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鍾健教授您好，非常榮幸能與您對談。可以說說您踏入喬伊斯研究的歷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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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我的學士和碩士都在首爾大學完成，當時的系主任是喬治．雷納（George Rainer）。我學士論文的題目是〈喬伊斯《尤利西斯》的婚姻不忠主題〉（“Marital Infidelity Theme of Joyce’s Ulysses”）。我到美國後又在另一位教授指導下取得第二個碩士，之後繼續在他門下攻讀博士，論文題目是《〈尤利西斯〉與文學現代主義》（Ulysses and Literary Modernism）。我總共花了六年，碩士兩年，博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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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您所受的學術訓練相當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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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也許可以這麼說吧。我美國的指導教授是湯瑪斯．F．史戴利（Thomas F. Staley），相當嚴格。您認識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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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說不上認識，我未曾當面見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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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他個子很小。他當時是塔爾薩大學的副校長，也是喬伊斯學會（James Joyce Society）的核心成員和《喬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的創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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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是位非常重要的學者。我猜您是他的第一位亞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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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的。當時塔爾薩大學是工程學的重鎮，有很多韓國人在那讀書，但主修文學的只有我一個。他對我非常好。我在正式前往美國之前試著申請獎學金，他很熱心地協助我拿到了六年的獎學金。當時的博士學程制度很怪，一開始我們不用考試，要修六門課，但不用到校。

 

梁：在註冊前需要通過考試吧？

 

金：教授可能會拿給我一本書，然後說「金先生，把這本書讀完後請寫一篇小論文。」當時博士生就是這樣獨立研究。我通過了，於是史戴利教授替我爭取了六年的獎學金。

 

梁：確實很不尋常。領獎學金需要負責授課嗎？

 

金：大部分的博士候選人需要，而我不用。不過我需要協助《喬伊斯季刊》的稿件潤飾工作。那讓我有更多時間研究。史戴利教授還在《喬伊斯季刊》出版了我的韓文翻譯。您也許可以找找看，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梁：我猜當時《喬伊斯季刊》在印刷韓文上應該碰到了大麻煩。

 

金：我第一次接觸《芬尼根守靈》是在克努斯（Leo Knuth）教授的課堂上，他是個荷蘭人。他指派的第一項作業就只有一頁：《守靈》的第三頁。

 

梁：啊，是敘事的最開始處。話說克努斯教授後來也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 Buffalo）任教過一段時間，七〇年代的時候很多傑出的學者都在那待過。

 

金：克努斯教授要我們找出所有看不懂的字，怪異的字，粗鄙的字，然後試著借助各種辭典來解碼。這是項很棒的訓練，我接下來十年都經常使用此法：借助辭典，日文的，德文的，法文的。我有十幾本不同的辭典，其中三本韓文辭典都翻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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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這就是為什麼翻譯《守靈》會如此困難。你必須參考非常多的辭典。幸好現在我們有《維基辭典》，只要輸入關鍵字就可以找到所有相關的詞條，德文，義大利文，法文，應有盡有，讓我們節省很多時間，也不用再收集一堆辭典。不過您已經譯完《守靈》，大概用不著那個網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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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我想回頭談一下我在塔爾薩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畫像》中史帝芬．戴達勒斯的美學理論〉（“Stephen Dedalus’s Aesthetic Theory in A Portrait”）。我嘗試更深入地探索背景知識，在那之後我就跟著史戴利進行博士研究。總之我很幸運地通過博士論文口試。當時文學印象主義（literary impressionism）相當盛行，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副校長莫里斯．畢伯（Maurice Beebe）博士被邀請到塔爾薩的喬伊斯國際研討會來演講，講題是喬伊斯的現代主義。他還開了幾堂課，我從他那學到了何謂現代主義，還留下了他當時的講課筆記。他強調現代主義是一種對抗浪漫主義的新主義。但你也知道，現代主義其實可以說是十七世紀玄學詩派（metaphyical poetry）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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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約翰．鄧恩（John Donne）的繼承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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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的。混合玄學詩派、神話元素和當代脈絡。現代主義是喬伊斯的核心，那時還有龐德（Ezra Pound）和艾略特（T. S. Eliot），而喬伊斯是他們之中走得最遠的。龐德的意象主義（Imagism）更像是半現代主義，幾乎是古典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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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龐德的意象主義也挪用了很多中國詩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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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沒錯。當時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講授漢字和中國詩歌，龐德曾聽過他的課。他們都分析過漢字的簡潔特性，比如說，「epiphany」可以用漢字譯為「顯」。龐德和肯納（Hugh Kenner）關於日文假名和漢字的論述給我很多翻譯《芬尼根守靈》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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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如果我手上的資料無誤，您最先翻譯的是《尤利西斯》，接著才回過頭處理喬伊斯早期的作品，諸如《都柏林人》和《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最後翻譯了《芬尼根守靈》。是這樣的順序嗎？我想釐清的是您從哪本喬伊斯著作開始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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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事實上我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尤利西斯》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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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這麼說來，您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已經萌生翻譯《尤利西斯》的壯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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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這樣說有點厚臉皮，但我想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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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您太客氣了。請問您翻譯《芬尼根守靈》時有採用什麼方法策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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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丁恩（Seamus Deane）教授建議我可以用諺文進行翻譯。我也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畢夏（John Bishop）見過一次面，他給予我許多寫作上的幫助。他們兩位還為我的譯本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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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可否再多分享一些您翻譯《芬尼根守靈》時使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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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畢伯教授強調《守靈》的混雜特性，比如說「the cropse of our seedfather (FW 55.8)」中的「cropse」既可以是「corp-：身體的」或「corpse：屍體」，也可以是「crop：穀物」。所以我就將這些意義組合起來，譯成「屍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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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相當有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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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事實上，人們抱怨我第一版《守靈》譯本混用太多諺文和漢字。大家應該知道南韓在一九七〇年代前的四到五百年間都通行漢字，所以當時大家對諺文不太熟悉，雖說他們對漢字也熟不到哪去。我不認為有辦法在不使用漢字的情況下翻譯或閱讀《守靈》。我的譯本中動用了千百個漢字，但韓國讀者的抱怨聲浪越來越大，加上韓國政府也敵視漢字，我只好逐漸把這些漢字刪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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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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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啊。假如您比較我最初版的譯本和現在手上這版，就會發現在政策導向下很多漢字都消失了。學生也會抱怨漢字太難，因此我不得不拿掉漢字，再用簡單的諺文遞補。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或者，就我看來，一個嚴重的問題。梁教授，您務必記住，將來翻譯的時候，請試著用簡單的語言，即便您在臺灣可以理所當然地使用漢字，還是要譯得簡單一點。這是一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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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我會試著這麼做。

 

金：我讀小學的時候韓國仍被日本統治，當時我們必須學日文假名和漢字。這算是因禍得福嗎？畢竟日本人在身體和心靈上都凌虐我們。

 

梁：我父親那一輩的臺灣人也經歷過日本殖民。

 

金：臺灣有喬伊斯相關的研究學會嗎？

 

梁：有，我們成立了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

 

金：這樣啊，但並不是專門研究喬伊斯的學會？

 

梁：不是。臺灣研究文學的人數並不像韓國這麼多，專門研究愛爾蘭文學和喬伊斯的學者就更少了。所以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就只有這麽一個愛爾蘭相關的學會。

 

金：學會成員大約多少人？

 

梁：四十人左右，是個非常小型的學會。韓國研究《守靈》的學者多嗎？

 

金：大概有二三十位從美國畢業的教授們在研究吧。喬伊斯在韓國很受歡迎，也許比莎士比亞更受歡迎，是許多學生的研究首選。

 

梁：我想這一部分要歸功於您的貢獻，讓很多學生能透過韓文翻譯接觸到他的作品。

 

金：也許是因為我們舉辦了喬伊斯國際研討會吧。我們邀請世界各地傑出的喬伊斯學者來韓國演講。去年我們邀請了鄭永生（Vincent J. Cheng）教授來，他似乎是臺灣人？

 

梁：他很小就隨家人移居美國了。他的夫人是猶太人，也是位學者。鄭永生教授同時精通喬伊斯和莎士比亞，相當驚人。他更是位溫文儒雅的紳士。

 

金：他目前在猶他大學任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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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是的。我前一陣子和日本的伊東榮志郎教授聊到您。他說您日文造詣相當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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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本是翻譯之國，而且還出了好幾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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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可惜諾貝爾沒有翻譯獎，不然您一定會獲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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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承蒙您抬舉了。我曾經去過臺灣一次。七〇年代的時候我聯繫過臺灣的大學，想開課講授《芬尼根守靈》，可惜校方回覆說他們沒有足夠的經費。

 

梁：那真是我們的損失！若您未來還願意來臺灣講課，我們一定努力促成。非常感謝您今天撥冗受訪。

 

金：感謝您遠道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