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風帶充滿了各種可能」：在臺馬華文學學術思考
專訪人物：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兼約聘研究員 張錦忠教授
訪談紀錄: 岳宜欣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助理教授
一
趁著參加中研院歐美所舉辦的全國亞美研究會議第二天(114年1月10日)空檔，南港很濕冷，我和張錦忠老師在活動中心裏的路易莎咖啡進行訪談，並且有張淑麗老師的陪同，很溫暖。即使已經退休，張老師耕耘的在臺馬華文學研究方興未艾，師承門下的年輕學者都開拓出一片天空。張老師一路以來在編書、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累積了豐厚經驗，無非是「傳一盞燈，有燈就有人」，持續延續馬華文學在臺灣的傳承與發展。我不禁好奇張老師如何開拓馬華文學研究的領域，並在臺灣的學術與文化環境中為其找到一席之地。訪談問題因此以張老師的馬華文學研究為核心，包含早年的研究歷程、如何在創作與研究之間取得平衡、身為在臺馬華文學研究者的定位、面對族裔研究中歷史記憶的斷裂與再連結的挑戰、與馬華文學如何像張老師所言的「回到馬來亞」，成為多語系、多文化交融的文學現象。
另外特別感謝張老師其實是再次接受訪談。去年聖誕節前夕，在張老師贈書六百冊給臺灣文學館的儀式前，我已與張老師在星巴克咖啡聊過一輪，但粗心地沒錄音成功，幸而他慷慨應允我再次接受訪談。即便如此，贈書儀式當天張老師在座談會上爬梳的在臺馬華文學的演變歷程讓人記憶猶新。本訪談便由當日張老師的結語中，描述在臺馬華文學研究其實是徘徊於「在臺」與具備「馬華」身分的的間距所參與的兩個文學場域，故「季風帶充滿了各種可能」為題，希望能提供給有志於族裔研究的學者們一些啟發與建議，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另外，本訪談的註腳主要是我的補充細節，希望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的資訊。
岳宜欣（以下簡稱岳）：老師早年在馬來西亞的成長經歷如何影響了您對文學的理解與詮釋？是否有某個事件或時刻促使您決定深入研究馬華文學？
張錦忠（以下簡稱張）：我早年編過《蕉風》與《學報半月刊》[1]， 作為編者之前也是這兩份刊物的讀者、作者。這兩個刊物刊載很多文藝稿件，有創作，也有翻譯作品。少年時期閱讀的大多是香港、臺灣的現代文學。跟文學觀念有關的大概是夏濟安、葉維廉、夏志清、水晶、劉紹銘[2]他們的文學評論。那是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時代。當時臺灣，尤其是臺大外文系，高舉的文學理論旗幟，基本上就是新批評。外文系學生白先勇、王文興他們辦的《現代文學》也給人鼓吹現代主義的印象。[3]《蕉風》在馬來西亞華文場域當時也被歸為現代派或現代主義。於是，這樣一個現代主義文學加上新批評的mindset，影響了我的文學理念。我編《蕉風》時組稿，翻譯或轉載的文章也多朝這方向傾斜。這種文藝美學與文學批評的氛圍一直持續到八〇年代。當然，我們講一個文學場域的時候，並不會只有一種文學思潮，一定也會有對立論述(counter discourse)。在整個冷戰時代背景下，另一方就是社會現實主義(social realism)、普羅主義(proletarianism)[4]那一類的。此外，閱讀雜書時多少也接觸了一些三〇、四〇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包括冰心、魯迅、巴金、沈從文、錢鐘書、老舍。換言之，若從美學角度來看，一個人的文藝養成來自讀了哪一類作品會比較有感。而比較現代主義的、歐美的作品讀多了，就影響了個人的文藝品味。品味當然也有階級性元素，但我並非中產階級出身，只是透過文學作品形塑自己的文學品味，而品味就影響到創作與論述取向。當自己編刊物的時候，也就會選擇刊登這些風格與美學的作品。因此我很同意「刊物就是編輯人身影的延長」這句話。
我編了四、五年《蕉風》與《學報半月刊》，覺得自己能做的不過如此，應該要有所改變，於是就來臺灣讀書。大學的讀書生活還蠻有趣的，比如說大一讀了海明威等人的短篇小說，仍屬於現代主義的範疇。那幾年課堂所讀作品，基本上都是新批評美學理念下的典律(canon)，學界開始引進的理論和我之前自己在南洋讀到的大致相同，也就是新批評後起思潮。臺灣學界轉譯、引進的西方理論的時速當然是遲延的(belated)，也非循序漸進。美國當時早就進入了所謂「後學」(post-ism)思潮，像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就是在1966年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發表他那篇有名的論結構與符號文章。[5]臺灣處於第三世界，從歐美接收的現代主義等理論思潮其實都是斷裂的、遲延的、有時差的，但不管怎樣，後現代後結構等西方後學理論最終也到了臺灣。那些年，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與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等理論成了顯學。我們會自己找法國留學回來的老師（如當時學成歸國的齊隆壬）來社團上課，讀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而書林與雙葉也翻印了德希達、羅蘭巴特、傅柯的著作或其他關於結構主義的書。於是我們寫報告就會嘗試使用結構主義等理論來分析作品。
後來就繼續在臺灣讀碩士班，當時大概除了臺大，大部分外文系還是以英美文學作品為主，不會很重理論，喜歡理論就要自己讀書了。學術環境氛圍會讓我們的文學理念與品味位移。當後現代後結構理論進入臺灣時，像《當代》、《中外文學》、《文星》等刊物就會譯介這些後浪新潮，介紹傅柯(Michel Foucault)、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理論家或評論者，於是就會有從結構主義朝向後結構主義到文化轉向的思想潮流在冒現。我後來到臺大唸外文博士班。臺大博士班當然有做理論的傳統與環境，但整體而言臺灣英美文學學界學不太時興理論，比較傾向理論的人多半是做比較文學的人，而當時臺灣外文學門也是比較文學較盛行的年代，所以那時理論幾乎都是比較文學的人在談。臺大外國文學博士班是一個具有比較文學傳統的博士班，雖然跟早年的比較文學博士班不太一樣了，但「比較文學方法論」還是博班必修課。所以我後來在臺大唸博班，跟一群可以論學的同學（例如已故陳界華學長）一起上課，還是蠻愉快的讀書歲月記憶。
唸博班時我請張漢良老師當博論指導教授，到了要做博士論文的時候，就會面臨選擇：要做中世紀符號學呢？或是馬華文學？想做中世紀符號學，主要是我碩士班時在中山大學修中世紀傳奇、喬叟、古英文等課，畢業論文跟蘇其康老師寫中世紀文學，做《農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對這個領域頗感興趣，也喜歡符號學，大學時就複印了艾科(Umberto Eco)的書摸索這門學問；想做馬華文學，則是因為當時讀了後殖民理論的書，想要回頭來檢視自己的身份、文化屬性、與文化立場等問題。張漢良老師是一位很開明的老師，他覺得我做馬華的話比較能夠投入，比較devoted，所以就讓我研究馬華文學。在外文系的脈絡做馬華文學顯然是個另類的選擇，得找個 rationale來解釋為甚麼要研究馬華文學。我們是比較文學嘛，既然比較文學研究世界文學、國別文學、文學運動以及文學關係，馬華文學剛好能夠用來demonstrate比較文學的理論架構，可以用來討論在馬來西亞發生的華語文學系統與其他境內外文學場域的結構或系統關係。
所以我就名正言順地做馬華文學，並以「文學複系統」(literary polysystem)[6]的概念來做。張老師那時剛好請了做歷史詩學(historical poetics)的文化研究理論學者易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來臺大演講，也讓我向他請益。我把博論的proposal 給易文-左哈爾教授看，他也提供了我許多意見。易文-左哈爾是著名以色列學者，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的教授（現在是榮退教授），我唸大學時就知道他了，也讀過他談翻譯研究的文章，相當心儀。特拉維夫大學有個著名的波特學院(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做很多文學與文化相關研究，特別是詩學與符號學的結合，系統論與翻譯研究也很有貢獻。臺大外文系的英文期刊Ex-position（以前叫做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的advisory board成員就有易文-左哈爾教授，我想應該是張老師當年當系主任時請他擔任的。
岳：除了身為研究者，老師您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您在創作與學術之間是如何取得平衡呢？以我自身為例，以前我也會寫一些東西，但在進入學術場域之後，好像就會覺得難以拿捏語言的使用。
張：關於學術與創作之間的拉鋸，問題的重點其實是語言、文字。通常像我這樣的創作者總是用自己的母語，也就是中文來書寫，因為那是我最拿手的語言；但如果是學術文章，我也會用或需要用英文來論述，畢竟我們是外文學門的人。所以這並非完全是創作跟學術的問題，而是語言能使用到甚麼程度的問題。有些人可以很嫻熟地雙語並行，但不是每個人都那麽厲害。所以這個問題要從不同的面向來看。
首先，創作語言跟學術語言之間會不會有衝突？對我來說衝突並不太大，因為在這兩者之間，有個文學批評的中間地帶。對我來說，文學批評雖然不是純創作，卻也可以不是那麽學院派的學術論述。我自己的做法是讓文學批評的書寫不那麽學術，可能寫一寫就接近隨筆、散文了。當然會有人質疑，特別是文章送審時，可能有人就會提到論文的語言風格不太學術。但若我們回頭讀好的人文的學術論文，通常是可讀性(readability) 高的。甚麼叫可讀性呢？其一是沒有那麼多術語(jargon)，一般讀者都看得懂，其二是讀起來稍微有趣一點。不有趣的論文就是按照緒論、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問題意識、文獻回顧、研究發現(findings) 、結論的模式撰寫的，那是非常學術制式論文的框架。但人文類的論文從古到今都不是這樣，從陸機《文賦》到王國維《人間詞話》，[7]本身就是寫得漂亮動人的文章。美國新批評學派那一代的批評家的文章也都清通可讀。以前余光中老師出散文集，就評論文章與抒情散文兼收。當代學者像楊牧、王德威，他們的評論文章都是好的散文。當然這種知性感性兼具的功力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對我來說，寫研討會或期刊論文，就盡量符合學術規範，其他批評文字我比較會留意文字的傳達，讓概念不那麼難懂，儘可能企及可讀性的原則。這樣的書寫或許就很接近創作。
前幾年我整理了一些過去的創作，出版了一本詩集跟一本小說集。[8]教書三十多年來，身處學界，難免要做點學術研究與學術行政工作，創作的時間當然會受影響。創作的初心還在，環境氛圍卻跟以前當文藝刊物編輯時的文青圈子不一樣了，也就比較不會有非寫不可的衝動。不過我還是斷斷續續在寫，沒有完全停擺，只是不會像專事寫作的人那樣投入創作。因此要說學術與創作之間完全沒有衝突也不對，若說有衝突呢，卻好像沒那麽強烈，最主要是要有「書寫作為志業」的理念。
[1] 《蕉風》是馬來西亞最長壽的華文純文學刊物，於1955年創刊，取材以馬華文學為主，目前仍在出刊。《學報半月刊》的前身為《學生周報》與《學報月刊》，1984年中停刊，亦為許多馬華作家的啟蒙刊物。
[2] 夏濟安、葉維廉、夏志清、水晶與劉紹銘等人是重要的文學評論家、學者或詩人，對華文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影響深遠。多數曾活躍於西方學術界，推動了中國文學的國際化發展。
[3] 現代主義強調文學的創新與藝術性，新批評注重文本結構與語言分析，兩者皆專注於作品本身的形式與結構分析，提供了一種較為客觀的文學研究方式。
[4] 普羅主義是強調勞工階級（無產階級）權益與社會公正的文學或思想運動，關注社會的不平等，是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工農階層的生活與抗爭。
[5] 德希達在此會議中發表的論文是〈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一舉成名，挑戰了當時的結構主義，並提出自己的解構理論。
[6] 「文學複系統」是由以色列學者左哈爾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我們不應獨立研究單一的文學作品，而應視其為文學系統的一部分，也就是社會、文化、文學與歷史架構的一部分。
[7] 《文賦》是西晉文學家陸機所闡述的詩歌的哲學基礎與修辭形式，《人間詞話》則為近代的學術巨擘王國維融合了中西文化的文學評論專著。
[8] 張錦忠老師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白鳥之幻》於1982年面世，在此提及的近著包括了詩集《像河那樣他是自己的靜默》(2019) 與短篇小說集《壁虎》(2019)，相隔37年後由有人出版社出版。三本著作書封請參見上圖。
岳：在如今的臺灣學界，如果提到馬華文學的話，我們其實第一個就會想到您。老師您如何看待自己作為馬華文學與臺灣學術界的一座橋梁？那這種角色是否會為您帶來某種壓力或使命感呢？
張：說第一個想到我可能是錯覺。在臺灣講馬華文學，大家應該會先想到創作者，比如說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鍾怡雯、陳大為。[9]馬華文學在臺灣，先是有一批創作的人，讓大家好奇為甚麽臺灣會出現這樣的一群作家。早期主要是文學社群，像是六〇年代的星座詩社的林綠、王潤華、淡瑩、陳鵬翔（陳慧樺）等人，七〇年代的神州詩社的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等。然後是七〇年代的文學獎。當時最重要的就是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的文學獎。得了獎，就會引起大家的注目。張貴興大三時就獲得時報文學獎，成為學校的風雲人物。到了黃錦樹和陳大為的時代，他們連續獲得文學獎。所以大家就會好奇這一群在文學獎嶄露頭角的「馬華僑生」是誰？他們在臺灣發表，出書，頗受好評，慢慢的馬華文學形成論述。換句話說，創作會比論述先行。
馬華文學論述在臺灣，我們所做的，主要是學術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面向，比如說比較文學研討會、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或現代文學的會議，會看到黃錦樹、林建國、陳大為、鍾怡雯、高嘉謙發表論文。我們也在學術期刊發表以馬華文學為論述議題的文章。為什麽這點很重要呢？在學院裡教書做研究的前輩同鄉，李有成、陳鵬翔、丁善雄、余崇生老師，當時不管是在歐美所還是中文系或外文系，因為學門性質的關係，不太會去寫馬華文學的論文。但到了我們這一輩進入臺灣學界的年代，我覺得既然我們來自馬來西亞，應該要做點跟馬華背景有關的事。可能那時比我年輕的同鄉也有這樣的想法，於是我們看到那些年林建國就寫了成名作〈為什麼馬華文學？〉、〈方修論〉[10]以及若干篇論李永平的學術論文；黃錦樹發表了神州詩社的個案研究，以及論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的論文；還有陳大為與鍾怡雯探討馬華詩與散文的文章。後來，黃錦樹出了幾本馬華文學論述的書，還找我一起編輯馬華小說選集、讀本（稍後高嘉謙也加入我們），大為、怡雯出了好幾本馬華文學相關著作，也編了馬華詩選與散文選與讀本。這些等於是建設馬華文學典律的工程。
妳提到使命感，我曾經形容那些年我們在臺灣做馬華文學為「共圖」(common pursuit)。那是借用英國評論家李維斯(F.R. Leavis) 的書名（李氏借自艾略特文章題目）。[11]這樣的共圖漸漸形成一個「在臺馬華文學」的類詮釋社群，一種學院的建制的完成。它不是壓力，也不算使命，而是一種學術氛圍，稱之為「共圖」比較貼切。時間大概是一九九〇年代中葉吧。那時大家都比較年輕，不是在唸碩班就是博班，論文也寫得勤快。更早一點，九〇年代初，李瑞騰就辦了一個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會議，[12]黃錦樹、林建國就在那裏發表他們的重要論文。換句話說，在臺的馬華文學論述在九〇年代就建構完成了。後來等到我們自己在學界有點資源，就自己辦馬華文學研討會了。新千禧年以來馬華文學在臺灣算是累積了一定的學術彙編(repertoire)。
這幾年在臺灣文壇上出現的馬華同鄉名字都比較年輕，也有人繼續在這裏獲得文學獎，但比較不會受到大家矚目，因為這已不是一個文學獎或文藝副刊領航的年代。所以相對的，在臺灣文學場域出現的馬華作家新名字就比較少。不過，總還是有人得獎、出書，比如說更年輕的詩人謝顥、黨俊龍、駱俊廷、章楷治他們，比如說像鄧觀傑、馬尼尼為、馮垂華這樣的新世代作者。[13]臺灣社會結構也在改變，還是會有馬華的聲音，只是他們唱的歌可能跟上一代的不太一樣，但是總有故鄉的聲音冒出來。
岳：如果我們這一代想做族裔或馬華文學，老師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張：從臺灣看臺灣以外的世界，常講的兩個字就是「海外」，今天早上的會議我聽的那個場次就有兩篇論文都用了「海外」的關鍵詞。但「海外」的意思可能表示你有一個中心，別人或他者就是中心以外，或邊緣。我認為這不是很好的觀念。不很好是因為「中心」也可能表示自己最大最好最善，忽略「他者」未必在「海外」。族裔文學也是這樣。我們做華美文學，從族裔角度來看，相對於其他族裔的美國文學，會覺得跟自己比較接近，但那可能是一種錯覺。比較之下，一個華美文學文本的文化差異性可能大過裡頭的族裔同質性。其實，美國文學可以視為一張族裔文學的織錦吧。臺灣文學的族裔文學因為國語或中文書寫的關係，因語系而顯現的族裔邊界並不太分明，除非我們要推動閩南語、客語、粵語、原住民語、越南語書寫。或者倒過來看，我們較少從族裔文學的角度來看臺灣文學；受到比較多「族裔文學」關注的是原住民文學。
過去幾年，臺灣推動新南向政策，這當然是因應地緣政治的政策。但「南向」也意味著臺灣把自己定位在北方，而不是自視為南國的一員，這跟「下西洋」的差別沒有太大。不過，新南向的概念，至少拉出一個空間視野，然後思考臺灣的族裔、文化、文學位置在哪裡。這個比較重要。
以臺灣的地理位置、文化樣貌、多種族裔、多元語境、複雜歷史，可以思考的空間很多。從語系的角度來看，中文或華文文學是一個很大的區塊，不做民國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的話，還可做香港文學、澳門文學、馬華文學、星華文學、臺灣文學，或其他地區的華文文學，要看個人的興趣與關懷。另一方面，如果把東南亞的華文、英文、馬來文、印尼文、泰加洛文、泰文、越南文、緬甸文等群島與半島不同語系的文學表現合在一起看待，更能展現出「亞細安」(ASEAN)文學[14]的多元風貌。臺灣文學如果能在這樣多元的地方找到對話的空間，做馬華文學也好或馬英文學也好，就會有比較的意義。臺灣文學也有英文創作，有非常不被人注意的「臺英文學」（如某些大學英語系或外文系刊物上的英文創作，或例如戴雅雯(Catherine Dai)的短篇集《纏足》[Bound Feet: Stories of Taiwan in Transition]，也有一些人寫英文詩）。
我常常強調，東南亞的華文是處於一個多語語境的華文。華語、英語、淡米爾語（Tamil），屬於南島語系、漢藏語系、印歐語系、達羅毗荼語系的各種通行當地的語文，形成一個眾聲喧嘩的南方世界。我們其實可以從亞際(Inter-Asia)的脈絡來看各地的英文或華文文學。菲律賓、新加坡、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都有英文文學，比較起來就很有意義。做馬華文學也是這樣，在亞際脈絡下，可以跟菲律賓、新加坡、印尼、泰國、汶萊等地的華文文學比較。比較文學方法論還是很有用的。以前我還主持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時，所出版的《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15]就是秉持這樣的理念，以「高雄論壇」的概念在臺灣研究馬華文學。更早的時候，我就提倡「亞際比較文學」了。不過，可能是限於語言能力，並沒有多少同行響應。在臺灣，做馬華文學或馬英文學，是應該擺在亞際比較文學的框架的。
岳：在您的論述中提到文學是一種「在歷史的沉默處發聲」，即使是對沉默的抱怨也具有價值。我想對於後記憶世代來說，在試圖呈現上一代暗啞的歷史時，往往面臨了代際記憶（generational memory）的斷裂與難以完整再現的挑戰。您認為，藝術或文學創作在捕捉這種歷史斷裂時，可以採取哪些形式或美學策略，才能既忠於斷裂本身，又不失於對上一代經驗的情感連結？
張：文學可以說是記憶的載體，不管是昨天還是更早的時間，都是過去，都是記憶，而記憶有長有短。既是記憶，就跟歷史有關係。歷史到底是誰在發聲，誰在書寫呢？我們常說歷史是勝利一方的歷史，為甚麼勝利一方寫的歷史才叫歷史呢？其實就是勝利一方掌握了權力。權力掌握者希望你看到某些東西，不要看到某些東西，他就有權力這麽做，不是嗎？比如說左派的歷史好了。東南亞國家有些執政者比較偏右，左派就會被說成共產黨或恐怖分子，因為政府不希望將左翼的歷史傳給下一代。另一種就是集體記憶，通常屬於創傷，而個人的創傷很多時候也是族群的創傷。當權者總不希望人民每天都在講種族衝突，希望人民別再提起二二八或五一三[16]這類歷史悲劇。但是創作者自有其回應或回憶這些歷史或時代的方式，而這是政府沒辦法阻止你的。政府說你不能寫種族滅絕，那是敏感議題。但你要寫啊，為什麼不呢？作家自有其創作理念。某些歷史如果政府刻意拭除，時間過去，身歷其境的那一代人過世，記憶就消失了。對下一代人而言，那就是失憶了。妳提到的「後記憶」(postmemory)，[17]也是要傳承的。
我們今天講的日據時代，親身經歷過的人應該不會太多了吧，畢竟太平洋戰爭結束那年出生的人也八十歲了。但是那時臺灣發生什麼事呢？在東南亞，三年八個月的日侵時期[18]發生什麼事呢？在東南亞的臺灣人日本兵如何對待東南亞人？你可以看廖克發導演的紀錄片《由島至島》。[19]看了之後你會了解歷史記憶或遺忘的複雜，會進一步思考受害者變成加害者的問題。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有些東西你就不想去面對。所以有些歷史是瘖啞的，於是就有斷裂。但歷史創傷總是要去面對的，而去面對那些記憶，即使是斷裂的、無聲的記憶，也會令人不安。不安是真實的情感表現。書寫者想怎樣書寫當然是個人自由。身為創作者，應該面對的是真實的自己。書寫如此，影像也是如此。你總認為你書寫的、拍攝的，是「真實」的歷史。但從事件、歷史到書寫與影像，它就是斷裂啊，所以那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應該沒有妳說的「完整再現」這回事。紀錄片《由島至島》的導演廖克發原是馬來西亞人，算是臺灣歷史局外人，但又不完全是，因為這些臺灣兵在二戰期間被派去東南亞，那是廖導演的故鄉。
岳：關於美學如何重新介入政治，我其實自己最近想做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他在探討的是美學如何在呈現這樣一個政治場域，在美學場域中就不會有hierarchy，因此可以重新分配可見性與可感知性。[20]
張：這是個倫理的問題，在美學場域，難免會有品味、立場、政治、性別、階級、再現、層序這些複雜問題。宣導性的東西當然有很清楚的意識形態與教示目的，每個作者也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與習性。而作者的表現或再現（如果還有再現的話）也許不以某種階級層序或政治立場去施壓、操縱他人為目的，但作品領受者（觀眾，讀者，或「人民」）的美學感受可能是另一回事。在我看來，美學是「無為」的，它以「無為」的方式介入政治（歷史、社會、或現實）。
洪席耶的理論充滿洞見。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的partage的意思是「分配」的話，他說的（或妳說的）「重新分配可見性與可感知性」顯然是一種烏托邦（美學烏托邦），但也不無歷史脈絡的指涉，例如中東出土文物的所有權。另一方面，如果partage的意思是「分配」的話，由誰來重新分配？誰是能動者？在重新分配中能動者的能動性是甚麼？這是美學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美學作為政治（或一種政治場域）的問題。以上我試圖根據「分配」的意思來理解；當然，partage也是一種「分享」（這樣可能又回到「所有權」問題了）。
岳：老師您剛剛提到，臺灣也可以有英語創作者。在您的幾篇文章中，也談到了馬華文學可以「回到馬來亞」，[21]以展現其獨特的「華夷風貌」，在多語語系中與他者分享國家與前途。這樣的觀點將馬華文學放置在一個非單語、非單一文化的框架中來重新思考。面對這樣的主張，您認為「回到馬來亞」是否意味著必須重新來檢視馬華文學與馬來語、英語文學及其他本地語系文學的關係？在實現這種多語語系的共存與對話時，您認為馬華文學是否需要某種新的方法或敘述模式來展現其政治與集體性，同時避免被同化為另一種「中心化」的語言與文化？
張：這還是一個歷史的問題。我們今天常常說多語言是豐富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好的。那麽多不同的語言、種族、文化、和食物處於同一個環境世界，呈現的是多元、繁富的一面，像繁花盛開，我們看到的是這一面，但事實上，如果沒有帝國主義東來，東南亞可能就沒有那麽語言、種族、文化、和食物的多樣性。換個角度看，你認為是好的（例如多元文化主義），其實是壞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帶來的。
我們現在其實是消極或被動地看待這一切（一種「消極的辯證」？）。好吧，我們被殖民、被帝國主義侵略幾百年了。本來世界不是這樣的，但我們無法回到1511年以前的馬六甲王朝時代。回望那個大航海時代、歐洲人抵達「新世界」、來到南洋的時代，葡萄牙人、荷蘭人占領馬六甲的時代，歐洲人來了，世界變得不一樣了。歐洲國家在歐洲打戰，亞洲、南洋的政治版圖也受影響。華人早就在南洋活動、做貿易，南京條約以後大批向外移動的是勞動人口，因為西方殖民地需要大量的生產力，於是有了苦力、華工；東南亞的印度裔也是如此。這些東南亞國家在二戰後先後獨立，歷史有了新的起點。華人是離散族裔是歷史事實，但華人在國家獨立前參與抗戰、抵抗侵略者，戰後與其他族裔一起爭取獨立，建設國家，到今天至少也第三代了，如果在東南亞還有人要說「你們」都是外來者，「我們」才是主人，當然是令人覺得不公平。
所以到了今天，我們只好就消極地說，好吧，馬來西亞很多元、東南亞很多元，既然有這麽多種語言、文化、宗教、種族，讓我們以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種柔和的力量，在危機、衝突的時代，用來消解衝突、極端想法，這樣大家的日子比較好過。強迫或暴力的同化只會留下歷史創傷。
「回到馬來亞」脈絡下的馬華文學，是一個強調華語場域周邊有英語——雖然是殖民者的語言——有馬來語，有淡米爾語，以及各種當地原有語言的多語系語境。在這個他語、多語並存的環境世界，馬華文學（或者說「華馬華文文學」——華裔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固然還是以單語書寫，但背景卻是多元的。這是書寫者的視野的問題，無所謂新的方法或敘述模式。另一方面，「馬華文學」在文學系統的位置，就是在邊緣地帶，但只要一個相當規模的華文教育存在，這個「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22]還是有存在空間的。因此，有一天如果華語在馬來西亞淪為僅僅是一種溝通交際用的工具語的時候，大概就不會有馬華文學了。
「回到馬來亞」的思考，倒是可以用妳上面提問所述概念——洪席耶「美學的政治論」中感性的重新分配/分享/分割來重新論述。
岳：老師退休會回去寫小說嗎？還是有其他的寫作規劃呢？
張：退休後還是會有一些想做的計畫，也有想寫的東西。但是這個時代，其實是出版相當困難的年代，也是一個書寫實難的年代，因為書要有讀者，但現在書很難賣。所以就沒那麼積極規劃。創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就不會停止，但是沒有要在甚麼時候完成甚麼的agenda，因此沒有壓力。這是退休的好處。
目前還在做書，在編一本叫《跨域越渡：馬華文學論集》的書，[23]希望一月可以編好，二月可以出版。做學術書比較沒有市場問題，因為本來就是只有一小群人感興趣的書。做那本書是因為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簡稱：UPM）的莊華興教授前年退休，華興是多年老友，於是就編了這本論文集，以資紀念我們的學術情誼。
此外，就是過去的研究計畫，如「華馬文學論」，會花點時間繼續整理完成，出本小書。今年申請了一個國科會的經典譯注計畫，如果通過的話，就會著手翻譯。寫小說的念頭一直都有，以前常說退休後要寫本自傳體長篇，或者偵探小說，但是退休以來總是在做別的事，小說計畫就還在等小說中人出生、長大。我的文藝隨筆也繼續在寫，就是收錄在《查爾斯河畔的雁聲》[24]裡頭那種短論書話，大部分是應景之作。其實文學創作，或書寫作為志業，是沒有退休這回事的。
岳：因為本訪談會在比較文學電子報刊登，請問老師有什麼要給讀者的話嗎？
張：就多讀書吧。閱讀很重要。很多人覺得在網路瀏覽也是在吸收知識，而且吸收更多更快。但讀書所獲得的還是不一樣。就像有人說現在不用讀英文，因為有了AI。當然AI很重要，但跟BI還是不同。甚麼叫BI呢？BI是Born Intelligence。BI是無法取代的。每個人生來的Intelligence不一樣，但每個AI機器人都一樣。所以作為人，你還是有你跟AI不一樣的地方。你不必妄自菲薄把自己變成AI機器人，善用AI就好，然後發揮自己原來的Intelligence。文學也是一樣。所以你要閱讀，要有閱讀文學的經驗。網路上的資料都是從新到舊的東西，大家都只看新的資訊，那很舊很古老的東西怎麽辦？你還是要去讀，才知道古人與我們的距離有多遠或近。你滑一下Google就能找到柏拉圖的作品，比如說《理想國》(Republic)，打開鏈接的網路檔案就看到，但還得自己去讀。AI能幫你整理文章，做摘要、翻譯、解釋，分析，好像伴讀的書僮。但是AI不會體會，沒有生命經驗。所以讀書很重要，不是你要吸收知識而已，而是閱讀者會「心無罣礙而有體悟」，自己「恍然小悟」得來的知識比較不會忘記，因為經過腦袋的processing，也有閱讀的樂趣，可以跟自己的生命經驗融合參照。現在很多人自己不用讀書，要的東西AI都能提供，又快又多，只是「無有體悟」。
其次就是創作。最近我在讀陳祖文老師的文集，他是我唸師大英語系時的老師，早年寫小說。我在他的文章裏讀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話。比如說，他認為學院的文學相關科系「忽略了文學最重要的一面——對創作的鼓勵」。他還說道：「創作和研究相比⋯⋯它直接接觸到生命。⋯⋯我們正需要寫作來激勵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意識到生命⋯⋯。」我就借用祖文老師的話送給電子報的讀者，希望各位讀書之餘，也多創作。
[9] 張老師提及的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鍾怡雯、陳大為等人，都是在台知名的馬華作家。
[10] 林建國老師的〈為什麼馬華文學？〉1993年發表於《中外文學》21卷10期，〈方修論〉在2000年發表在（《中外文學》 29卷第4期，都是馬華文學論述的重要文章。
[11] 李維斯以「共圖」一詞，描述文學批評並非個人追尋，而是集體的學術探討，且具備反思社會的文化與道德責任，回應了艾略特(T.S. Eliot) 1923年的文章＜批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2] 1991年九月，李瑞騰教授在淡江大學中文系辦了第一屆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3] 1980後出生的馬尼尼為，本名林婉文，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人，19歲赴台求學，師大美術系畢業，在臺結婚生子創作。近作長篇小說《故鄉無用》頗受好評。
[14] 「亞細安」又稱「東協」，為「東南亞國家協會」的簡稱。
[15] 《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2年。)
[16] 就如戰後台灣史最悲痛的二二八事件，五一三事件是發生在馬來西亞的種族衝突事件，緣於馬來西亞第三屆全國大選後，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發生了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一系列暴力衝突。
[17] 承前述的「代際記憶」，「後記憶」一詞是由比較文學學者、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所提出，指稱並未親身經歷、而是下一代由間接的口述傳承或資料檔案所建立的前世代創傷記憶。
[18]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南下侵略馬來亞，星馬淪陷，人民慘遭日軍為期三年八個月的殘酷統治，因此馬來西亞人俗稱這段時期為「三年八個月」。
[19] 廖克發導演的紀錄片《由島至島》（2024）探討了臺灣在二戰期間的太平洋戰爭，成為日本南進東南亞的基地，是否也在這場戰爭中成了侵略者？
[20] 在此的討論著重洪席耶提出「感性配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的概念，而「配享」一詞(partage)有劃分和共享的意思，但就如張老師所言，究竟是誰來分配、誰有權來分享?
[21] 「回到馬來亞」一詞來自張錦忠老師與黃錦樹老師、莊華興老師合編的《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2019）書名，收錄了29位馬來亞華裔作家的短篇小說。而既以「華馬」為名，代表編者在此的立場是著重族裔文學，而非族語文學。
[22] 「小文學」或「少數文學」一詞是由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 (Felix Guattari)以卡夫卡的小說為例，描述住在布拉格的猶太人筆下不純粹的德文書寫，呈現了少數族裔在一種主要的語言內部締造的文學，具備將正統語言解疆域化的潛能，因此具備了政治性，亦呈現群體的價值。
[23] 《跨域越渡：馬華文學論集》已於2025年2月出版，收錄在臺和在馬不同世代的馬華學者論文十一篇。書封請見下圖。
[24] 《查爾斯河畔的雁聲》為張老師「隨筆馬華文學」的續集，有人出版社2022年出版，收錄八十餘篇散文隨筆。書封請見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