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張嘉如（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副教授）

 

「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害者，一定得盡可能拒絕，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

                                                                                                         ──卡繆《瘟疫》

​

　　2019年12月中旬，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現了一連串未知的呼吸道感染病例。一兩個月後，亞洲、歐洲、美國，以及其他地區，相繼出現「武漢病毒」。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疾病命名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繼之將Covid-19列為大流行病。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將其病毒命名為“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為一新冠狀病毒，與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感染）屬同一家族。截至2020年5月中旬，超過在180個國家和地區確認病例，約450萬人感染，30萬人死亡。全球地方體系，不管是公共醫療、食物生產消費鏈、公共交通等體系的全盤崩潰。全球深陷病死或餓死的兩難泥沼中。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等主要城市都施加了就地避難所等限制。股票市場達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美國股市觸發熔斷機制。短短兩個月，病疫期間失業率世界高居百分之14，近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糟糕的狀況。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預測衰退的必然性。

​

　　Covid-19戳破了人類作為生物圈裡特例的「超級高級物種」的神話。若將地球史壓縮成為13分鐘，人類（尤指當今全球化下與體系生態裡的既得利益者）在地球上的存在不過一秒。然而，這個睥睨其他物種自封為王的存在，卻披著科技資本主義的新衣，高喊著人類至上的口號。這裡，還有誰比美國總統川普更能代表此吹噓的國王？作為一個隱喻，白人至上（尤其是在瘟疫期間，一位叫做佛洛伊德的美國黑人遭到白人警察壓頸致死，造成大規模全球抗議示威之際）的神話道出當前一個致命性悲劇：全世界福祉與未來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並操弄狹隘的部落主義（tribalism）意識形態。背後所付出的代價，除了是那些處於「例外狀態」（借用阿岡本的詞）「裸命」人不公平的犧牲，還有對普世生命平等與尊嚴的漠視。對一個專門操弄公眾話語，以愚民來穩固政權的川普（或任何此類政客）來說，疾病所代表的政治與文化 「象徵」比疾病背後所指涉的真實更重要。

​

　　在病毒肆虐的時刻，西方社會積患已久的移民或難民危機也相繼爆發。Covid-19加速瓦解社會凝聚力，更順理成章地合理化民粹部落主義，由領導者打著種族歧視的旗幟來轉移選民的注意力（這與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手法如出一徹，逼使情報部門強行導出病毒是中國故意洩出的結論，以便卸責）。美國極右派挪用左派為少數民族爭取平權的身分政治策略，利用此疾病鼓動了反華／亞洲情緒和仇外心理。這裡，疾病不僅是身體上的疾病，同時也武器化成為指涉文化他者的隱喻。

​

　　在一個與自然循環脫序的西方或者說現代社會裡，疾病與死亡早以被視為是可恥的禁忌話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5）在《疾病的隱喻》裡提到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垂死已成為一種可恥的、不自然的事件，故而，與死亡聯想在一起的疾病也往往淪為一個不光榮、必須將之否認的東西。當今西方對Covid-19的想像與反應，承續了某種現代性下的進步話語裡面，對此類流行病的可恥感與否認。在某種意義上，Covid-19打破了圍繞西方的現代神話，即西方作為先進工業國家的自我想像，似乎已經超越疾病和死亡；此類的瘟疫專屬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歐洲國家和美國成為重災區，不僅震驚了非西方國家對西方先進的想像，也震驚了西方本身。如同在卡繆《瘟疫》裡，當鼠疫開始在阿爾及利亞境內的奧蘭（Oran）這個城市裡傳播開來，經歷過多次瘟疫老醫師對主人翁里厄表達了他的錯愕，「這不可能，眾所周知，瘟疫已然從西方滅絕了！」這裡，卡繆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西方國家，如美國，在第一線通知的前六個禮拜之內完全沒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

​

　　西方人對Covid-19這樣的人畜共通傳染疾病（zoonosis）的想像多半是，這只會發生在貧困落後、不衛生的國家或地區，而富裕的西方國家會因為全球化而被拖累，間接成為受害者，如政治家將自己想像成受害者以便卸責。最典型的就是未能即時行動的川普總統，於罪於過，外推為中國、內則內推給歐巴馬，順理成章。

​

　　將自身想像為受害者有文化與政治兩個層面，此兩者往往是重疊在一起的。在文化上，西方在疾病的想像當中，也往往將自身想像為受害者。首先，西方在病疫的反應上常帶著的雙重文化標準。西方發達國家一般以為瘟疫只有在落後國家裡面才會發生。其實近二、三十年來，在北美就曾經出現很多起人畜共患病疫。例如，1990年在紐約市曾經出現蚊子傳染的西尼羅河腦炎；2000年初，美國中部爆發的由草原犬鼠所感染的猴痘病毒。還有，儘管消費者非常樂意簽署禁止在美國的「濕市場」（指的是美國中國城裡面的傳統市場）的請願書，但卻閉眼不談美國的寵物業和工業化畜牧業這兩顆不定時人畜共患的病疫炸彈。國際間的階級式的地緣政治使得已開發國家順理成章地將病毒怪罪給後起的發展中或未開發國家（如捕食野生動物為生的非洲部落居民）或已開發國家內部的文化他者（如吃溫體肉的民族），進而掩蓋現代主義神話下發達國家自身作為的病疫源頭的可能性。

​

　　在這樣的文化雙重標準下，當疾病起源於西方時，往往不會被視為威脅，也不會被西方主流媒體廣泛報導。然而，一旦疾病起源於非西方國家時（尤其是東方和非洲），則往往以頭條新聞報導，被視為是落後或威脅的象徵，以及是對西方的潛在威脅。Robert Peckham在《現代亞洲的流行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 ）一書裡提到19世紀在美國本土流行白喉和結核病導致更多人喪生，但是美國人卻不怕，反而是遠在亞洲的霍亂和黃熱病，在美國引起了更廣泛的恐懼。桑塔格甚至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裡曾討論結核病如何在浪漫主義裡被想像中是一個貴族階級、只有情感過為纖細的詩人藝術家才有資格得到的疾病。這裡，有白色瘟疫（或癆病）之稱的結核病被詩人們浪漫化到簡直好像以得此病為榮，為一個對藝術家的認証！將肺結核稱為「人類死亡的隊長」的英國詩人濟慈和將肺結核形容為「熾熱光輝」的美國超驗主義者與自然作家梭羅即死於肺結核。作為一個「流行」疾病（afashionable disease），詩人拜倫甚至渴望死於肺結核！殊不知肺結核的傳染途徑為空氣傳染，身患肺結核的蕭邦所演奏的沙龍實為群聚感染的場域；確診的浪漫詩人、藝術家可能多半曾經前往聆聽過蕭邦的演奏，他們染病可能是因為沒有保持適當社會距離與戴口罩，而非天性過於熱情浪漫。當然，肺結核在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裡面也有此類浪漫想像（受到浪漫主義思潮影響的作家郁達夫即為代表）。

​

　　正當西方人將自身染上肺結核浪漫化為崇高性格的表徵、文學藝術創造力的泉源，他們卻將疾病與非西方族裔的連結想像為骯髒與落後的象徵，並視亞洲為全球傳染病的源頭，包括肺結核、黑死病、霍亂、天花和最近的禽流感等疾病。Peckman進一步指出，中國（或者說亞洲）在19世紀西方醫學話語中，往往被認為是天花的搖籃和鼠疫之鄉、文明落後的象徵。Peckman曾警告說，這樣的潛在的歷史聯想將很容易地重新被啟動，並將之融入當代種族話語的語境裡去。他顯然是對的。在Covid-19中，我們看到了川普總統的煽動性地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一來，藉由來挑起民粹主義情緒，轉移他在疫情處理上的無能。二來，川普重新激活、鼓勵了美國人以往對華人的那種具有種族歧視的歷史想像。我們也看到一蹴即發的排華（以及連帶的黃種人）所產生的社會連鎖效應。美國人權協會透露，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針對亞洲人的仇恨網站「特定帖子」的訪問量增長了200％。亞洲人的網絡裡出現的霸凌行為增加了900％。

​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疾病背後的文化象徵意義上不是中立的。此時的瘟疫很能夠輕易地被生態法西斯主義者（eco-fascist）挑動出來，挪用來做一個合理化白人至上主義的方便藉口。白人至上主義者可以將之利用來實踐他們的白人法西斯主義幻想，將不「潔淨」的非白人族裔的人驅趕出去，以便維護他們的家園不受到外來的「污染」。[1]總之，Covid-19此全球流行病在美國多元化文化政治裡成為種族化的隱喻，它再現了西方一貫對東方他者具有敵意的疾病聯想，如「東亞病夫」或「黃禍」。隨著大流行蔓延到西方世界，西方人在面對措手不及的災難，完全改變了以往的「正常生活」，親身經歷品嚐到平常只有在媒體上才能看到的家破人亡的災難景象。一些人將他們對傳染病和死亡的內部認知外化，將災難轉化成對他者黃種人的仇外情緒心理，進而合理化種族暴力和仇恨犯罪。

​

　　當然，此時此刻，將非同異族的外來者視為是疾病，進而合理化仇外恐外的「情感結構」（emotional structure）並非只發生在以白人為主的西方社會裡面。在中國也發生類似的仇外情緒和代罪羔羊的心理機制。隨著中國逐漸第一波的病疫危機，進入第二波「病疫外入」的階段，來自非洲國家的黑人成為仇外的對象。例如，廣州作為一個全球製造中心，自1990年代始成為最大的非洲社區的所在地。在此第二波病疫期間，這些非洲人民被逐出住所、禁止進入餐館和酒店，並被挑出來進行檢測和強制隔離。（當然這裡要指出的是，廣州地區對黑人的歧視由來已久，並非自此次疫病開始。）

​

　　這裡，我們要思考的是，人類對病毒反應並非僅限於生物功能上的，它同時也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當我們將病毒與地緣政治結合起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進行了另一種「戰爭」。在美國，Covid-19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之戰裡，為此戰爭付出代價的是在西方的亞洲面孔的黃種人（不管是美國長大的亞洲人、移民過去的台灣人，甚至是東南亞的越南人和菲律賓人）；在中國，則是那些在種族階級裡地位比華人還低的黑人。這些非主流的流離族群皆不幸成為地緣政治下的代罪羔羊。總之，Covid-19暴露的不僅是環境、公共衛生、經濟體系的問題，也直指另一個「進步意識形態」的盲點：我們的部落主義出發的排外和固執（bigotry）並沒有因為文明科技進步而成為一個更寬容，接納異己的多元化文明。正如川普神話所揭露的，這位赤裸的國王和他的子民告訴我們：種族歧視與仇外情緒比Covid-19來得更可怕。還有什麼比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更明確地呈現出人性裡根深蒂固的種族階級意識？

​

　　但我們同時必須了解的是，仇外或種族歧視只是瘟疫時代下「情感結構」裡面情感諸多形式的一種罷了。社會學研究表明，在危機時刻，智人與大多數動物不同，會克服本能性對外的恐懼，進而激發互助與合作的能力，來克服衝突競爭、相互攻訐卸責，代罪於羔羊，甚至是發動戰爭造成兩敗俱傷的本能。相較之下，跨界合作（不管是種族或物種）無疑對人類的進化和存活是更有利的。如果我們人類文明要生存下去的話，我們必須重新喚起在面對災難之際被壓抑下來的跨界的同理心與同舟共濟的本能。如卡繆在《瘟疫》寫道，「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害者，一定得盡可能拒絕，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這裡的災難指的不僅僅是全球瘟疫之難，種族歧視亦復如是。

​

​

​

​

[1] “ASLE Statement on Covid-19.” https://www.asle.org/stay-informed/asle-news/asle-statement-on-covid-19/. 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SLE為西方最大的生態批評研究學術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