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科會人文處外文學門前沿思想線上論壇系列 ||
第七場：多物種民族誌：
如穿山甲般地，向福壽螺學習
經主辦單位、講者與編修者同意，轉載自「國科會人文處外文學門」臉書粉絲專頁（2025年02月07日）
在颱風風雨中，國科會人文處外文學門前沿思想線上論壇系列仍不畏風雨的舉辦了第七場會議，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蔡晏霖副教授主講《多物種民族誌：如穿山甲般地，向福壽螺學習》、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李育霖老師主持。
會議一開始主持人先感謝大家的參與，雖然因為颱風影響，大家都在線上進行會議，所幸並沒有停電，會議也如期舉辦。接著主持人介紹蔡晏霖老師，晏霖老師是由法律系畢業，之後專攻人類學，關注的領域如女性主義、多物種，還有農運的觀注。今天的演講會非常精彩，會討論到颱風的問題、氣候的問題、還有糧食、以及這種不同的物種共同生存的問題。
晏霖老師藉由颱風天的不確定性開場，說到生活中充滿著不確定性，即便我們如何企圖安排一切，也想掌握一切，卻也還是生活在不確定性中。幸好我們有非常多的可遇跟不可遇的重要他者陪伴我們活在這世界的不確定性中。接著晏霖老師說明投影片中他在阿根廷撿到的福壽螺，螺殼上破了一個洞。福壽螺殼很硬，但是在其原生地有螺鷹特化出以嘴喙戳破福壽螺殼來掠食的能力。所以不要小看這個螺殼上的小洞，其中蘊含著福壽螺與其重要他者的共同演化軌跡。他們背後共同演化的社會生態關係就是晏霖老師近年學術研究與生活實踐的主軸。除了福壽螺，投影片上還有水稻、狗、貓等晏霖老師的重要同伴物種。他今天要報告的一些關於多物種民族誌的想法，有許多正是在與這些同伴物種共同生活的心得。
除了重要的非人生物他者，晏霖老師也介紹生活與工作上的人類重要他者。晏霖會在宜蘭種田是因為在2012年跟三位朋友一起成立了土拉客實驗農家園，到現在也12年了。從最初有空時去幫幫忙，到2018年開始獨立負責一塊水田的耕作，逐漸體會農業生產從來不只是關於農人與農作物的關係，而涉及更大更複雜的多物種生命之網。此時投影片中呈現一批秧齡50幾日的大秧。有別於一般水稻插秧時秧苗只有21天大，土拉田選擇使用50幾日的秧苗，目的就是希望夠大的秧苗能減緩福壽螺吃秧苗的速度。照片中顯示這些大秧已有粉紅色的福壽螺卵，可見福壽螺也覺得這麼粗壯的秧苗比較適合用來產卵，而不是當成食物。同樣重要的是，土拉客田選擇不用殺螺藥來除螺，而是採用手工撿螺、大秧農法、水位控制等這些看似比較「被動」、秧苗多少有折損，但對農田生態比較友善的作法，也從而吸引了一批重視生態價值的忠實消費者。在下一張投影片中，我們也看到不用除螺藥的土拉客田區裡有柴棺龜、彩鷸、中華鱉、水蠆（蜻蜓幼蟲）等生物，還有大家比較不認識的光潤金線蛭，它是臺灣本土水蛭，不吸血而是吃福壽螺。也正因為農人不用除螺藥，為水田保留了相對豐富的生物，同時也進一步讓臺灣水田生態系裡如紅冠水雞、彩鷸、田鼠、光潤金線蛭等動物逐漸找出自己可以吃福壽螺的方法。晏霖老師藉此提醒我們：福壽螺的外來入侵敘事常說福壽螺在台灣沒有天敵，但這已經不符合台灣當代水田生態系的現實。根據晏霖老師與許多全台友善耕作農友的田間觀察，福壽螺來台四十幾年後，臺灣的水田生物們雖然不像螺鷹般有特化可吃螺的嘴喙，卻也展現他們自己的能動性學會如何掠食福壽螺，而這正是福壽螺介入並啟動台灣水田社會生態系中不同物種間短期共同演化關係的明證。
總之，晏霖老師以自己的商業水稻生產為引，帶出米、福壽螺、雜草、農田生態系、農人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生態連結，這其中的行動者除了人類與非人類生物，也與水和氣候密切相關。這樣的農田多物種網絡也進一步發展為晏霖老師一系列以福壽螺為主題的研究計畫。第一階段的「福壽螺來台源流史」研究從時間縱深的角度重新理解福壽螺的外來入侵問題，現階段的「福壽螺亞際離散」研究則將視角轉向福壽螺外來入侵問題的空間性，也是晏霖老師嘗試發展的「多於人遷徙」（more-than-human migration）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分析很容易將一些概念視為人類獨有，同時將非人生物的現象僅以動機論、機械論解釋。在外來入侵物種敘事中，這種偏見表現於入侵敘事始於某物種「被人引進」，但之後的擴散、成為生態系的成員等過程，往往只剩下生物性與生態性的解釋（如高繁殖力、高行動力、沒有天敵等），彷彿外來入侵現象（除了初始的引進）是與人類行為無關的生物及生態必然。晏霖老師強調我們該去挑戰這個生物性vs.人文社會範疇的先驗性二分框架，嘗試在時間與空間變項上都看到人與物能動性的交織與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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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物種研究領域在過去10年有非常快的發展。當然它有一個更大的、來自環境人文、後人類思潮、演化生態學、人類世等相關討論中的脈絡。今日演講的第一部分即會談多物種研究的重要思想資源。第二部分再談「多物種民族誌」：標榜「民族誌」是想凸顯什麼？有時間的話則進一步談如何做「多物種民族誌」。首先，整個多物種研究領域的興起，是在回應與質疑西方基督教傳統的人類物種優先主義，在啟蒙時代後進一步融入近現代強調科學與理性的知識系統跟世界觀。晏霖老師以18世紀的林奈為例：在對自然界進行博物學式的分類與命名時，林奈將人類歸入靈長目。這件事大大挑戰時人的世界觀，人優先於萬物，怎麼可以跟其他猿猴們放在一起？林奈的折衷手法是將人歸在靈長目，但又將人屬與黑猩猩屬分開。後來的演化學者如琳・馬古利斯 (Lynn Margulis)即批評：人類與黑猩猩之間的相似性比起任何兩個甲蟲屬之間的相似性都還高。這反映，看似「科學」的物種分類反映的其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觀裡的人類物種中心主義與例外主義，這樣的秩序有其霸權，但又持續受到挑戰。再如達爾文的演化論其實並不支持人類在演化上的優位性，但後續各種對達爾文的再詮釋往往就將人類中心主義、分離主義、例外主義、優位主義等價值觀凸顯出來。人文社會科學也不例外。19世紀以來萌生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存在根基就是對於「（人類）社會」、「（人類）文化」、「（人類）心理」等概念的前提性預設。在學術歷史上是從自然史分出來且以「人類」作為學科名稱的西方人類學，當然自始也是奠基於人類與其他生物二分的人類特殊論。20世紀中期最著名的美國詮釋人類學者克里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即強調文化正是人類有別於其他物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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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紀中半葉以來的生態學、地球系統科學的跨學科對話對上述的人類中心主義提出了重要反思。1950年代的生態學調整了過去靜態的自然觀，將自然視為一個自我調節、補償的平衡系統。70年代從外太空看地球的影像將生態學中的平衡系統擴張至整顆地球作為尺度，並與新興的模控論（Cybernetics）所強調系統中行動者間的反饋關係匯流，引領人們重新思考自身與地球的關係（註1）。在此脈絡下，科學家James Lovelock和NASA合作研究不同星球的生物圈，嘗試了解地球生態系統的特殊性。Lovelock發現地球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並不是因為大氣層先具有適合生命的成分條件而發展出適合生物圈運作的系統，而是在漫長過程中不斷納入新的關鍵物質並與原有化學物質經化學反應達到動態平衡，進而形成現在的大氣層。這個由生物圈和大氣層環境交織的地表世界即是Lovelock所謂的「蓋亞」。簡言之，蓋亞理論強調的是一種行星式的共生關係，這當中仍包涵著天擇的演化關係，但除了環境會賦予生物必須要去演化的限制跟動力之外，生物本身的改變也會造成環境的改變。所以我們今天所習慣的地球及其生態系正是生命與非生命之物，Biosphere跟Geosphere之間不斷相互反饋的過程所產生的其中一個面貌而已。此一理解不再將生物視為被環境所決定之物，生命與非生命之物的能動性也由此被重新分配了。
蓋亞理論也挑戰了生物學乃至人文社會科學裡的個體主義。1920年代基因學的發展將每個生物個體客體化為一組組包裹在細胞核內的基因組，相關的基因運作解釋則進一步將個體之間的競爭、淘汰與勝利視為驅動基因序列變遷的動力。換言之，「基因」的生命史敘事是一則自我封閉個體的故事，就如經濟學裡的「看不見的手」，只能依循自利與競爭的原則而運作，形成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互反饋與增益的又一案例。對此，由馬古利斯發揚光大的「內共生」理論提出了關鍵的反駁：「內共生」理論主張地球生物演化史中一些最重要的生命技術躍進源自某些原核生物（古菌）吞噬細菌／被細菌入侵並持續共同演化的結果：首先，原核生物與好氧細菌的共生，演化出所有現代真核生物細胞中透過呼吸作用代謝氧氣產生能量的粒線體。後續光合細菌的加入則演化成現代植物和藻類等自營真核生物獨具的葉綠體。這些細菌與骨菌持續至今的共生是生命演化路途上的意外事件，卻完全顛覆了前述的生物學個體主義，轉而指出所有複雜生命的演化都是共生事件的效應，i.e. 沒有任何生物個體的歷史可以與其他生物切割開來，也沒有任何行動者能獨當一面（註2）。准此，無論細菌、動物、或者人類都不會是地球生命演化史的巔峰或者中心。正好相反，所有生物個體都屬於多物種社群中的成員；生命就是從小到大、相互套疊的Multi-Systematic多物種社群。也因此，今日演化生物學的主流想像不再是「生命之樹」，而更接近多線共生、去中心的「生命之蕈」，在其中人類顯然不會處於任何線性演化故事的頂端，因為已經沒有頂端了。
在說明了多物種研究背後的重要自然科學思想資源後，老師也提到具有生物學博士背景的女性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Donna J. Haraway）如何以「同伴物種」概念來挑戰生物學個體主義與人類優先主義，轉而強調我們必須留意與其他物種或技術相遇時所構造的關係，在此「物種」是一個動詞而非名詞，是一組組共同演化的關係與過程。老師也以環境人文研究者Thom van Dooren 鳥類滅絕研究為例，說明滅絕是多物種交纏的複雜現象，絕非一次性的事件或只關乎單一物種的事件。即便我們習慣以物種族群數量為基準判定物種滅絕的可能性，但是個別物種的滅絕卻可能對它賴以生存的多物種網絡帶來改變，甚至造成另外一群物種的滅絕，亦即啟動了多物種關係網的改變。如此環環相扣且具有脈絡特定性的多物種生命之網就是多物種研究的對象。倘若我們致力於瀕危物種生存處境的維護，甚至是要展開復育行動，就必須要了解個別物種在多物種網絡裡的位置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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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完多物種研究的重要思想資源後，老師開始介紹多物種民族誌，首先引用Juno Parrenas的Ethnography after anthropology 提出將人類學跟民族誌分開思考的路徑。Parrenas認為當代民族誌已經超越人類學的學科界線成為一個跨領域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價值則是一系列預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性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當各式各樣的大數據與掠奪式的「快知識」生產蔚為風尚的此刻，民族誌這種強調先做人再做田野、蘊含多重倫理考量、也因此要求研究者必須慢下來的知識生產方式，在當代特別具有有它的意義。Parrenas進一步建議田野工作者可以向鼴鼠學習，牠整天在土裡面挖掘，這種必須想辦法進入現場以深掘（而非停留於地表的開採與榨取）的工作，就像要求研究者以身心整體浸淫其中的田野工作。
老師指出台灣沒有鼴鼠（勘誤：晏霖老師後來發現土拉客果園中就有鼴鼠，還很多。台灣不但有鼴鼠，而且我們的「台灣鼴鼠」是台灣特有亞種哺乳類。），但台灣的田野工作者不妨以本土的穿山甲來思考這種願意把自己交出，全身心投入，全身浸淫的知識生產工作如何可以是當代多物種研究工作的範式。除此之外，台灣穿山甲作為非人生物（而不是比喻）還有其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面相：穿山甲是全世界被獵捕最多也被非法交易最多的野生動物，而臺灣從曾經的全球穿山甲獵捕與加工出口大國，到現在對穿山甲的復育與研究均領先全球，歷經了非常大的轉型。而這背後的關鍵就是有來自原住民社區的協力、與在地知識高度結合的生態研究團隊，這正是多物種民研究極佳的本土參考典範。臺灣穿山甲從獵捕到復育的正向轉變也提示了人類世為何需要多物種研究：21世紀愈形明顯的環境災難與變遷，召喚更多人以跨越自然與人文學科思想框架的方式投身多物種研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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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多物種民族誌到底怎麼做呢？它必然是跨學科的，但也秉持著民族誌的精神。老師介紹了幾位多物種民族誌的實作者，看他們如何去面對相關問題。一個時常會被問的問題就是：「你又不是穿山甲，你怎麼知道穿山甲在想什麼？」對於這個問題，Anna Tsing反問「人類可以跨文化，為什麼不能夠跨物種呢？」既然做跨文化研究不代表我們就變成另一個文化的人，那麼我們也無需預設要做「跨物種」研究的我們就得先變成另外一個物種。如果我們能從人類學者進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與倫理中學習，那我們會明白在「沒有變成它者」的前提下，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浸淫、觀察、學習等方法，培養出跨文化與跨物種理解的敏感度，這像是一種調音的過程，也是Anna Tsing所說的培養覺察的藝術（cultivating art of noticing）。更重要的是，前述「要先成為另外一個物種，才有可能了解另外一個物種」的提問，其實預設了物種之間具有純化的邊界，也再一次又落入了將自然／文化二分的人類例外論中（人與人的邊界是文化，人與物的邊界是自然）。但正如晏霖老師在演講前半段不斷強調的，物種與物種之間的演化歷史從來就無法分離，人類永遠都在跨物種的關係中經驗這個世界並生產歷史。即便我們無法避免用人類的視角認識非人物種，但身處在多物種網絡中的我們所生產的知識早就已經是「多物種」脈絡下的知識了。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可不可能跨物種，而是如何跨才能跨得好。
關於如何才能跨物種，女性主義動物行為哲學家Vinciane Despret曾書寫過動物行為學者Thelma Rowell 的經典實驗設計：Rowell 在22隻羊面前放了23個碗，等於在對於羊群提出的新的問題，也是在擴張研究者的思考框架。那個多出來的碗，為羊也為研究者擴充了可能性，讓羊的行為不再只是在「爭奪有限的食物資源」的框架下被思考（或者根本就是被迫回答這個對羊來說非常無聊的問題）。與此同時，這個提問也將羊與烏鴉、猩猩，與人類放在同一個位階上了，因為我們也都具有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與由此形塑的行為，也就此掙脫出人類投射於不同物種的演化位階（西方社會對於羊的主流看法認為其缺乏社會性）。在此意義上，那個多出來的碗，也象徵性地代表動物行為學可以不只是「將事情公開」，而是將「事物公共化」，亦即透過反身性與創造性的思考，來豐富人類與非人動物的關係，甚至打造多於人類的共同體想像。而如同前面來自Anna Tsing的人類學多物種研究案例，動物行為學與哲學，也都能透過反省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人類中心主義而擴展動物的能動性，與此同時其實也就擴展了人類自己的視野與能動性。簡言之，多物種民族誌不自限於人文社會科學，而是積極的與各種知識傳統尋找結盟關係並創造隙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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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的尾聲，宗慧老師先問了22隻羊給23個碗的實驗，但是似乎是沒有看到實驗的結果，所以想要了解這實驗後續的結果為何？
育霖老師則是提出如何去推動，或者進行想像中的人類學研究，或者是多物種的物種誌研究？就是以穿山甲來說，穿山甲研究可以對於這個學科可能帶來什麼樣的啟發？
最後一個問題則是田野的經驗跟思考，以及跨學科之間的思考。
晏霖老師先就第一個問題回應，實驗並沒有講最後多了一個碗之後發生什麼事，主要是提到希望我們可以對羊有更多的理解，羊有可能呈現出更不同的行為，不只是要爭奪食物，擴充了生物的可能性。
對於育霖老師的提問，晏霖老師則表示無法很好的回答，但是像南藝大一系列的策展的活動，用多重的媒介的方式，做了麻豆的大地藝術節，以不同的平臺展現研究成果，也以不同的平臺作為田野實踐、實作的地點，這樣那，這個效應完全超越了傳統的人類學知識生產，以及能夠觸及的讀者群。
最後結尾老師表示，我們不能否認人類視角，只是我們要重新想像什麼是人類視角的多物種，人類學要的就是多於人類的視角。這個多於人類視角是可以努力的透過動用各式各樣的資源，以及一種意願跟熱忱，願意去面對責任，然後去嘗試去培養自己的多於人的視角，但是並不是非人的視角。我們當然要承認自己的存在，也要承認自己的影響力，可是同時也是要Humbling我們自己的影響力。我們要去人類世、簡化人類世的負面效應，所以我們才要誠懇的去面對人類世的效應。在人類世的狀況之下還有非常多跟我們同行的非人類物種，跟我們之間，以及他們之間的具體關係是什麼？唯有這個方法我們才能夠更好的去面對當前的人類世的多物種處境，才能夠更好的尋找去人類世的方案。
育霖老師總結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面對其他物種時，總是要不斷的反省自己的位置跟物種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反省也會衝擊到對原來學科的重新理解與重新認識。這樣的問題，不只是人類學，在未來每個學科都會面臨一樣的處境。
＊註1：Clarke, Bruce. Gaian Systems: Lynn Margulis, Neocybernetics and the End of the Anthropocene. 202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註2：《演化之舞：細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2016，天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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