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榆晴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

 

在吳爾芙的《達洛威夫人》中，流感初癒的克勒麗莎（Clarissa）走在早晨的倫敦街頭時，萬般情感思緒不自覺湧現，她覺得即使只活一天都非常地危險。除了字面上的危險意涵，我們還能怎樣看待個人生命景況以及社會文化條件所造成的生存危難？

   
我的博士論文《危命行走街頭：吳爾芙的身體受弱性與基進平等》（Precarious Streetwalking: Bodily Vulnerability and Radical Equality in Virginia Woolf）主要是以酷兒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存有危命／社會危命（precariousness/precarity）與身體受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為框架，開展吳爾芙行走街頭之美學、倫理與政治意涵。我以身體受到各種無法自主掌控的街頭環境氛圍和偶然遭逢的影響為出發點，重新思考陽剛男子氣概與人本中心主義下的主體性。我認為吳爾芙在暴露行走主體閾限的同時，不僅擁抱一種以情動平等為基礎的受弱主體性，也重新想像危命共群的可能性，藉以批判政治力量造成之危命不平等分配與父權邏輯下的性別指派。雖然吳爾芙對於父權社會的批判與巴特勒有諸多不謀而合的面向，兩者思考之媒介與路徑畢竟有所不同。因此我的論文也特別著墨文學與批判理論之間的差異與複雜張力。在危命行走街頭字面意涵之外，我亦探討行走與書寫之間不可區辨的滑動轉喻，析論吳爾芙美學思路之不確定性與開放性，如何比巴特勒從街頭抗爭政治發展而來的理論概念連貫性，來得更具有身體受弱性之基進潛能。
 

畢業後，我在國立交通大學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中心擔任中心主任馮品佳教授之博士後研究員半年，進一步了解醫療人文的發展脈絡，同時也進行吳爾芙的疾病書寫研究。當代探討吳爾芙之文獻，大致上圍繞著吳爾芙之疾病、疾病書寫以及她對於醫療專業之批判；其中不乏受到吳爾芙啟發，進而關注疾病敘事與醫病關係之研究，亦有以歷史事件為主，重新探討《達洛威夫人》與1918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關聯性之文獻。這段期間，我從疾病敘事的角度出發，將部份博士論文改寫成中文學術論文〈吳爾芙的受弱書寫：《達洛威夫人》中危命共群的倫理關係性〉（收錄於《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我的研究與以往文獻不同之處在於以巴特勒的身體受弱性概念，重新看待父權社會論述所建構的病弱吳爾芙形象並質疑常模標準之男強女弱二元論，在健全（國家）身體性與能者論之疾病污名化與優生學政策之外，思考生命的可哀悼性。

       
2021年上半年，我擔任台大外文系張小虹教授科技部研究計畫《張愛玲與宗法父權之裂變》之博士後研究員。我的研究主題「吳爾芙與親屬麻煩」主要是以張教授專書《張愛玲的假髮》與《文本張愛玲》之女性主義與跨文化、跨語際論述為共同思考（thinking with）的起點。張愛玲與吳爾芙相似處在於以筆戰與思考之戰，帶來破壞式革命與改變潛能。我的提問是，若張愛玲的文本以最細膩與決絕的方式挑戰中國宗法父權，那麼吳爾芙的文本又如何顛覆與翻新我們對於西方父權的想像？張愛玲「再死一次」的絕嗣想像，又能與吳爾芙對於「無父」（fatherless）與「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之想望或描繪產生什麼樣的思考連結性？如何能幫助我們跳脫或重新看待吳爾芙研究中的（女性）人本中心思維？
 

翻閱吳爾芙研究中眾多文獻，不難發現相關的女性主義論述多半傾向批判陽剛男性特質，企圖賦權陰性特質。雖然批判重點已從早年生理性別之二元對立轉向社會文化之性別建構。然而，多數研究似乎忽略吳爾芙書寫的一大重點，即所謂真實並非只有男人與女人的關係，我們尚待且亟須探索我們與真實之間的複雜關係。晚近受到情動力理論、動物研究與後人類主義影響，研究者也開始從各種非人的面向，開展吳爾芙文本中所謂真實的複雜性。不過，在上述框架中女性主義似乎有所式微。在這個計畫中我基本的關懷乃是，在前述理論框架中注入女性主義的批判反思力道，即結合當代新親屬研究，重新檢視或介入吳爾芙對於我們身處世界的回應與叩問。我以張小虹教授研究計畫之論述框架為起點，雜種化（hybridizing）吳爾芙的文本，著重非自然親屬（unnatural kinship）議題之開展，探討吳爾芙文本中各種「怪異連結性」（odd affinities）的當代性，思考其與我們目前所處（後）疫情時代的相關性，並聚焦討論吳爾芙身後出版、亦即其創作的最後一本小說《幕間》（Between the Acts, 1941）。
 

《幕間》以1939年6月英國鄉村Pointz Hall年度歷史劇表演為主軸展開，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戰迫近之際「我們自身」（ourselves）的問題。該小說以大量的篇幅描寫露天歷史劇之演出，歷史劇中穿插了好幾幕戲中戲，幕與幕之間，場景與場景之間沒有太大的情節關聯性。這齣歷史劇歷時久遠，從不列顛本島與歐洲大陸分割開始、歷經喬叟筆下的朝聖者之旅、伊麗莎白女王、理性時代、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以及觀眾觀戲的當下。由於該歷史劇涉及時代眾多，加上情節並非小說重點，我並不著墨各時代場景的劇本內容，而是把焦點放在以下面向：戰爭逼近之際，吳爾芙對於作家身份的反思、吳爾芙名言「思考即我的戰鬥」（thinking is my fighting）之不合時宜性與重要性、吳爾芙對於傳統歷史劇之解構、《幕間》所能開展的新親屬想像。
 

我將初步的研究成果「“Nature Takes Part”: Reconfiguring Kinship Trouble in Virginia Woolf’s Between the Acts」發表於今年6月11-13日於線上舉辦的國際吳爾芙學會研討會「Profession and Performance」。我以哈洛薇（Donna Haraway）在《與麻煩共處》（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中提出的「創造親屬」（making kin）概念，說明該小說如何以更深遠的時間尺度、更微分的角度看待我們自身與非人親屬之倫理關係性，想像一個怪異親屬連結的世界觀，抵抗吳爾芙當時面臨的英國國內與歐陸法西斯主義所命定之國族親屬觀。由於研討會日期與G7高峰會撞期，《幕間》觸及的和平、戰爭、人類與環境存亡問題，特別使人聯想當今國際政治局勢。與會者對於吳爾芙的「思考即我的戰鬥」能否有效阻止戰爭提出疑問，並引起熱烈的討論。最後，我們普遍達成共識，認為《幕間》體現哈洛薇在《與麻煩共處》中提及的「思辨虛構」（speculative fabulation），思考的創造潛能仍然重要，但是更重要是的或許是哈洛薇提到吳爾芙的「我們必須思考」（think we must）所補充的重點：我們以什麼想法想出其他想法，與誰共同思考？我想我們會繼續和吳爾芙共同思考。
 

在這段期間，比較文學學會的「綠異想」研討會徵稿啟事，也給了我很多研究想法上的啟發，促使我進一步研讀綠現代主義、環境人文研究、阿萊莫（Stacy Alaimo）、巴芮德（Karen Barad）等相關文獻，期待未來能進一步研究自然的酷兒展演性與身體受弱性之間的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