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讀班活動主題是賽博協同計畫，主講人吳建亨老師挑選了Eden Medina書籍，探討模控學的科技理論如何影響智利的政治。吳老師的導讀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談70年代初期科技政治關係，以智利為例，探究智利如何接受控制學（cybernetic），應用在政治理論上，Medina的論述方式比較接近Edward Said所談講的旅行理論，理論的旅行會涉及落地轉移的問題。在第二部份，吳老師則是深化Medina提出的一些問題，Medina為科學史的歷史學者，他對智利1970年代的這段歷史提出許多有趣的問題，但Medina對這本書的定位是歷史書寫，因此很多問題大概是點到為止，並沒有對這些議題進行理論化的工作，吳老師認為我們可以在Medina的基礎上延伸或者發展他的想法，所以在第二部份補充其他人的看法。Medina在本書中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治理性（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的問題，這讓人聯想起傅柯在The Birth of Biopolitics裡曾經提到社會主義的治理性，根據傅柯的說法，在1970年代末期，社會主義並沒有所謂內在的治理性概念（intrinsic governmentality）。然而社會主義在當時不存在這種內在的治理性，並不代表社會主義不可能有這種內在的治理性概念，所以吳老師認為我們可以探究以下問題：如果社會主義內在治理性存在的話，我們該如何想像這種治理性？進入文本導讀前，吳老師特別指出，在這個時間點閱讀這本書其實相當適切，因為智利在上個月剛進行了三十年來最分歧的總統大選，Pinochet 在1973年的軍事政變之後統治了智利十七年，智利從1990年開始三十年來的政治立場都是走偏中間的路線。不過這個趨勢在這一屆的選舉被打破，2021年11月21號智利總統大選第一輪結束，兩個進入第二輪的候選人剛好都不是走中間路線，一個是右派被認為是Pinochet的繼承人；另一個是左派候選人Gabriel Boric被視為Allende的繼承人。《紐約時報》、《經濟學人》這些西方主流媒體在十一月底第一輪結果出來後就非常緊張，就已經有一些相關報導，因為進入第二輪最後不管是誰當選都對智利的政治局勢是一種重大的改變。這兩個人的政治立場跟Pinochet與Allende相近，也讓我們想起智利70年代的這段歷史。左派候選人Gabriel Boric在第二輪投票後來居上，以三十五歲的年紀成為智利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當選人。Boric誓言打擊貧富差距與對抗新自由主義，他的政治立場被視為是Allende的接班人。Boric的當選也讓我們今天的導讀多了一些適切性。事實上，Boric確定勝選後的二十四小時內，開始有支持者在Twitter建議他重啟Project Cyber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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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份的討論中，吳老師討論了Project Cybersyn一詞的背景和起源。Project Cybersyn是1970年代Allende主政下的一個計劃，這個計劃以控制論為基礎，治理國家這個極度複雜系統。控制論透過反饋（feedback）或遞迴 （recursion）的機制，讓整個系統包括內部組成的部份，跟它外在的關連環境，維持一種動態生成的關係，如此的動態關係讓系統成為一個能夠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做自我修正的生成組織（a viable self-organization）。在這個可生成的自我組織中，最終的理想是建構一個去中心化的系統，這系統一方面能維持整體的穩定，同時也能夠確保內部各層次的自主性，也就是說，Project Cybersyn有一個看似矛盾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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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Cybersyn計劃的歷史起源與一封信有關。1971年7月，英國控制論的學者Stafford Beer收到一封來自智利的信，信件的作者是一位非常年輕的智利工程師Fernando Flores在Allende政府裡擔任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他是國家開發公司第三號人物，主要的任務是處理國有化的事務。Allende就任的第一年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將企業國有化，特別是和天然資源相關的產業，譬如煤礦、鋼鐵等等，他認為企業國有化是邁向社會主義很重要的一步。Beer在1971年11月4號抵達智利，也很快規劃出計畫的執行方針。Cybersyn是 cybernetics跟synergy這兩個字的縮寫，有時被翻譯成「賽博協同計劃」，也有人主張不要翻譯。吳老師強調，Project Cybersyn一開始的定位，是透過控制論對訊息做管理，用更有效的方式做工業生產。這個計畫第一年的工作是將企業國有化，國有化過程讓公部門規模快速成長，第二年的工作變成用別的方式來管理公部門，讓生產的流程能維持水準，Beer受邀的工作是要處理企業國有化之後生產的問題。根據Medina的說法，Beer對控制論的看法和Allende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有概念的相似度，或者說概念共通性（conceptual commonality）。Beer並非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者，兩者會有連結完全是因為Flores的那封信，因緣際會讓兩者相遇，Beer相信控制論能達到去中心的治理，Allende認為他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不一樣，要權力下放。他們在彼此間看到去中心化，這也是為什麼能一拍即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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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見控制論和管理控制論的差別，以Medina的說法，就是美國控制論和智利Project Cybersyn的差別。Wiener將控制論定義為對動物和機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研究，控制論在美國四零年代發展有軍事起源，Wiener被軍方委托研發導彈，導彈如要準確預測足跡便需把環境的因素納入計算，也要把飛行員心理狀態納入計算。Beer跟Wiener不同，Beer定義控制論為組織效能的科學，關鍵是有效率的組織（effective organization），涉及內外的調節，也強調系統整體穩態（homeostasis），但它並不是要吸納或消弭變數所帶來的偶然性，而是要讓這些偶然性促成系統整體的演化，它也強調內部各處自主性，組織不同層次的反饋互動，因此在系統穩態的大原則外，Beer納入湧現（emergence）的面向，他想強調系統裡穩態和湧現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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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Cybersyn背後的理論基礎是Beer提出的可生存系統（viable system model）。這個系統受到生物學影響，以大腦神經系統結構為基礎，延伸出來的模型。可生存系統被定義為，可以將內部各部份融合為一整體，從而具備生存能力的系統，它能自主平衡內部和外部，同時也能成長和學習。可生存系統模型有五個層次，它的構造模仿人類的神經系統，第一層級是感觀層級，和外在環境有直接接觸，具備自主性運作的特質。第二層次類似脊髓，提供橫向的溝通渠道，如果器官缺乏橫向溝通渠道，就會彼此隔離，它另一功能是過濾第一層級的訊息，將重要訊息傳給第三層級系統。這種過濾可避免訊息過載的問題，讓問題解決的更有時效性。第三層級功能類似小腦，會監控器官行為和交互作用，第一層級的本能活動遇到阻礙，需要第三層級來解決，它用較宏觀的角度，監控第一和第二層級的活動。讓身體維持穩態。第四層級提供從潛意識（subconscious）到意識（conscious）的中介，它讓底層保持自主性，必要時也接受第五層級的指令來干預低層級的運作，第四層級和第三層級非從屬關係，不是它老闆，而是合作關係，持續對話。還有一種新時間向度的出現，潛意識指身體器官自主性調節，它的動作被局限在當下時間點，沒辦法對未來做規劃，第四層級要彌補這不足，讓它跳脫當下，讓系統做更大副度的適應調整，第五層級是最高層級，和第四層級一樣是意識的層級，具備未來向度，第四層級構通對象是對內，第五層級可以對外，對同規模的可生存系統進行溝通，跟更高層級的系統做斜線對角互動，可用更宏觀角度計劃未來。第五層級接收到的內部訊息很少，大部份已被處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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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存系統有兩大重點，第一點是前三個層級負責日常的自主模型，後兩者負責對未來總體規劃。第二點是只有重要的訊息才能往上呈報，讓上面兩層級有更多空間思考更多問題，避免資訊過載。Beer把可生存系統看成有機體。如同人類神經系統，做垂直和水平的溝通，達到整體的協同的狀態，大腦和政府企業一樣複雜，包括工廠，勞工，原物料供應，裝備等，都有橫向縱向的複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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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吳老師討論Project Cybersyn中關於增加工人的參與度的問題。一般我們會認為增加工人參與度指的是增加工人代表的數量。所以當智利的政府官員表示要增加工人參與度的時候，他們指的是增加工人的代表，讓更多工人代表加入治理委員會。也就是說，他們還是在一種representative politics的框架下想像工人的參與。但是Beer認為，這樣的理解沒有改變結構性的問題。為什麼呢？通常那些成為代表的工人會自己形成一個小團體，他們開始扮演起過去管理階層的角色，與底層的工人脫鉤。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參與度只是形式上參與度的增加，實質上並沒有大多的改變。Beer認為真正增加工人的參與度指的是在Project Cybersyn的設計上注入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必須在程式設計這個層次讓工人參與，為工廠建構模型。在這個意義上，Beer翻轉了一般科技與勞動關係的想像，他提倡「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讓工人不只是執行一個已經被其他專家設計好的東西，而是讓工人也能夠實際參與管理資訊系統的設計。基本上，設計的問題沒有辦法避免價值觀介入，所以重點不是要達到一種完全客觀的設計，而是要讓一種具包容性且符合社會正義的價值觀進入程式的設計當中。這就是Beer想做的事情，他想要讓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進入Project Cybersyn，他的做法就是讓工人對工廠運作的知識直接進入軟體參數的設定，讓程式的設計能夠以工人的知識為基礎，而不是讓工人被動地學習一套專家設計好的東西，也不是單純地增加工人代表的數量。Beer的結論是：如果能夠讓工人在科技的使用與設計都能夠參與到，這就能夠形成一種新的工人賦權（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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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關於工人建模與工人參與度的這件事情，吳老師指出，作者Medina認為Beer太過樂觀，甚至有點naïve，沒有考慮到既有的權力關係，忽略各方角力衝突的問題。另外，她也指出，Beer口中的工人似乎是一個同質性的範疇，忽略即便在工廠裡面，工人之間還是有區分的。舉例來說，Beer忽略工會在國有企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有加入工會的工人與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之間還是有區分性。但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Beer的這些短處其實也是讓他能夠跳脫既有框架的特質。很可惜Project Cybersyn的結局是1973的911政變，Pinochet在CIA協助下發動政變，總統Allende飲彈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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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吳老師導讀的第二部份。吳老師引用Boltanski與Chiapello的講法，指出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吸納當時的創新理論，把這些概念動員成為一種自我正當化的工具。1980年代開始，控制論在新自由主義的整合下發展成一套新型態的控制技術。控制論強調的反饋機制除了收集訊息外，也計算環境中不斷改變的變數，進行相對應的演化以維持系統穩定。由於控制論不斷地將外部變化透過反饋機制納入系統，這使得「未來」這個時間範疇在控制論的系統內不再是不可預測的偶然性（contingency）。換句話說，在數據主宰的今日，訊息流通表面上提供使用者更多選擇，實際上這些選擇生產出更多訊息，透過反饋機制強化系統預測的準確性，結果就是幫助大數據演算法更有效地調節使用者的行為模式。因此我們面對了一個難題，為什麼控制論的實踐在智利是失敗的，但是卻成就新自由主義全球的霸權？難道控制論必然會導向新自由主義下的控制社會嗎？吳老師指出，從現在所處的環境很難否認當代科技所帶來的這種新型態控制技術。但重點不是控制論是否能被挪用成為控制的手段，反而是控制論是否必然會導致今日所見的控制社會？如果沒有這個必然性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對控制論做另一種想像，如同智利在70年代做的政治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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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以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社會主義治理性的提問出發，指出我們可以透過傅柯的問題思考智利70年代的這段歷史。基本上傅柯的討論針對治理性的問題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比較。自由主義關心的是內部採用什麼規則、補償機制的問題、與內部測量機制的計算等等問題——這邊講法有點類似控制論中如何協商整體與部分的動態互動，如何維持系統的穩態。這些內外調節機制的問題構成自由主義內在的治理性，也就是它內蘊而生的治理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但是社會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缺乏內在的治理性，取而代之的是「對文本的遵守」（conformity to a text），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治理性是「外在的」（extrinsic）（Birth of Biopolitics 94），關心的問題是對文本的閱讀與詮釋，治理的行為與引發的動作是次要的，重點是這些行為與引發的動作是否遵守文本的教條與規範。因爲社會主義有一個外在對文本既定的詮釋，所以治理的動作與這個外在的規範之間關係只能以true and false的方式表現，導致社會主義面對治理的問題非常沒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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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傅柯問了一個問題：如果社會主義要有這種內在的治理性，它不能夠繼續照本宣科地依循文本的教條，因為這種內在的治理性無法從這些既有的文本中被推導出來。社會主義的治理性只能被創造出來。吳老師提到近年一些對傅柯的研究批判他為新自由主義同路人，認為傅柯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性，但他對新自由主義治理性的一些特色感興趣是不爭的事實。將傅柯打成新自由主義同路人的結論似乎有點過度解讀。雖然傅柯認為，社會主義在治理的問題上非常僵化，總是照本宣科依賴外在文本與教條指導，缺乏他在自由主義看到的那種具備內外調節的治理機制，因此斷言社會主義治理性不存在。但是傅柯對社會主義過往治理模式的批評其實不能代表他支持自由主義治理性（即便他在自由主義治理性內部看到一些有趣的特質）。事實上，從上面那段引文可以看到，傅柯的結論是：「如果社會主義治理性能夠成真，它不會是從社會主義的教條與文本推演出來，它必須被創造出來」（94）。或許在Beer那個版本的Project Cybersyn裡面我們可以看社會主義治理性被創造出來的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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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老師的導讀之後，現場的聽眾有許多精采的提問。首先是主持人邱彥彬老師提出其看法：邱老師指出，吳老師在導讀的最後一個部分引用傅柯在Birth of Biopolitics中的看法，傅柯提到整個社會主義缺乏內在治理性，不像新自由主義有governmental rationality，社會主義只有conformity to a text，用毛澤東的話是版本主義。邱老師指出當時的歷史脈絡之下，法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或整體共產主義是幻滅的，因為社會主義充斥教條，所以吳老師選擇的讀本這本書很適合用來反駁傅柯的說法，其實不需理解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發展史，社會主義不像傅柯說的一般，智利1970年1月Allende 當選總統的例子，就開展出社會主義不一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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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觀眾也提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問題，詢問吳老師這是否為中國發明的社會主義治理性，吳老師認為中國共同富裕理念並非討論中提到的社會主義治理性，因為中國的模式是將過去幾十年透過資本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累積的財富以粗暴的方式進行重新分配，整個過程並沒有涉及討論中提到的內部的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