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特寫

金鍾健 ∞ 梁孫傑

訪喬伊斯韓流祖師

編譯:辜炳達(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助理教授)

 

高麗大學的金鍾健榮譽教授可說是韓國、甚至是東亞的喬伊斯(James Joyce)研究先驅。一九七〇年代喬伊斯日益成為顯學時,他就在塔爾薩大學(University of Tulsa)攻讀博士,親身參與喬學的建構史。金教授最驚人的成就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喬伊斯所有作品的韓文譯本。二〇一七年出版了《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的梁孫傑教授特地前往南韓訪問金教授,兩位喬伊斯專家進行了一場回顧喬學源流和《守靈》譯事的對談。

梁:金鍾健教授您好,非常榮幸能與您對談。可以說說您踏入喬伊斯研究的歷程嗎?

金:我的學士和碩士都在首爾大學完成,當時的系主任是喬治.雷納(George Rainer)。我學士論文的題目是〈喬伊斯《尤利西斯》的婚姻不忠主題〉(“Marital Infidelity Theme of Joyce’s Ulysses”)。我到美國後又在另一位教授指導下取得第二個碩士,之後繼續在他門下攻讀博士,論文題目是《〈尤利西斯〉與文學現代主義》(Ulysses and Literary Modernism)。我總共花了六年,碩士兩年,博士四年。

梁:您所受的學術訓練相當扎實。

金:也許可以這麼說吧。我美國的指導教授是湯瑪斯.F.史戴利(Thomas F. Staley),相當嚴格。您認識他嗎?

梁:說不上認識,我未曾當面見過他。

金:他個子很小。他當時是塔爾薩大學的副校長,也是喬伊斯學會(James Joyce Society)的核心成員和《喬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的創刊編輯。

梁:是位非常重要的學者。我猜您是他的第一位亞洲學生?

金:是的。當時塔爾薩大學是工程學的重鎮,有很多韓國人在那讀書,但主修文學的只有我一個。他對我非常好。我在正式前往美國之前試著申請獎學金,他很熱心地協助我拿到了六年的獎學金。當時的博士學程制度很怪,一開始我們不用考試,要修六門課,但不用到校。

 

梁:在註冊前需要通過考試吧?

 

金:教授可能會拿給我一本書,然後說「金先生,把這本書讀完後請寫一篇小論文。」當時博士生就是這樣獨立研究。我通過了,於是史戴利教授替我爭取了六年的獎學金。

 

梁:確實很不尋常。領獎學金需要負責授課嗎?

 

金:大部分的博士候選人需要,而我不用。不過我需要協助《喬伊斯季刊》的稿件潤飾工作。那讓我有更多時間研究。史戴利教授還在《喬伊斯季刊》出版了我的韓文翻譯。您也許可以找找看,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梁:我猜當時《喬伊斯季刊》在印刷韓文上應該碰到了大麻煩。

 

金:我第一次接觸《芬尼根守靈》是在克努斯(Leo Knuth)教授的課堂上,他是個荷蘭人。他指派的第一項作業就只有一頁:《守靈》的第三頁。

 

梁:啊,是敘事的最開始處。話說克努斯教授後來也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 Buffalo)任教過一段時間,七〇年代的時候很多傑出的學者都在那待過。

 

金:克努斯教授要我們找出所有看不懂的字,怪異的字,粗鄙的字,然後試著借助各種辭典來解碼。這是項很棒的訓練,我接下來十年都經常使用此法:借助辭典,日文的,德文的,法文的。我有十幾本不同的辭典,其中三本韓文辭典都翻爛了。

梁:這就是為什麼翻譯《守靈》會如此困難。你必須參考非常多的辭典。幸好現在我們有《維基辭典》,只要輸入關鍵字就可以找到所有相關的詞條,德文,義大利文,法文,應有盡有,讓我們節省很多時間,也不用再收集一堆辭典。不過您已經譯完《守靈》,大概用不著那個網站了。

金:我想回頭談一下我在塔爾薩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畫像》中史帝芬.戴達勒斯的美學理論〉(“Stephen Dedalus’s Aesthetic Theory in A Portrait”)。我嘗試更深入地探索背景知識,在那之後我就跟著史戴利進行博士研究。總之我很幸運地通過博士論文口試。當時文學印象主義(literary impressionism)相當盛行,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副校長莫里斯.畢伯(Maurice Beebe)博士被邀請到塔爾薩的喬伊斯國際研討會來演講,講題是喬伊斯的現代主義。他還開了幾堂課,我從他那學到了何謂現代主義,還留下了他當時的講課筆記。他強調現代主義是一種對抗浪漫主義的新主義。但你也知道,現代主義其實可以說是十七世紀玄學詩派(metaphyical poetry)的延伸。

梁:約翰.鄧恩(John Donne)的繼承者們。

金:是的。混合玄學詩派、神話元素和當代脈絡。現代主義是喬伊斯的核心,那時還有龐德(Ezra Pound)和艾略特(T. S. Eliot),而喬伊斯是他們之中走得最遠的。龐德的意象主義(Imagism)更像是半現代主義,幾乎是古典主義了。

梁:龐德的意象主義也挪用了很多中國詩歌的概念。

金:沒錯。當時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講授漢字和中國詩歌,龐德曾聽過他的課。他們都分析過漢字的簡潔特性,比如說,「epiphany」可以用漢字譯為「顯」。龐德和肯納(Hugh Kenner)關於日文假名和漢字的論述給我很多翻譯《芬尼根守靈》的靈感。

梁:如果我手上的資料無誤,您最先翻譯的是《尤利西斯》,接著才回過頭處理喬伊斯早期的作品,諸如《都柏林人》和《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最後翻譯了《芬尼根守靈》。是這樣的順序嗎?我想釐清的是您從哪本喬伊斯著作開始著手?

金:事實上我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尤利西斯》的翻譯。

梁:這麼說來,您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已經萌生翻譯《尤利西斯》的壯志了嗎?

金:這樣說有點厚臉皮,但我想是的。

梁:您太客氣了。請問您翻譯《芬尼根守靈》時有採用什麼方法策略嗎?

金:丁恩(Seamus Deane)教授建議我可以用諺文進行翻譯。我也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畢夏(John Bishop)見過一次面,他給予我許多寫作上的幫助。他們兩位還為我的譯本作序。

梁:可否再多分享一些您翻譯《芬尼根守靈》時使用的策略?

金:畢伯教授強調《守靈》的混雜特性,比如說「the cropse of our seedfather (FW 55.8)」中的「cropse」既可以是「corp-:身體的」或「corpse:屍體」,也可以是「crop:穀物」。所以我就將這些意義組合起來,譯成「屍穀體」。

梁:相當有趣的例子。

金:事實上,人們抱怨我第一版《守靈》譯本混用太多諺文和漢字。大家應該知道南韓在一九七〇年代前的四到五百年間都通行漢字,所以當時大家對諺文不太熟悉,雖說他們對漢字也熟不到哪去。我不認為有辦法在不使用漢字的情況下翻譯或閱讀《守靈》。我的譯本中動用了千百個漢字,但韓國讀者的抱怨聲浪越來越大,加上韓國政府也敵視漢字,我只好逐漸把這些漢字刪除掉。

梁:令人惋惜。

金:是啊。假如您比較我最初版的譯本和現在手上這版,就會發現在政策導向下很多漢字都消失了。學生也會抱怨漢字太難,因此我不得不拿掉漢字,再用簡單的諺文遞補。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或者,就我看來,一個嚴重的問題。梁教授,您務必記住,將來翻譯的時候,請試著用簡單的語言,即便您在臺灣可以理所當然地使用漢字,還是要譯得簡單一點。這是一項原則。

梁:我會試著這麼做。

 

金:我讀小學的時候韓國仍被日本統治,當時我們必須學日文假名和漢字。這算是因禍得福嗎?畢竟日本人在身體和心靈上都凌虐我們。

 

梁:我父親那一輩的臺灣人也經歷過日本殖民。

 

金:臺灣有喬伊斯相關的研究學會嗎?

 

梁:有,我們成立了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

 

金:這樣啊,但並不是專門研究喬伊斯的學會?

 

梁:不是。臺灣研究文學的人數並不像韓國這麼多,專門研究愛爾蘭文學和喬伊斯的學者就更少了。所以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就只有這麽一個愛爾蘭相關的學會。

 

金:學會成員大約多少人?

 

梁:四十人左右,是個非常小型的學會。韓國研究《守靈》的學者多嗎?

 

金:大概有二三十位從美國畢業的教授們在研究吧。喬伊斯在韓國很受歡迎,也許比莎士比亞更受歡迎,是許多學生的研究首選。

 

梁:我想這一部分要歸功於您的貢獻,讓很多學生能透過韓文翻譯接觸到他的作品。

 

金:也許是因為我們舉辦了喬伊斯國際研討會吧。我們邀請世界各地傑出的喬伊斯學者來韓國演講。去年我們邀請了鄭永生(Vincent J. Cheng)教授來,他似乎是臺灣人?

 

梁:他很小就隨家人移居美國了。他的夫人是猶太人,也是位學者。鄭永生教授同時精通喬伊斯和莎士比亞,相當驚人。他更是位溫文儒雅的紳士。

 

金:他目前在猶他大學任教吧。

梁:是的。我前一陣子和日本的伊東榮志郎教授聊到您。他說您日文造詣相當深厚。

金:日本是翻譯之國,而且還出了好幾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

梁:可惜諾貝爾沒有翻譯獎,不然您一定會獲獎的。

金:承蒙您抬舉了。我曾經去過臺灣一次。七〇年代的時候我聯繫過臺灣的大學,想開課講授《芬尼根守靈》,可惜校方回覆說他們沒有足夠的經費。

 

梁:那真是我們的損失!若您未來還願意來臺灣講課,我們一定努力促成。非常感謝您今天撥冗受訪。

 

金:感謝您遠道而來。

© 各篇版權屬原作者所有。Copyright of each article remains with the author(s).

This site was designed with the
.com
website builder. Create your website today.
Start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