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許立欣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在中文語境中，「物質」與「植物」這兩詞不但共同享有「物」的概念，同時在聲韻上，字序反過來後，有著近乎同音的巧合。或許這兩個詞彙在音義的互相呼應上，不盡然是個巧合。近年來，西方文學理論評論中有著所謂的「物質轉向」，評論家們開始藉由「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上，對於各種跨領域的科學與文化探究產生興趣，像是對於物體的本質性與主體性，以及其與物理學、政治學或現象學上的關聯，或是物質文化在科技發展、政治倫理、社會演化、與歷史美學上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相對於早期文學評論上對精神主義或理想主義的著墨，近代的「物質轉向」將評論視角聚焦於各種人類與非人類他者之間，許多不同面向與層次上複雜而細微的關聯與對話。在西方帝國殖民主義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劇烈影響下，人與物質之間在不同的地理與政治疆域中，產生了種種空間與歷史上的錯位與移植。這樣多元的物質研究不但開啟了新的人文視野、思考方向、與文化能量，也和近年來生態評論的崛起，有相當深刻的關聯。

 

在各種對生態與物質的論述中，「植物」佔據了一個奇特弔詭的地位。植物是全球生態系統中，調節氣候與抵抗全球暖化的重要環節，也是經濟上與食／實用上重要的商品貨物。在各種非人（nonhuman）物件中，「植物」具有無生物般、看似靜寂的物質性，但是也有一般生物有機的生長特質，在具感官知覺的生物中，因植物同時具有動物與無生物的存在特性，使其詭異的跨足於生物與非生物之間。在文學的展現中，植物與人類、動物、以及各種其他非生物之間，產生多種跨領域、跨物種的生態對話。這幾年來由文學與環境學會（ASLE Taiwan）會長梁ㄧ萍教授所帶領的「植物生態文學」研讀班（由科技部人社中心經費贊助），便致力於植物與物質在種種科技人文中，豐富而多元的研究論述。

 

植物這樣令人難以界定的詭譎的「物質／植物性」，也在中西方志異文體上，產生對既有美學與社會尺規界的挑戰性與顛覆性，同時也揭露出人類與非人類物種之間，緊密但常受到忽略的生態關聯。在探討恐怖植物一書中，作者Dawn Keetley提到在文學與電影中，植物令人類恐懼的特點，主要在於植物不受人類駕馭性的野性，以及它看似毫無理由的過剩生長，以及令人無法掌控的特質。因此人類一直試圖要消弭植物這樣靜默地、無理性地、無法去除的他者性（1）。Stefano Mancuso與Alessandra Mancuso談論植物科學與智慧一書中，強調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體中，植物佔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比重，這樣的地球其實是受到植物的主宰，因此人類想駕馭掌控植物並不是個簡單的工作（123-124）。另一方面來說，植物同時具備了與人類共生的親密性，以及所有生物都具有的死亡性 （Keetley 1）。人與植物這樣共生共存、卻又難以認同理解的異質性，使得植物成為一個討論生態再現與志異文類上一個重要的論述場域。

 

在生態志異（EcoGothic）文學中，植物的鬼魅性最常與荒原以及深山叢林連結。具有猛獸出沒的險惡自然環境，以及森林中不可著摸的陰暗世界，常是奇異鬼譎之靈異事件的發生處所。西方童話世界裡，遠離人類世界的黑暗魔法森林，常介於文明與荒野、城市與叢林的交界處。在東方古老傳說中，深山與世隔絕的奇異世界，也多與荒郊野外的森林相關。對早期拓荒者來說，森林與荒野皆是深不可測的空間。森林常被認定是不適合人居的野蠻環境，因此在人類的文化想像中，常與怪獸以及精靈相連結。在探討森林想像與生態志異一書中，作者Elizabeth Parker提到令人恐懼顫慄的森林是一種人類集體想像的恐懼原型。Parker引用知名華裔美國地理學家段義孚所提出所謂「恐懼地景」（landscape of fear）的概念，佐證文學中常見到森林與恐懼意象的結合（1）。在種種對森林的恐懼原因之一，作者提到森林具有獨特的「消費性」或甚至是「食人性」。進入森林帶給人原始蠻荒的感受，彷彿回到地球最古老、一切尚未開化的荒野年代，毫無文明秩序可言，因此也相對的激起人類本能性地對於生態系統中萬物求生存之森林戰場，所具有潛在危機的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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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代詩人陳克華與英國十九世紀初浪漫詩人John Keats同是具有醫學背景之詩人，其面對植物在生態上獨特的地位，特別是對「植物」食人性與被食性之間，特殊臨界性的想像與反思皆有所著墨。陳克華在「密林中—記雕像古冢」一詩中，記錄描述著詩人於2016年到美國愛荷華寫作班時，造訪當地美國原住民保留區的國家森林公園，突然之間在荒野密林中產生對死亡的深刻恐懼感： 

 

           深入密林中

           只見死樹的軀幹生出菌子

           不見任何野物

           出沒

           只有天上秘密盤旋的鷹。觀察著

           我的頭顱如蘑菇

           顫動了一下。                                                                                                                                            (46-47)
 

這首詩挑戰了人與植物、動物，以及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界線。人類最脆弱的頭顱與死樹軀幹生出的蘑菇，產生了意象上互相呼印的效果，詩人的肉身更立即成為空中老鷹可能掠食的獵物。詩中將死亡腐朽的樹幹、菌子、與詩人之肉身相連結，在不見人跡或野物的森林中，唯一的人類便成了生態圈中的祭品。在弱肉強食的詭譎食物鏈中，自以為是訪客或是主宰者的人類，誤闖密林而意外的扮演著被獵食者的角色。此外，蘑菇屬於真菌的一種，在生態學上靠菌絲與孢子繁殖生長，雖然其成長型態與植物相仿，但無法行光合作用而產生葉綠素；同時蘑菇和細菌也不盡相同，雖然近似動物，卻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陳克華詩中清楚地展現出蘑菇與菌子處於動植物邊界之中間地位與意象，Anna Lowenhaupt Tsing 因此稱蘑菇為世界創造者(world builders)，因為其能將物質分解成為其他生物的養分(138)。陳克華此詩藉由譬喻的手法，將森林與蘑菇的生態性志異化，不但把人類的頭顱和蘑菇劃上等號，更將其轉換成為了一種可被動植物同時消費的「食物」，點出人類／菌類在此植物／動物中意外地親密性，以及其定義上的複雜性、游離性與不確定性。

 

除了人類對森林一種集體性的原始恐懼感外，植物也較動物產生更明顯的「非人性」、異物性與疏離感，難以被人類語言中，以人類中心主義、感性為基底的擬人化手法呈現。但另一方面來說，某些植物具香草食用與藥物性，以及與宗教精神療癒上相關，也使得植物與草藥栽培，以及其衍生出與人類疾病治療、與生死臨界的冥想，產生相當之連結。Keats於1818年根據十四世紀Giovanni Boccaccio作家「十日談」其中一個故事，寫作出一首敘述詩作「Isabella, or the Pot of Basil」。此詩作以室內盆栽為題，描述詩中女主角Isabella之愛人，被自己的兄弟因利益衝突而被誘引致深山慘遭殺害。女主角尋回男主角屍體後，將其頭顱帶回家中臥房，種植於一羅勒盆栽中做為養分。這盆羅勒因終日浸潤於女主角哀傷的眼淚滋養而日益芬芳茁壯。Keats詩中這樣驚悚卻又動人的愛情故事，除了將死屍與羅勒的神聖宗教性連結，呈現其象徵死亡與重生的雙重意義外，也與羅勒在東方傳統醫學中，具抗毒性以及抗疾病的療效做結合（Hessell 159）。詩人利用羅勒汲取Isabella愛人頭顱以及女主角傷痛淚水做養分的故事作主題，充分展現出人類／植物之間多重相互的生物消費性與生態循環，同時也再現人與非人類生態上詭譎的共食關係。

 

東西方文化傳統皆觸及了人類與植物緊密的物種與生態循環。在探究西方十九世紀以花園為主題的的生態志異文學書中，編者Sue Edney提到聖經中描述的天堂伊甸園裡，最具神話原型的兩棵樹是知識之樹與生命之樹。這兩種樹造成了亞當與夏娃被上帝驅逐於伊甸園外之主因，但也是讓他們能重回到伊甸園的主要關鍵。西方文學上常運用這樣的二元模式：一方面來說，人類具有因美德而受到果樹美好果實獎賞的善之潛能，另一方面則具有因為受到邪惡誘惑之可能性（不單單只是田園詩中慣見的懶散或輕浮），而種下人類墮落毀滅的果實。這種善惡看似對立卻又互為因果的模式，在西方文學對花園植物的呈現中，一直是相當常見的典型（2）。在東方神話中也可以看到植物與人類以及動物之間糾葛的共生關係。中國東晉史學家干寶的《搜神記》中，描述蠶神的來由，在其卷十四之〈女化蠶〉故事中，女兒承諾她的白色馬兒，若其能把在戰場的父親救回，便以身相許。父親被馬兒救回後，得知此事，便把馬兒殺死，將其馬皮晾在院子，最後一場大風把馬皮把女兒一同捲走，幾日後家人在桑樹上發現了蠶，此故事便成了蠶女／蠶馬神之由來。環境學家Catriona Sandilands點出人類社會長期栽培桑樹品種與控制桑樹之配種行為為「桑樹親密性」(Mulberry Intimacies)。〈女化蠶〉運用神話寓言中的象徵語言形式，除了反映出桑蠶絲與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的互生關係，也展現出生態系統中人類、馬以及桑樹生物體的緊密交織，以及人類中心消費體系裡消費與勞力的生物鍊連結，具體勾勒出人類與動植物之間驚悚而環環相扣的生態關係。

西方志異文學中從人類中心到非人類的「多物種」論述轉向，也可以說是一種「物質」與「植物」的生態轉向。在2014年的一期生態志異特刊中，編者David Del Principe提到十九世紀的西方志異文學中，包容了各種混雜的志異主體，從反人類（unhuman）與非人類，到跨人類（transhuman）以及後人類（posthuman），藉由生態志異論述的新視角，更能有意義的了解生態與物種的主體認同（1）。的確，透過對環境評論與志異文類結合的探討，翻轉以前人類／身體為中心的文學探討，將人類中心主義轉移到非人物質的探究，更能忠實呈現詭譎多變的生態場域。從陳克華詩中令人戰慄的蘑菇／頭顱、人類與非人類的連結，到Keats詩中對羅勒與屍體驚悚的共養與後人類式之存在方式，以及干寶〈女化蠶〉神話中人、馬與桑蠶跨人類的共生，在在展現了東西方文學中，物質與植物生態志異的關係，提醒人類重新審視文學與文化想像上，對植物、物質與人類世界之間的親密性，也彰顯出人類世（Anthropocene）中，被文明理性、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光鮮亮麗的表面遮掩下，更深層而鬼影幢幢的存在真相。

 

Reference:

Chen, Kehua (陳克華). Guide f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垃圾分類說明]. Translated by Wei-Cheng Lin. Bookm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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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ney, Sue. EcoGothic Garden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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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ell, Nikki. “John Keats and Indian Medicine.” Romanticism vol. 22 issue 2 (2016): pp. 15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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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tley, Dawn and Angela Tenga. Plant Horror: Approaches to the Monstrous Vegetal in Fiction and Fil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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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uso, Stefano, and Alessandra Viola. Brilliant Green: The Surprising History and Science of Plant Intelligence. Island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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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 Elizabeth. The Forest and the EcoGothic: The Deep Dark
Woods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Palgrav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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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e, David Del. “Introduction: The EcoGothic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Gothic Studies vol. 16 issue 1 (2014):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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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ilands, Catriona. “Mulberry Intimacies and the Sweetness of Kinship.” Ecologies of Gender: Contemporary Nature Relations and the Nonhuman Turn. Edited by Susanne Lettow and Sabine Nessel. Routledg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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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 Anna Lowenhaupt.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