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塔雅莉．瓊斯（Tayari Jones）於2018年出版她的第四本小說《婚姻生活》（An American Marriage），此作品榮獲英國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形象獎（NAACP Image Award for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同時也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等殊榮。當小說的中譯本於2021年在臺灣出版時，書名的中譯「婚姻生活」強調小說本身作為一個典型的愛情故事，透過描繪婚姻關係中彼此價值觀的差異、漸漸產生的隔閡、乃至無法避免的三角關係等種種難題，讓讀者得以探究婚姻的意義。然而，小說書名原文中沒有被翻譯的「美國」一詞，或許正是全書的核心關懷。

        小說圍繞在美國南方一對新婚的非裔夫婦，主角兩人幸福的新婚生活，展現美國夢的具體可能。主角Roy出身於藍領家庭，一路力爭上游取得大學學歷，取得一份較為體面的工作。出身背景較為顯赫的Celestial，則是一位以手作玩偶聞名、前途似錦的藝術家。如同任何的新婚伴侶，兩人對未來懷抱著夢想，在亞特蘭大這個大城市展開他們的生活，試圖打造未來的理想樣貌。然而，一場對於Roy的性侵誣告，徹底改變了這對新婚夫婦的未來。

        當結婚週年的兩人回鄉探望Roy的父母，在小鎮的旅館過夜時，一位與Roy短暫碰面的婦人指控Roy對她性侵。警察闖入兩人的房間，強行帶走Roy與Celestial，將他們壓制在地，倒臥的兩人「就像兩座平行的墓地」（40）。針對婦人的性侵指控，作者刻意不以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描述事發經過，而是將此結構性的司法不公當作前提，藉此推動小說情節發展。小說透過主角個別的回憶與第一人稱敘事，描繪出因種族所造成的司法不平等，如何改寫黑人社群中個別的生命樣貌。因此當法庭宣判Roy長達12年的刑期時，Roy與Celestial新婚的幸福表象逐漸瓦解，兩人的隔閡無可避免地在這過程之中慢慢浮現，彼此的關係也就此生變。

        《婚姻生活》所處理的主題，呼應鮑德溫（James Baldwin）出版於1974的小說《藍色比爾街的沉默》（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兩部小說均描寫美國社會的司法不公，透過文學書寫挑戰白人優越主義論述中，針對非裔美國男性的種族刻板化，回應長久以來種族問題與司法誤判對非裔社群所留下的集體創傷。在1965年《莫倪漢報告》（Moynihan Report）與黑人民權運動的脈絡下，鮑德溫的小說翻轉美國白人社會對於黑人家庭結構的批評，強調黑人社群的堅忍，以及面對社會壓迫所展現的相互支持。但數十年過後，瓊斯更為關心的是，「愛情」、「婚姻」、「家庭」等看似普世性的概念，其所涵蓋的價值與意義，在當今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與抗爭歷史下，都變得更為複雜難解。

        Roy服刑期間，小說巧妙地從第一人稱敘事觀點，轉而以書信體的形式，呈現兩人分隔兩地漸行漸遠的關係。書信作為一種間接的溝通模式，建立在對話者的缺席，雖然Roy與Celestial兩人都努力維繫彼此的關係，全心全意地為彼此付出，但再多的文字也無法確切地傳達自己內心的感受，無法讓對方理解自己所陷入的泥沼。在獄中無所依靠的Roy，生活失去重心，只能完全地寄託Celestial尋求平反判決的可能，彼此的關係就此失衡；而獨自一人的Celestial，也漸漸發現Roy服刑的過程如黑洞般吞噬自己的生活，社會對罪犯及其家人的標籤化為她帶來種種枷鎖，自己也無法冀求對方理解生活頓時被掏空的心境，這樣的關係還能算是愛情嗎？

        在這段漸行漸遠的關係中，最終不難想像第三者的出現，以及這段婚姻關係的生變，但小說成功的關鍵就在於作者模糊了是非對錯的界線，以角色的個別困境，突顯背後美國社會結構的種族問題。透過一個典型針對黑人男性的性侵誣告，作者瓊斯一方面深刻描繪出Roy身為冤獄犯的無辜，以及面對自己婚姻危機的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更是突顯了Celestial作為一位非裔美國女性，面對自己丈夫作為司法不公受害者的責任與義務。

        透過Celestial家族的協助，Roy成功平反判決。但Roy出獄後，Celestial對於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丈夫，一個從「比他父親與他父親的父親更為古老的戰場」歸來的Odysseus，他的妻子能有除了扮演Penelope 之外的選擇嗎（246）？她對Roy的忠誠是基於仍存在於兩人之間的關係、法律上仍具效力的婚姻、還是一種基於黑人集體歷史的承諾？

        透過一段無法向任何一方咎責的三角關係，瓊斯不僅寫出非裔男性作為司法不公受害者的遭遇，更是精確點出非裔女性作為犧牲奉獻者的困境。在這一點上瓊斯承襲哈里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妮拉．拉森（Nella Larsen）、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等非裔美國女性作家，透過文學為我們呈現在不同歷史社會脈絡下，黑人女性所面對的人性矛盾與倫理難題。不論是奴隸體制下毫無身體自主權的黑奴女性，對白人奴隸主性暴力的策略性抵抗，或是逃亡的黑奴試圖殺死自己的親生骨肉以避免歷史的重演，抑或是黑人社群「體面政治」（politics of respectability）下對女性的形塑與壓迫，這些作家都透過文學書寫，讓讀者重新思考黑人女性主義學者斯碧勒絲（Hortense Spillers）所謂「美國文法」下的非裔女性形象，藉此探究美國社會種族論述背後所隱含的歷史創傷，迫使讀者進一步地回應這些歷史鬼魅所提出的倫理課題。

        不可避免地，小說使我們回到非裔美國文學傳統中，關於「藝術與政治宣傳」（art vs. propaganda）這個自「新黑人運動」（New Negro Movement）或稱「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以來持續爭論的問題。瓊斯談到，她寫作的出發點是「人物與人物的問題，而非問題與問題的人物」（“people and their problems, not problems and their people”）（311）。換言之，對瓊斯而言，文學書寫關懷的始終是具體社會關係下的複雜人性，而非抽象社會議題中的刻板人物。也許正是這一點讓我們再次體認到，文學如何以不同於歷史或社會科學等的方式介入社會論述，處理歷史檔案或社會資料所無法涵蓋的感性細節，並透過文學想像，讓我們看到特定社會脈絡中人性的複雜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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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Baldwin, James.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Dial Press, 1974.

Jacobs, Harriet A.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Second editi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9.

Jones, Tayari. An American Marriage. Algonquin Books, 2018.

Larsen, Nella. Quicksand; and, Passing. Rutgers UP, 1986.

Morison, Toni. Beloved. Vintage, 2004.

Spillers, Hortense J. “Mama’s Baby, Papa’s Maybe: An American Grammar Book.” Diacritics, vol.

        17, no. 2, 1987, pp. 6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