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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期的愛爾蘭作家與《紐約客》雜誌

撰文:吳彥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愛爾蘭作家 John McGahern 在一封 1960 年寫給他文壇前輩 Michael McLaverty 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 Michael McLaverty:

您送卡片和《紐約客》雜誌的心意讓我非常開心,我也知道您時間寶貴。那篇故事真的就像您講得一樣,寫得很糟糕。它幾乎算不上是短篇故事;看起來比較像是為了賺取《紐約客》肥厚的稿費而倉促成篇的雜文。他的新小說要出版了。從他這篇《紐約客》故事看來,那本小說大概不值得期待。

 

這封信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愛爾蘭作家不僅會關注大西洋彼岸出版的《紐約客》雜誌,甚至會互相傳閱。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這邊他們傳閱的目的不是因為那篇故事有多好看,而是那篇故事寫得有多糟糕。McGahern 批評的焦點也很有意思。他特別提到《紐約客》肥厚的稿費(fat fee),似乎暗指《紐約客》是比較商業取向的雜誌,因此注重娛樂性質更勝於文學價值。諷刺的是,寫完這封信不到三年,McGahern 會發表他一篇《紐約客》故事。而且在接下來幾年之內,他會為了《紐約客》肥厚的稿費而總共撰寫七篇故事。

 

然而 McGahern 對於《紐約客》的這種複雜心態其實普遍存在於他同期的愛爾蘭作家中。在二十世紀中期,大約在 1940 到 1970 年間,愛爾蘭作家在《紐約客》就發表了超過一百篇短篇故事。一般文學評論家會認為世紀中期的愛爾蘭文學,跟前一個世代盛行的現代主義相比,似乎在取材和表現手法上都稍嫌保守。但弔詭的是,或許正是因為這時期的愛爾蘭文學偏向社會寫實主義,可讀性比現代主義作品高;再加上愛爾蘭國內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作家必須往海外發展。二十世紀中期的愛爾蘭文學反而在商業成就和國際能見度上都表現得相當出色。換句話說,或許有些文人會認為在商業性雜誌上發表文章有失格調,但是像《紐約客》雜誌,正是因為它顧及商業面向,讓它能以豐厚的稿費吸引海外作家。而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也大大增進了這些作家的國際知名度。

 

但是,就藝術和文學品味而言,世紀中期的《紐約客》的確略為保守。它多半會被歸類為中檔次(middlebrow)的綜合性雜誌,而不是高檔次的(highbrow)的藝術雜誌。再者,《紐約客》主要的讀者群為美國的中產階級。這些因素可能讓部分評論家認為,愛爾蘭作家在《紐約客》出版的作品比較偏向大眾口味,而缺乏文學價值。愛爾蘭學者和作家,例如 Declan Kiberd 和 Anne Enright,就批評二十世紀中期在《紐約客》雜誌發表的愛爾蘭作家有刻意凸顯愛爾蘭本土特質以討好美國讀者的傾向。 Heather Ingman 則認為愛爾蘭作家與《紐約客》雜誌在二十世紀中期的緊密關係,其實正好證明這段時期的愛爾蘭文學保守,而《紐約客》的口味平淡無味。 然而這樣的看法其實值得商榷。一來,世紀中期的《紐約客》顯示出的是當時美國中產階級複雜的意識形態。除了娛樂性質的文章外,它也不乏嚴肅的新聞報導和社會評論;我們並無法輕易地以「口味平淡」一語蓋定。二來,傳統的愛爾蘭文學史的確經常把二十世紀中期定義為保守,甚至為孤立的時期。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企圖翻轉這樣的看法,將研究焦點轉向這時期的愛爾蘭文學如何跟現代主義和現代性持續協商。

 

新現代主義研究(the new modernist studies)與期刊研究(periodical studies)的興起促成近期學界對於愛爾蘭現代主義(Irish modernism)的重新關注。新現代主義研究自九零年代起始,主要是挑戰傳統上認為現代主義是由大都會中心向偏遠地方延伸的論述。Douglas Mao 和 Rebecca Walkowitz 強調,現代主義的「破舊」精神 (iconoclastic spirit)必須小心地脈絡化。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現代主義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而對於愛爾蘭研究而言,這樣的認知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愛爾蘭現代主義與各種現代性論述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論述包含了英國的殖民主義、愛爾蘭的國族主義,以及二十世紀愛爾蘭經濟的現代化改革。學者 Mark Quigley 和 John Brannigan 分別從地域和時間的層面擴展現代主義在愛爾蘭的發展。 近期也有多本學術論文集企圖重新定位愛爾蘭現代主義。 另一方面,期刊研究學者則強調雜誌在現代文化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學者 Sean Latham 和 Robert Scholes 認為雜誌是難得能兼容商業和藝術性的文本,這兩者都是現代文明重要的元素。 另外,愛爾蘭學者 Fionnuala Dillane 則援引情動理論凸顯雜誌是一個編者、筆者、讀者互動的,具有合作性質的文本。 新現代主義研究和期刊研究提供我們一個新穎的理論框架重新檢視二十世紀中期的愛爾蘭文學如何與全球的現代性互動。《紐約客》則提供一個豐富的文本空間來檢視愛爾蘭文學與美國的大都會現代性和中檔次文化的關係,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愛爾蘭現代主義的多元面貌。

 

《紐約客》是一本綜合性雜誌。除了短篇故事外,它也包含了卡通漫畫、新聞報導、專欄、書評和影評等等。綜合看起來,其實《紐約客》顯示的是很複雜的意識形態。它最知名的專欄是 “The Talk of the Town”;雖然這個專欄有很強烈的大都會性,但是它也對紐約市的歷史和老建築有很濃厚的情感。因此它一方面有現代性對新事物的渴求,但是對於舊有的傳統文化也有相當程度的依戀。另外一些新聞或人物採訪的專欄,像是 “Profiles”、“Letter from London” 還有 “A Reporter at Large” 也顯示出《紐約客》讀者對於二十世紀中期國際新局勢的關注。《紐約客》也出版了不少在當時造成廣大迴響的評論文章,像是 Rachel Carson 關於殺蟲劑對於環境影響的 “Silent Spring”;Hannah Arendt 對於納粹戰犯審判的報導 “Eichmann in Jerusalem”(後來改寫出版為《平庸的邪惡》);還有 Truman Capote 的 “In Cold Blood” 用心理紀實的手法報導一樁當時震驚社會的謀殺案。這些至今仍廣為流傳的文章都是首先在《紐約客》發表的。因此,要說《紐約客》的品味平淡,其實有失公允。另一方面,除了這些比較嚴肅的專欄和報導之外,《紐約客》也充滿了商品廣告和卡通漫畫。這也顯示《紐約客》比較商業取向的一面,以及二十世紀中期消費主義的興盛。這種種的因素加起來,我們可以看到《紐約客》其實是很複雜的文本: 它包含嚴肅和輕鬆的文章、兼具知性和娛樂價值;它充分體現現代雜誌裡面文藝和商業並存的特色。

 

《紐約客》複雜的意識形態其實與美國戰後自由主義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二次大戰期間與期後,美國經濟蓬勃發展,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因此產生了新一批的中產階級。他們一方面享受物質上的優越,但另一方面也對其他國家被戰火或貧困摧殘的人們感到罪惡感。《紐約客》的文章常常透露出這種複雜的,甚至自我矛盾的美國中產階級意識。 以此為背景,再將愛爾蘭作家的故事置入《紐約客》的文本空間裡,我們或許可以重新詮釋一些知名的故事,或是進而挖掘出被忽略的作品。長期在《紐約客》發表的愛爾蘭作家包括 Frank O’Connor 和 Mary Lavin;兩位都曾獲得《紐約客》的「第一手閱讀協議」(first-reading agreement)。世紀中期《紐約客》為了確保稿源,會與他們喜歡的作家簽訂此協議;他們預先支付一筆費用,作家則同意將他們的稿件提供給《紐約客》編輯優先審閱。能夠得到這份協議,對作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商業成就。然而 O’Connor 常常遭受愛爾蘭國內評論家批評,認為他的故事經常刻意展現愛爾蘭式的幽默,有刻意討好《紐約客》讀者的嫌疑。但是其實除了 O’Connor 之外,還有許多的愛爾蘭作家值得被討論。例如 Mary Lavin 和 Edna O’Brien 的故事往往呈現獨特的女性觀點;他們作品中的性別政治也默默呼應戰後美國社會性別意識的轉變。另外,Maeve Brennan 是在《紐約客》的專職作家。她書寫時尚、階級意識,和紐約市的生活觀察,透露獨特的大都會現代性。這幾位作家的作品並沒有特別賣弄愛爾蘭民族特色。除此之外,《紐約客》裡常被忽略的愛爾蘭作家包括 Brian Friel 和 Elizabeth Bowen。Friel 比較知名的身分是劇作家。他的戲劇作品像是 Translations 和 Dancing at Lughnasa 都是當代愛爾蘭劇場的經典之作。比較少人注意到Friel在劇作成名之前,其實主要是寫報章專欄和短篇故事。《紐約客》對他早期寫作職涯的重要性非常值得探索。而 Bowen 也曾在 1941 年十月於《紐約客》發表一篇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 “Everything’s Frightfully Interesting”。愛爾蘭在二戰期間採取中立的立場;美國也是在珍珠港事變後才參戰。Bowen 的二戰故事如何在這個跨大西洋的國際局勢中交相呼應,也非常值得討論。

 

總而言之,二十世紀中期的《紐約客》是兼容商業和文藝品味的文本;它反應了當時美國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及新國際局勢的形成。愛爾蘭作家和《紐約客》雜誌的緊密互動也透露出大西洋兩岸文化、經濟、政治密不可分的關係。重新在《紐約客》的文本空間裡閱讀愛爾蘭作家的作品,將提供我們一條重要的跨國鏈結,來進一步了解愛爾蘭作家在全球性現代化的位置,並藉此進一步拼湊出更豐富的愛爾蘭文學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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