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聲音：障礙詩學中的感官如何重組

Siting Sound: Redistributing the Senses in Disability Poetics

講者：Michael Davidson（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撰寫者：楊岱陵

 

     Davidson這次的講談將會從誤聽（mishearing）、錯誤的美學（aesthetics of error）切入去談論美學中的障礙。他認為健聽社會中偏頗的分配是進而造就障礙與脆弱處境的主因。藉由自身變成聾人的經驗，Davidson體認到障礙研究是想像另類可能的工作，重新審視社會加諸於聽力、聲音與溝通的價值更是其中必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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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受到酷兒的失敗政治（queer art of failure）影響而針對障礙者處境延伸、修正，提出障礙者的錯誤美學（crip art of error）：身為障礙者在特定環境／語境中通常都會被放到一個不恰當（inadequacy）的位置上，而這樣的不恰當應該被看成具有增益效果的特質。手語溝通所仰賴的是環境、視覺與符號之間的動態結構，而這個關係也點明了障礙詩學（the poetics of disability）與聾（deafness）所關切的中心問題。障礙者的處境應該被納入考量，相應而生的也就是不同空間的安排與規劃，而其中所突顯的是類型（genre）的問題。例如，文學既然被預設為文本或口頭的呈現，那麼若要定義「美國手語文學」（ASL literature）就必須考量到另類的紀錄與翻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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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希望想像不同的類型把空間與身體都納入討論範圍。他以Peter Cook提出的全景手語（holography）作為例子，說明身體在手語表演過程中成為可辨識的類型時，多重感官經驗也就有拓展既有溝通範疇的可能。緊接著Davidson回顧Tobin Siebersn討論不同的身體如何挑戰典型預設下的感官經驗。Siebers認為美學論述的焦點在於障礙如何透過扭曲的身體呈現。美學論述對不同身體所預設的情感反饋，不是源於超然的欣賞而是對他異性的感知（the sensation of otherness）。當代的障礙藝術家在形式與主題上也作出回應，例如Corban Walker、盲人攝影師Evgen Bavcar以及聾人鼓手Evelyn Gle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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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認為應該要尋找超越典型、跨越類型的文化生產模式以描述不同身體所展現出的獨特且積極的面向。Davidson回顧Jacques Rancière的美學理解，透過談論不同身體如何對於障礙者有決定性的影響。Rancière指出美學是透過感官的分配與區隔構成不同層次，也就因此造成特定對象在日常情境中是否會被看見或被視若無物的前提。障礙者所面臨的日常困境就是被視為發出噪音的動物（mere noisy animals）。Davidson在此延伸了Rancière的論點，指出分配感官也同時是針對個別感官重新配置了社會價值，他認為其中至關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去審視感知經驗如何被當作納入與排除的政治手段。這也呼應到聾人藝術家Christine Sun Kim認為聲音是種社交財（social currency）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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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50到1960年代的戰後美國詩壇中的聲音不斷地被科技中介、建構並導向新聲音的誕生（invention of a voice），而在這段時期中出現的不同樣態仍然是在不斷確認聲音在日常情境中的優越位置。緊接著1960到1970年代的激浪派則是提出其他聲音的可能，Davidson舉出例如David Tudor的〈雨林〉（Rain Forest）、 La Monte Young與 Marian Zazeela的〈夢想屋〉（Dream House），還有Alvin Lucier的錄音作品〈我坐在一個房間〉（I’m Sitting in A Room）等等。這些作品指出跨感官美學對於拓展類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更指出聾人如何能重新掌握感官經驗的可能性。Davidson特別指出他在Tudor重製展覽中雖沒有體驗到作品預設的感官刺激，但環境中的震動、觸碰展場中的物件讓他有了另類獲益（something else is g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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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另類獲益回應了Dirksen Bauman提出的「聾獲得」（deaf gain）。Bauman否定「聽力喪失」（hearing loss）的說法，因為對於手語作為第一語言的聾人（culturally deaf person）並沒有所謂損失可言：身為聾人反而讓他們體察到更多另類知識。Davidson認為Christine Sun Kim的諸多作品中都體現了多重感官經驗的開展性。這也與Kim身為美國移民第二代的成長背景有關，她的父母希望她融入美國社會、習得健聽人的聲音禮儀（to be quiet）。Kim一開始被要求去學習如何在健聽人的世界中生活，她日後慢慢轉向選擇突破健聽人的世界所預設的限制，並以聾人的身分去與健聽人互動交流創造出另類空間。Kim的視覺展演作品運用了不同的媒介企圖捕捉聲音（site sound）、挪用聲音（cite sound），進一步呈現聾人的聲音以及另類收穫的可能性。Kim透過視覺／空間上的重新排列將聲音轉化成另類訊息，使健聽人理解身為聾人的困境。例如，Kim的作品〈說話者的圖〉（Speaker Drawings）運用過大的音量去震動音響上的顏料、噴濺到畫布上作畫，同時鼓勵在場的健聽人去觀看聲音如何被重新詮釋。又例如〈指觸四重奏〉（Fingertap Quartet）這項互動式展演作品中，健聽人被要求與Kim一起用表情符號去評價音頻的好壞，透過建構新的關係去重新定位聲音。Kim經由挪用聲音挑戰社會意義與結構，企圖去探究各種社會監控的途徑與隱含的文化價值等等，也重新審視社會預設下的非／常態。除了以上幾項展演作品，Kim也嘗試重新詮釋音樂表記符號或是補注電影字幕等等，從聾人的角度去豐富其中意涵，並指出健聽人所處社會中的極限所在，例如Close Readings、Loud Silence、How to Measure Loudness與Quiet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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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體認到健聽人世界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限制了社會中多樣發展的可能性。若要去抵抗檢討這些常態關係就必須去拓展類型、接納不同的聲音與對象。而這些可能性必得建立於嘗試理解、去細探多重感官可能構成的新刺激，並從這些試驗當中去建構、想像另類的關係。

 

 

 

失能的現代主義：一個疾病的美學

Invalid Modernism: A Diseased Aesthetic

講者：Michael Davidson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撰寫者：楊奕琦

 

        Davidson的主題演講題目是Invalid Modernism: A Diseased Aesthetic，演講內容主要取自Davidson即將出版的著作 Invalid Modernism: Disability and the Missing Body of the Aesthetic 的導言，闡述當代藝術、文學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並深思衰弱（debility）研究的近況發展。他主張現代主義作品中患病者的角色，不但挑戰既定的完整、正常的身體形象，也提供身體展現的不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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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 表示演講題目中的disease一詞跟慢性疾病（chronic disease）相關，因為他要將慢性疾病帶入失能研究的範疇。過去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以慢性疾病者並非真的生病為由，拒絕納入討論。Davidson不認同這種看法，不過他也注意到近年來情況逐漸好轉，例如幾年前Susan Wendell在其著作裡從失能研究的角度看待慢性疾病議題，現今學術界也有更多人在討論疾病一詞所代表的意義。而對Davidson來說，他感興趣的是透過現代主義來觀看疾病。患病的身體往往會被現代主義者比喻為為文化衰退或廢料，如T. S. Eliot的詩作《荒原》（The Wasteland），以及Henry James的小說《鴿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跟《貴婦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即為典型例子。　David特別重視現代主義作品中康復期的病人（convalescent）概念，認為其重要性可比擬漫遊者（flâneur）之於Charles Baudelaire的著作。康復期的病人能產生出嶄新的姿態，Davidson進一步說明，當我們認定疾病是靠推論運作的機制，而非流行病學的問題時，我們便能認知到患病的身體如何化為被社會體制規範的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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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以現代主義作品中康復期的病人為主要例子，他認為這是一位身障人士將自身疾病的產生當作藝術的生成。康復期的病人成為現代性之下的暗箱，將被動性視為文化風格的人物。Davidson講述自身聽障經驗，提到Peter Singer在Practical Ethics中從成本效益角度判斷人格，認為殺掉患有身心障礙的嬰兒在倫理規範上不等同於殺人，且一個家庭整體上所感受到的快樂會因為殺掉身心障礙的嬰兒而增值。Davidson以自身家庭為例反駁此過於主觀的說法，並延伸到自己新書 Invalid Modernism欲探討的倫理議題。雖然這本新書關注現代主義與失能（disability）兩大主題，不過內容與生物倫理學（bioethics）有重要關聯。不論是現代主義美學或生物倫理學議題，皆涉及到「不存在的身體的存在」（the presence of an absent body），一個模糊易變又製造動盪不安的人會在無數文學作品跟科學醫學研究中徘徊不去。 Davidson用他的故事強調十八、十九世紀人們寄託於醫療藥物與基因改良的烏托邦似的期望，在現今社會依然以不同樣貌存在。現代性渴望消除失能和慢性疾病，以造就一個更健康且零風險的身體，而這個夢想透過日異月新的醫療科技持續盛行。

       

        在「失能的現代主義」（invalid modernism）的脈絡中，Davidson不只要爬梳現代主義文學中患有身障的角色之案例，更是關注肉體與智能上的障礙如何承擔起美學功能，使其成為順應外在條件的結果，而非獨自行事的判斷。他認為身體依循「機器中的靈魂」（the ghost in the machine）的美學，所以才能在人們不注意的情況下完好地運作。Davidson提及Theodor Adorno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中描述其遭遇的軼事，並引用書中「Indeed, art’s autonomy shows signs of blindness」一句。那時候二戰剛結束不久，Adorno參加加州馬里布市的一場派對，其中一位來賓包含演員Harold Russell，以出演《黃金時代》（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聞名。Adorno和雙手為人造義肢的Russell握手時的驚慌失措表情，被在場的查理．卓別林看見，並在大庭廣眾之下模仿一遍。Adorno用幾乎恐懼來形容卓別林的表演引起的笑聲，Davidson主張這個尷尬場面是現代主義與失能交錯的眾多例子之一。關於失能在現代主義的理論，Tobin Sieber在其著作《失能美學》（Disability Aesthetic）亦有所著墨，他表示失能增添了美學的豐富度與複雜性，非典型的身體直接地影響當代藝術，同時也塑造新的思考框架來重新看待人的本質。對Sieber來說，美學所紀錄的感受是有些身體在跟其他身體共處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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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的長期研究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廣泛現代年代中的文學作品角色。在這些作品中，他認為失能與依賴性是產生他稱之為「失能的現代主義」的關鍵。Invalid一詞重音不同會產生兩種意思，所以「失能的現代主義」可同時為處於康復狀態的生病的現代主義，或是一個因拒絕藝術的自主性而作廢（invalid）的現代主義。 David接著舉例解釋現代主義美學如何與表現倫理議題，其中包含在1937年由希特勒與納粹黨籌辦的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希爾達·杜利特爾（H.D.）的〈城市〉（Cities）、葉慈（W. B. Yeats）的〈本布爾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的〈詩－267〉（Poem #267）、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劇場速寫》（Rough for Theatre）、現任美國總統川普的《跛腳美國：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與1990年有多位身障權利運動份子為了支持美國通過美國身心障礙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所進行的Capital Crawl示威。Davidson深入探討衰弱，也就是生理上的自我脆弱性，是為了呈現身體在文化理論如何恢復回歸到原始樣貌。美學能重新組織我們的感知，所以更完善嚴謹的失能研究必須考量到不存在我們體內的那一具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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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疚與失智照護：Soucouyant中的「遺忘記憶」

Your Own Guilty Story: “Forgetting Memory” in David Chariandy’s Soucouyant

講者：Sally Chivers (Trent University)

撰寫者：楊岱陵

 

     全球人口逐漸老化不容忽視，因為接踵而來的問題就是該如何重新看待老年生活，並提供妥善照護。在此同時，失智症在老年人口中的確診率不斷攀升成了安享晚年的一大威脅。Sally Chivers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推崇記憶、回歸常態的態度，轉而去關切遺忘：遺忘能夠帶來甚麼可能？遺忘（forgetting）／忘了遺忘（forgetting to forget）又能夠帶來甚麼影響？Chivers認為正視遺忘才能真正地面對失智症，而她接下來會把重點放在加拿大情境中的失智症故事，並且以David Chariandy的Soucouyant作為例證。在主流文化中，罹患失智症代表的是用最為痛苦的方式邁向老年。失智症普遍暗示了個人、家庭與國家的犧牲與挫敗，因為失智症的確診與緊接而來的療程帶來的是社會與心理上的失落，對於患者來說失去的不僅是心智健康更是可以掌控自我的能力。這樣的能力肯定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而人也會因為失去這樣的能力而被否定。失智症因此像是被看作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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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vers認為現階段對於失智症的預防以及尋求根治可能，只是反覆強調記憶是身為人至關重要的一部份，反而忽略了照護的問題。Chivers從浪漫喜劇電影所描寫的婚姻關係，再回顧到失智症為主題的電影時觀察到，銀髮伴侶的婚姻關係與健康照護是緊密相合的。除了常態家庭結構之外，Chivers認為其中應該留意的還有提供照護的親屬。其中不願親力親為的親屬，為了保全自己的未來發展，就繼而轉向提供照護服務的機構，以滿足照護的需求以及社會對於常態的追求。因此，圓滿晚年的組成要素在社會文化預設中可以簡略地濃縮成伴侶的忠貞、兒孫輩的孝順以及親屬為滿足照護所作的犧牲等等，以上幾點都暗示了伴隨而來的壓力與焦慮。Chivers進一步從失智症回顧到世代傳承，她指出老世代作為家族歷史提供確切的材料，更是與家鄉連結的關鍵，也就理所當然是傳承家族歷史最為恰當的來源。但是當一層常態關係瓦解後，世代傳承出現問題，緊接著被揭露的就是國家建制對個人的細微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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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vers接下來針對Chariandy的作品所要進行的討論，則會是把焦點放在世代之間如何因為失智症而產生對話以及傳承的可能。Chivers希望探究的是文學作品如何將健康照護與記憶交織於生活中的各個層面，而人文老人研究（literary genrontology）提供多樣且豐富可能性的想像空間，重新思考晚年生活並質疑社會文化預設下的單一故事線。Chivers特別指出近期加拿大情境中的失智症故事也產生了幾項變化，例如，Marlene Goldman認為失智症的描述已經從外部恐怖的元素逐漸轉變到內部經驗的範疇（from Gothicism to Surrealism）；又例如，Margaret Morganroth Gullette表示失智症故事所描述的是不斷衰退的過程（persistent narratives of decline）等等。失智症故事似乎從以恢復記憶能力的單一面向中，慢慢轉向其他可能書寫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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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Chariandy在Soucouyant一書中所希望著重討論的是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以及文化衝突，從中他更希望去挑戰在加拿大被廣為接納的多重文化主義論調。Chivers認為這樣的質疑是有意義的，因為當弱勢族群納入官方政策範疇內的同時，看似是肯定卻暗示既存的問題可能遭受忽略的困局。Soucouyant主要描述的是一位得了失智症的母親如何與她的孩子們重新看待錯綜複雜的社會與家庭關係。母親從千里達遷居加拿大，以為她迎來的會是平穩安定的生活，然而卻是種族歧視與排斥。她也因為失智症重新認知到自己在加拿大社會之中是如何的格格不入，過去殖民歷史烙下的痛苦記憶，也隨之成為故事中無法被忽視的主題。過去的事件因為沒有經過妥善處理，因此延續到現在的社會情境當中。Chivers認為主角母親所見的怪物（Soucouyant，通常以年長女性樣貌出現的吸血鬼）與失智症之間的連結在於病症使她遺忘、甚至容許她忘了她曾經選擇遺忘過去。更是暗示了加拿大社會中迫使異己遺忘過去以換取社會接納的歧視與暴力。Chariandy反覆運用傳統文化中的怪物形象，同時是為那些在加拿大沒有容身之處的異己挪騰出一個得以喘息的空間、去重新定位傳統文化與家族歷史。Chivers認為怪物形象代表的是世代衝突、缺口，是失智症的可怕、記憶、失憶，更是連結到殖民歷史中仍未被正視的社會不公，還有尚未受到安撫、仍存在於加拿大的傷痕。怪物形象在Chivers的描述中更是體現了異己希望在異地尋根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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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 Davis Basting與Chivers同樣對於遺忘抱持著肯定的態度。Basting拒絕追求常態與記憶，因為她認為遺忘可以是件有益且健康的事情：遺忘能夠使人覺察自身的脆弱。也因此失智症故事應該擺脫將恢復記憶作為唯一的故事線，去想像複雜的可能支線、妥善看待不同情境下的遺忘。Soucouyant當中的主角將失智症看作是逃脫社會管控的藉口，經由母親片段的記憶以及故事去連結傳統文化與家鄉：母親的失憶反而將主角領向另類、可能的出路。被怪物形象所包裹住的是加拿大移民世代之間共同書寫的離散故事，其中更挾帶著身為移民第二代的主角為了前往城市發展、選擇拋下失智母親，因而沒有善盡照護責任所帶來的內疚感。而主角內心的愧疚似乎驅動著他去重新看待母親的記憶與失憶、自己與母親的關係，更指向同理心的必要。Soucouyant並沒有完全否定記憶，而是強調記憶需要放在歷史脈絡中被妥善理解，這也是世代傳承保存記憶時所應該關懷到的面向。Chivers將Soucouyant作為例證指出，選擇忘記是一種能力，具有一定的風險，卻能帶來其他開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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