微,我們絕大部分都無法真正感到「微」的存在。然而「微」的存在卻是界定我們生命往前走的關鍵因素。儘管「微」的寫法在漫漫歷史演變中經歷不同層面的外型變化,但其意義始終不離最初根本的意涵。因此,基本上,我們可以從質與量兩個角度,來談談《芬尼根守靈》(以下簡稱《守靈》)中的微關係。

 

★《芬尼根守靈》可以有多微?

  若要探究《守靈》一書的微關係,我們就必須以謹慎纖細的態度來看待書中的所有一切。喬伊斯用以下這句話為例,來說明在他作品中,所謂「微」的量,完全可以微小到一個字母:“If you are abceminded, to this claybook.” (FW 18.17)意思是:「就算再漫不經心,但讀這本解密之鑰的泥板書(《守靈》),我們就必須在意a、b、c這些個字母。」因為在《守靈》中,即使只是一個字母的更動,都會如同基因圖譜中的一對染色體差異般,在個體中表現出巨大的不同。其差別之巨大,就如同人類和黑猩猩一樣。兩者之間,就基因而言,只有一對染色體的差別,但各自在生物演化發展的過程上,顯而易見有多大的不同。

  再舉一個關於「微」的量化例子:“[…] memostinmust egotum sabcunsciously senses upers the deprofundity of multimathematical immaterialities […]” (FW 394.30-32)。讓我們先從sabcunsciously這個字談起。很明顯,就發音而言,它所影射的是subconsciously(潛意識地)。不過,假如我們把它拆解為s-abc-un-sciously,在聲音與書寫之間,立刻就拉開一段美學的距離,足以讓我們欣賞和思考兩者差異帶來的有趣現象。就書寫來看,sun的光線透過abc這三個字母為介質而抵達海底("profundity" in " deprofundity")。我們知道,自柏拉圖以來,太陽一直是光明、真理、理智的象徵,但由於abc的關係,使得陽光照射到我們深沈似海的潛意識時,產生了某種異常的逆轉變化,抵達海底的不是sun(light),而是un。自從後殖民主義以來,們已經都很熟悉如何unlearn,如何從自我經驗的角度重新學習已知的知識體系;此處的un,也具備那樣的意思。換句話說,透過abc,或是回到生命的abc,重新省視我們的潛意識。單一字母,無論是a, b,或c,其作用是有如海德格所說的真理(alethea),看似遮蔽的非遮蔽。上述引句,或許可以姑且譯成:「我當時情深似海幽冥微曖的焦慮自我,浸淫在陽光被abc遮蔽,凌駕五官之上的潛意識之中,一定察覺得到,那個經過繁複演算仍無法掌握其非物質的巨大存在,那個『上主,我由深淵向你呼號』的海洋 […]。」

  方才說明的是微小到一個字母,就足以產生重大的認知改變。喬伊斯也就是藉由如許微小的差異,為我們呈現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譬如說,“her sucking-staπ ivory mint” (FW 235.36)一句中的staπ。順便一提,這裡所引用的出處,不是1939年的版本,而是Danis Rose和John O'Hanlan在2012年出版的The Restored Finnegans Wake。這裡要討論的這個字staπ,1939年版本的拼法為star。兩相比較,個人認為staπ比star更具備《守靈》語言的特質,也符合牽一微而動全身的基本法則。我們談到量,最精確的量自然就是數目字所代表的量化概念。若是依據1939年的版本,star就是一顆星星。然而因為圓周率的π,就書寫外型而言,類似手寫的r,藉由如此的相似性(前面的例子是語音的相似性,此處則是外形的相似性),十足精準地展現喬伊斯的宇宙觀。由於圓周率π小數點後是無限的數目,因此也常被用來代表無止無境的永恆。因此,staπ一詞不應簡單地理解為單一星球,因為它同時也表示無數個星球。但是,若只將staπ譯作「無數個星球」,將無法忠實傳達staπ一詞所同時具有單一與無限的雙重含意,所以只能在原有的中文構字中,根據喬伊斯鑄造《守靈》語言的的原則,自行創造新字。喬伊斯用π取代r,或許我就有理由用π取代「球」的「玉」字旁,變成以π為部首的 π求,把原本應譯為「星球」的star,變成「星π求」的staπ。引用的那句話,或許就可以譯成「她含在口中吸吮像煞小小星π求的象牙色薄荷糖」。

  類似的用法,其實也出現在"peπumed" (FW 236.02)與"oπ" (FW 236 F1)上。原本索然無奇的「香噴噴」(perfumed) 與「亦或」(or),在喬伊斯僅僅更動一個字母的魔幻書寫下,前者變成香水瀰散在空氣中朝向四面八方無止無盡的擴散狀態。而後者oπ,相對於德國哲學家尼采表達對生命無止境肯定的連接詞and,喬伊斯的連接詞,不僅顯示綿綿無期的猶豫、徬徨、優柔、寡斷,同時也反映出個人在20世紀,乃至21世紀,所經歷的種種動盪、顛覆、崩毀、跨界、與極度的無限不確定。在翻譯時,為了如實反映喬伊斯原本對於π的使用,或可充分利用中文文字的圖像特性,將π融入原本中文語彙當中,"peπumed"就成了「香π賁π賁」,而"oπ"則是「 或」。

  上述所舉的種種藉由字母細微變化達到巨大差異的例子,即是喬伊斯自己在《芬守靈》中結合「微小」(micro)與「宏大」(macro)所創造的"micramacrees" (FW 343.11)一詞。然而,喬伊斯並非僅只是將互斥的兩個極端概念結合在一起,更是在凸顯一個不間斷的動態過程。它是人類呼吸的吐納動作,是宇宙誕生的大爆炸及可預見的收縮,是浪漫派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所寫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來」,亦是義大利學者維科(Giambattista Vico)提出的循環歷史觀,同時也是貫穿《守靈》一書的生命輪迴和可能的解脫之道。

★內部自我指涉與外部連結的微關係?

  喬伊斯在《守靈》中操弄字母的細微差異造成自身與外部世界的無限連結,同時也未曾忘記對內建立與自己先前作品的自我指涉。喬伊斯挪用自己早於《守靈》二十五年前出版的自傳式小說的標題,將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寫成了 “a poor trait of the artless” (FW 114. 32)(「一抹青澀藝術家的拙劣畫痕」)。1922年出版藍色封面的《尤利西斯》(Ulysses)則是被喬伊斯自己稱為 “usylessly unreadable Blue Book” (FW 179. 26-27)(「那本看也看不懂由你去撕的藍皮書」)。嘲弄自己先前的作品,讓我們看到喬伊斯不斷地對自己先前的想法進行反思。

  喬伊斯謔仿自己的作品,重新賦予舊作品嶄新的生命,作為認識生命本質的進階,這樣的省思,或是修正,就翻譯的角度來說,或許就是對同一作品過往譯作的二度翻譯。如此說來,翻譯《守靈》,也得把握與現有喬伊斯譯作所產生的微妙關係。以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Dubliners)為例,喬伊斯在《守靈》中把短篇故事的標題 “The Boarding House” 寫成了 “bourdelhouse” (FW 186. 31),另一篇 “Two Gallants” 則是被改成 “Galantifloures” (FW 256. 09)。為凸顯喬伊斯在自己語言系統中所進行的「惡搞」,在翻譯這些標題時,當然得去了解以往的種種譯法,算是對此小傳統的致意。莊坤良教授翻譯的《都柏林人》因此成了首選。莊坤良教授所翻譯的〈寄宿之家〉與〈護花使者〉,在追隨喬伊斯自我解構的精神下,就轉身一變,成了「妓宿之家」,和「負花屎者」。雖然此舉或許頗為對莊教授有些不好意思,但難不保幾年後也有人將我的譯本借屍還魂,改譯成更為戲謔的標題。我不認為這是悲慘的譯者宿命,而是有志譯者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維進行相同的拼裝工程。

  至於非同一時代的外部連結,一般我們稱為影響。許多喬伊斯在當年所紀錄下來的觀察和闡述的概念,經過七八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仍能從當代思潮得到更深刻清晰的回應和搬演。因此,翻譯《守靈》,為了盡可能地將這些微小細緻的差異給保留下來,就必須正視《守靈》中自成體系的一套規則,也就是「《守靈》文法」(Wakean grammar),包含模糊混淆的單複數(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ingular and the plural)、流動的詞性(fluidity of parts of speech),以及模稜兩可的精確度(ambiguous precision)。

  針對模糊混淆的單複數,可以用以下這句來做說明:“… like lots wives does over her handpicked husband” (FW 364. 35-36)。我們很明顯可以一眼就看出至少兩個錯誤:(1) "lots wives" 應該改成"lots of wives";(2) 因為wives是複數,所以動詞does應改成do。熟悉聖經典故的讀者,應該可以知道lot是暗指住在所多瑪的羅特(Lot;聖經思高本中譯),如此又延伸出幾個錯誤:(1) "lots wives"應該改成"Lot's of wives";(2)Lot只有一位妻子,所以應改成"Lot's wife",也符合第三人稱單數的動詞does。然而,也就是因為那些模糊混淆的單複數及其延伸的問題才使的至少以上四種錯誤變成《守靈》特有的靈視與犀利的批判。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這個聖經典故。人類墮落,上帝震怒,決定毀滅索多瑪和哈摩辣(Sodom and Gomorrah)兩座城。天使警告索多瑪唯一義人羅特上山避難,離城時切勿回頭觀看。羅特攜同妻子和兩位女兒逃難途中,他的妻子違反天使警告,在向後一望的剎那,當場就化成一根鹽柱。之後,兩位女兒為了替羅特留下子嗣,晚上把父親灌醉,然候輪流與他同床共眠。依據聖經如此的記載,我們大可以說羅特實際上有三位「妻子」,但因為羅特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兩位女兒發生性關係,他本人是否認可他們是「羅特『的』妻子」,或許就會是個問題;在普通名詞後面加上「逗號s」('s)代表所有格,然而因為這種父女之間的亂倫曖昧關係,在現有的語言表達方式無法明確指稱的情況下,我想文法錯誤語意不通的lots wives卻是最好的選擇。在把握「模糊混淆」的原則下,引用的語句或可翻成「羅特众多的顏駐老婆」。先說「駐顏」。我們同意,那兩位女兒也可以稱為羅特的妻子的話,那麼和她們的母親比較起來,說她們是「駐顏」有術的老婆,應該不算為過,而在表達此「凍齡」現象的同時,將「駐顏」二字順序對調,也能顧及原文所指涉的「鹽柱」聖經典故。另一方面,假如羅特有三位妻子,應該就是喬伊斯意含諷刺的「眾多妻子」("lots [of] wives")。為了兼顧「三」的意涵,我把"lots wives"翻譯成「羅特众多的顏駐老婆」。讀者可以注意到,有個簡體字「众」夾雜在繁體字當中。之所以打破常規,刻意選用簡體的「众」來取代繁體的「眾」,並非純是為了符合「模糊混淆」的原則而任意取代調換,而是「众」比「眾」要來的適合此處的情境。「众」是由三個人所構成,所謂「三人成眾」的成語,說明了這種文化認可;而羅特的三位妻子,就其婚姻階級的相對關係而言,應該算是一個在上的「大老婆」和兩個在下的「小老婆」,剛好是「众」當中三個人的構圖位置。

  所謂「模稜兩可的精準度」,可以用以下這個例子來說明:“foundling filly of fortyshilling forstertailor and shipman’s shopahoyden” (FW 255. 30-31)。中譯為:「這頑皮駣氣的小娘們,眾生之母的小棄孩,養父開了間40先另裁縫鋪,船員傳言中的瀑布小辣椒。」此處所講的女孩子,或許會讓我們想到〈寄宿之家〉裡那個周旋在眾多單身漢之間的看似頑皮淘氣的波麗(Polly)。不論是原文或是譯文,都出現一個貌似「模稜兩可」的語境,也就是「眾生之母的小棄孩」,她既是「母」也是「孩」;以二十世紀初歐洲的標準,小女孩並非完全不可能成為母親,但是因為"filly"已經限定該女孩大約在四歲以下,因此把「母」也是「孩」的機率降到零。以上看法,純就是從人類發育的角度來理解。若從馬的角度,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以馬來說,公馬在一到三歲左右就能成為種馬,母馬則是在十五至二十四個月時便開始可以受孕。馬跟人在年齡概念上和性成熟度上的偌大差異,使得「眾生之母」與「小棄孩」的連結成為可能。《說文解字‧馬部》說:「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廣韻‧陶》說。「駣:馬四歲也」。三歲或四歲的「駣」,就可以在交配後當「媽媽」了。精確的鎖定馬的性成熟度,方能營造人類原本就「模稜兩可」的人際關係。

廖勇超老師:

  再來,我依稀記得我們曾經討論過理論和文學/文本分析之間的關係。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地位和文本作為被分析對象的模式似乎具備了某種執行上的缺陷:若理論只是用來分析被動的文本,那麼其有效性似乎必須被質疑。也因此,如何從文本中看出理論性以及從理論中耙梳出文本性便成為急需面對的課題。想請問孫傑的是,在與喬伊斯相遇的過程中,你是否有觀察到某些特殊的文本與理論糾纏?

★喬伊斯的當代理論?當代理論的喬伊斯?

  在談完字義/字譯上的細微解讀後,我們把視野拉大,調到喬伊斯與西方思想的發展。在《守靈》中,不難看到馬克思、佛洛伊德、達爾文等與喬伊斯同代的重要思想家與學者出入期間,那其實是頗為正常現象;較令人訝異的是,二十世紀後期(或說,在喬伊斯辭世之後)的重要理論似乎也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蛛絲馬跡。例如: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玄牝空間 (chôra/khôra)出現在 “Bothallchoractorschummi-” (FW 314. 08) 及 “choractoristic” (FW 334. 07);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流變 (becoming),和喬伊斯所寫的版本,「流變成不斷進行的非可不走」(“becoming ungoing” [FW 331. 03-04]);或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穆斯林 (Muselmann) 和《守靈》的「活死人渣的穆斯林」(“mosle-man” [FW 243. 28]) 。我們既可以從這些學者的理論來了解喬伊斯,也可以反過來從喬伊斯來了解他們的諸多思想脈絡。這樣的說法儼然呼應了前面所及提的循環史觀與生命觀,那個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換言之,喬伊斯的作品容許我們從各種角度以自身的生命經歷做為介入與補充,但這麼做的同時,也應時時謹記各個微乎其微的細節。真正的微關係才能夠開啟我們對於《芬尼根守靈》的認識,才能夠開啟《芬尼根守靈》的影響,以及它對於外部的無限連結。」

★文學研究/人文學科/學科分層建制的看法?

廖勇超老師:

  最後想請問孫傑的是,你如何看待現今和未來的文學研究以及人文學科?哈若薇(Donna Haraway)曾提出人文學科(Humanities)應該擺除人類中心而成為腐質層學科(Humusities),一種彼此連結發酵伸展的觸生體。面對當今新自由主義下的學科分層建制,能否請你提供一下你的看法?

 

梁孫傑老師: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哈若薇把human當成humus的主張,因此只能談些聯想到的部分。哈若薇在談動物伴侶時,曾解釋選擇使用伴侶(companion)的初衷。這個字大致的意思,就是一起用手掰開麵包同桌共餐的人。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有關當局都警告民眾切勿群聚用餐,即使要聚餐,也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云云。疫情嚴峻,讓每個人都成了潛在的帶原者,一時間我們不知該如何信任他人。信任是彼此成為companion的基礎,大家在同一個空間,用同樣的餐具,吃同樣的食物,喝同樣的酒,談共同有興趣的話題。當代義大利小說家波斯托里諾(Rosella Postorino)在她的《希特勒的試毒者》(At the Wolf's Table)中,談及類似的「社交」行為時,提到一個蠻有趣的問題。那是有關一群在希特勒用餐前,先行為他試吃的女性試毒者的故事,當然她們不在同一空間和希特勒同時用餐,但她們和希特勒吃的喝的完全一模一樣。有天,女主角回到家,突然有個想法冒出來,「晚上我回到家,上廁所時聞到了尿液中飄出的蘆筍的氣味,我想到,也許艾爾弗里德(另一位試毒者)也正坐在馬桶上,和我聞到了同樣的氣味。甚至,希特勒在狼穴那堅不可摧的掩體中,在這個晚上,他的尿聞起來和我的一樣。」

  小說並沒有交代這批長年「享用」同樣食物的人(試毒者和希特勒)是否在「吃喝」一樣的條件下會「拉撒」出一樣的產品,如同我們也不知道同為companion的共食者,是否產出會較為一致。但就你的問題來說,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是人文學科要成為腐質層學科(Humusities)?其他學科呢?不過,我跟這個主張不熟,只能在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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