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維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諮詢協作組博士後研究人員

 

1. 微觀「學術」轉型
   
   「什麼是大學社會責任？」
   
   2021年七月中旬當我接到現在博後工作的面試通知後，我開始瘋狂地惡補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相關資訊。從網路所找到的資訊來看，大概知道這是教育部從2018年正式開始的計畫，強調「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兩個面向。但從網頁看到的計畫名稱與內容簡介，我隱約感覺人文研究在這些計畫不是擔任配菜的角色（例如協助保存地方文史），就是完全的缺席（例如生物科技如何改善當地農業生產）。為了在疫情衝擊百業的困境中找到一份學術工作，即使這份工作看似跟人文學科不那麼直接相關，我也試著在面試時解釋為甚麼我的背景能勝任這份工作。
   
   老實說，我的學術背景還真的能跟大學社會責任扯上一點關係，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是探討當代臺灣飲食文學的「親密性」（intimacy），其中的理論依據是人類學家赫茲菲德（Michael Herzfeld）所提出「文化親密性」（cultural intimacy）的概念。他指出在希臘、義大利以及泰國，人們總會以一種外地人覺得尷尬，但當地人則視為自己人才會懂的觀點作為文化認同的方式。如果以文化親密性來分析臺灣的飲食論述，我觀察到的是臺菜與中國菜難分難解的淵源，以及充斥在文學與電影中，那些關於省籍衝突、城鄉差距、以及晚近關於本地人與新住民等看似無解的種種對立。
   
   在完成論文大部分的章節後，我留意到許多作家對於日常所食的蔬果深感興趣，例如劉克襄或蔡珠兒，他們除了積極地參訪傳統市場，也自行在家耕種所食蔬果，就是為了探索日常所食的來源。這種一定要知道蔬果來源的偏執，更使得他們不約而同地把蔬果擬人化：買菜時幻想那些被農藥保護得過頭的水果是被人們過度地整形；或是把結實纍纍的果樹當作自家人一般地愛護，並對著果實喃喃自語，祈禱早日豐收。在人與蔬果所呈現的「親密關係」背後，其實暗藏作家們反思每日三餐所累積的食物里程，而透過理解食物生產與運銷的流程，作家也在文字中透露出當今小農被壓榨的困境。
   
   剛好大學社會責任也有關於飲食文化以及地方學的計畫，我就在面試時老王賣瓜，希望自己的所學能被青睞。有幸得到目前的職位後，我正式擔任雲嘉南區諮詢協作組的博後，不時地訪視各處位於偏鄉的計畫場域，也不停地被親友們誤以為又跑去南部玩。當大學鼓勵師生們走出校園，在社區與民眾互動、互學時，我同時也接收到長輩們對於教學與研究必須待在校園內的保守想像。過去我在國內外文系所的校園生活，大多是在教室與圖書館間移動，走出校園也多半是參加研討會或是講座。然而當少子化與老年化成為未來生存危機的基本關鍵字時，師生走出校園只是大學轉型的一部分，人文研究勢必也得開始轉型。
   
    

2. 「影響力」與「責任」
   
   談到學術必須要轉型的焦慮，或許也該談談現在英國學界必談的一個關鍵字：研究影響力（research impact），而這個關鍵字最初對我的衝擊，可能還要回到當年修習愛丁堡大學的博士班講座課程。當時愛大人文學院開始改革課程，除了希望博班學生能準時畢業外，更希望學生能在畢業後找到工作（請注意是工作而不一定是教職），因此講座內容除了研究方法或是研究倫理等課程之外，學院也不定期地找校友談如何找到教職，或是博士班的訓練如何幫助學生找到學院以外的工作。
   
   有沒有研究影響力在找工作時扮演極為重要的關鍵，除了期刊或是專書等學術著作是基本配備，現在在英國求職時還會要求求職者說明自己的研究如何與大眾接軌、如何改變大眾對於學術的認知。換句話說，只會寫論文的研究者並不算是最佳的工作候選人。英國會對研究影響力這麼著迷，也是因為每六年舉辦高等教育研究影響評估（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簡稱REF），系所必須上繳所謂的影響力個案（impact case studies），說明系所的研究如何對社會大眾有貢獻。甚至有些博後的職缺內容就是一方面幫院系生產這些個案，一方面繼續自己的研究。
   
   我在愛大的共同指導教授之一是研究中國無聲電影的專家，為了達成學術影響個案的業績，她必須每年在蘇格蘭當地一家古色古香的劇院舉辦電影座談會，或是透過孔子學院的贊助舉辦電影節，邀請中國當代導演來愛丁堡。除了拼學術著作之外，是否常跟民間團體合作舉辦活動也是教授升等時的考量之一，英國有些大學網頁教職員的介紹網頁，也開始多出了媒體接觸（media exposure）的欄位：好的研究者必須右手寫論文、左手寫專欄，讓大眾透過論文以外的管道去認識這位學者的學術內容。
   
   在此我還希望提供另一個研究影響力的個案供臺灣外文學界參考，愛大的德語系主任Laura Bradley是研究Bertolt Brecht的專家，她特別重視文獻的考據以便還原當時劇場的演出樣貌，有助於她論證當時劇場如何被政府審查，以及演員演出時又如何逃逸於看似無所不在的律法。而她的研究成果不但被學界大量引用，也被英國與德國當地的實驗劇團當成劇團排演時的參考依據，她也樂意當顧問進一步地與這些劇團合作，除了舉辦學術講座之外，還跟劇團拍攝適合語言學習的短片，供有意就讀德文系的高中生當課外補充教材。
   
   當然愛大德語系的範例不一定能應用在臺灣外文系的環境上，但是面對全球少子化以及人文研究一直以來就不太被重視的問題，英國的人文科系其實也很焦慮。相對於英語系在學術話語權上的獨霸，歐陸語系（以及我所就讀的亞洲研究學系）的教職員們也想方設法地要讓學生對他們的研究有感，展現其學術影響力的同時，其實也是為了捍衛人文研究已經相對弱勢的學術地位，這也是學者們應承擔的責任。由這個方面來看，影響力個案除了是科系被評鑑時的業績，也是英國大學接受政府資助時所呈現的成果，而在媒體每次毫不留情地批評英國高教已經面臨崩壞時，這些個案直接支持學術研究存在的必要性。
   
    

3. 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實踐
   
   當我開始研究大學社會責任的內容時，我赫然發現臺灣學術轉型的概念竟跟我在英國所見相去不遠。現在臺灣（以及全球）高等教育排名除了以往的拼論文沖點數之外，也出現了所謂的大學影響力排名，其中按照的指標就是聯合國所定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而2021年排名第一的學校竟不是知名的牛津大學或是哈佛大學，而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這種排名方式也慢慢地開始改變學生對大學的想像與期待。我所讀到現有的大學社會責任的計畫書內容，也必須要說明這些計畫最後對社區有什麼正向的影響，期待接案的學校與所處的社區能夠共生共好。
   
   然而要在疫情中進行大學社會責任的計畫還真是不容易，當大學師生要走出校園進入偏鄉，一出門就遇到人多就有群聚的疑慮。如果疫情使得人與人產生不信任感，一群戴著口罩的師生要到偏鄉小學進行補救教學，或是到長照機構跟長者互動，起初當然不會太受當地社區的歡迎。我還記得曾被要求先做快篩後並出示證明，才能進入阿里山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只因為部落對於我從臺北（當時的疫情重災區）來的身份有所疑慮。我也曾到過雲林虎尾的建國眷村，看到大學生帶著口罩，被日曬與被蟲咬，只為了重建當地環境，師生們一起跟社區努力，希望為人口外流的眷村做點事情。
   
   當大學希望擺脫象牙塔的刻板印象時，我也的確看到了師生走出校園的好處。我看到南部某一所大學帶領師生研究校園附近的社區以及其歷史，他們積極訪問耆老、調查地方誌，甚至在人來人往的菜市場裡成立當地的老照片展。而當地的居民看到這群師生的身影，都會熱切與他們打招呼，師生真正地融入社區。我也看到來自坦尚尼亞的學生在南部小學為學生閱讀英文繪本，以及幫助社區成立資源回收站，在疫情使得國際交流看似暫停的當下，這群來自非洲的大學生鼓勵當地小學生開口講英文，即使小朋友是用結結巴巴的句子跟膽怯的音量去回答問題，我看到的是當地大學試圖去改善城鄉差距下英語學習資源的落差。
   
   接觸到大學社會責任相關的計畫後，我也開始對於自己的研究是否能產生影響力感到興奮與困惑，除了繼續寫論文拼著作，我也好奇人文研究如何進行社會實踐。我試著跟從事飲食文化研究（或是直接是餐飲業）的朋友分享我的看法，其中一對夫妻檔告訴我他們已經將傳統的臺灣菜變成有趣的桌遊紙牌，並嘗試在中小學校園推廣，希望在後疫情時代可以用紙牌重啟人們對於傳統美食的渴望。而另一位在板橋開早餐店的店主是個文青，他在早餐外帶盒印上村上春樹的名句，並好玩地推出一款「男朋友沙拉」，硬是要幽早餐一默，讓不愛吃菜的男性也開始大啖沙拉。他們聽到我研究臺灣飲食文學時，他們都好奇我的研究，未來也希望可以進一步合作，而他們正向的回應，也是間接鼓勵我朝社會實踐的道路邁進。
   
   未來在博論所奠基的研究基礎上，我將轉而研究時興的環境人文學（environmental humanities），我期待除了出版論文之外，我有沒有可能也跟劇場界合作，利用實驗劇場裡觀眾與演員的互動，去想像如果我們不能再多為環境多做什麼的話，我們將處於怎樣殘酷的世界？除了為小孩念英文繪本，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年輕世代帶入劇場裡，在背誦台詞與手作服裝、道具的過程中，另類地喚醒他們的環保意識？當然這些都還只是我自己的空想，但這些看似天馬行空的點子，卻可能已經在其他國家漸漸地被落實，同時也讓我們思考人文研究的轉型，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