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樵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9年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所取得博士學位後，隨即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擔任一年的研究員。2020年回國至今，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並開授「戰爭與媒介：歷史、技術、文化」、「媒介環境：從自然到虛擬」及「學術研究方法」等碩、博士班課程。在陽明交大及台聯大系統的支持下，我同時參與幾項分別觸及東亞冷戰、香港以及東南亞研究的工作小組。回顧過往幾年，我的研究與教學大多環繞著「媒介性」（mediality） 與「地域／場所特異性」（area/site-specificity）兩個概念，並試圖以前者作為挑戰區域研究規範性知識的切入點。透過對媒介技術與媒介美學的系譜性考掘，我試圖重建那些被現代東亞冷戰地緣所框限或遮蔽的文化想像與美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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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媒介與地域／場域的交會恰可見於我自己身處多年的美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傳統中。我們甚至可以說，美國區域研究學術建制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媒介化的知識場域建構歷程。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彼得・蓋里森（Peter L. Galison）在其追溯模控論（cybernetics）早期發展的論文中即指出，模控論奠基者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在二戰期間所發展出的訊息反饋理論，其根源正出自研究防空武器系統對敵方戰機之行為預測，並以此建構「敵人的本體論」（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同時蓋里森也強調，當模控論將戰場中的人類與機器視為同一系統內的行動者時，美軍內部亦開始出現一套關於文化他者的操作語彙，將日軍或德軍視為非理性的動物或昆蟲。而維納本人受到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心理衝擊，擔心自己的研究終將會為美國軍方所用，因此在戰後，他漸漸退出原有的學術計畫。由此例可知，作為某種普世性媒介理論的模控學，其最初誕生場域亦難逃脫對於異文化作為某特定「場域」與「區域」他者的想像與描述。正是透過蓋里森的考察，我們現在才得以看見這段媒介、戰爭與地緣政治相互影響的複雜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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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美國大學院校所發展出的區域研究亦無法脫離媒介技術的中介與塑造。舉一篇我自己最近在《攝影之聲》雜誌所刊載的專文為例。我在此文中提到1960年代興起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與「真實電影」（cinema verité）浪潮，其廣泛的影響力促成了「美國大學駐外協會」（American University Field Staff）在編撰大學社會科學教材時，嘗試使用民族誌電影形式來報導發展中國家的實況，並以此製作一系列可供美國國內教師使用的視聽教材。這些遠赴海外進行的拍攝計畫，意外促成台灣早期紀錄片導演陳耀圻與冷戰美援組織「農復會」在1970年代曾合作拍攝的一系列台灣農村紀錄片，在這些紀錄片中，已展現出強烈具實驗性質的視覺語言。上述我對這段媒介歷史的考察，透露出一個關鍵訊息：早在台灣新電影崛起之前的1970年代，在美國區域研究與美援政治宣傳的背景下，陳耀圻已開始使用長鏡頭與遠景鏡頭對戰後台灣地景變化作出細緻的影音批判（audio-visual critique）。據此，我們甚至可以重新去探問，甚至挑戰過往關於台灣實驗影像起始點的既定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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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模控論的早期發展到台灣實驗紀錄電影的起源，上述兩件案例呈現的正是媒介技術、地緣政治與區域研究如何相互纏繞。這也顯示，政治宣傳或軍事動員環境，仍可能催生具有解放與顛覆性質的媒介理論或媒介美學形式。我目前正進行中的專書計畫 Speculative Statecraft: Logistical Media and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ld War（暫譯：「觀望的技術：物流媒介與華語冷戰文化」）正是奠基於上述對於戰爭宣傳媒介系譜的重新挖掘與評價。在此書中，我考察了東亞冷戰期間，橫跨中、港、台三地、由美國與國民政府所資助的政宣媒介。透過細讀各政宣單位所製作的影音、圖像、文字以及比對相關檔案資料與技術官僚論述，我嘗試探問：東亞冷戰動員的科技與物質環境與戰後文化中對於速度、連結、循環、網絡的想像形式有何內在關聯？冷戰時期華語電影、報刊、文學中對於科技現代性的想像，究竟是延續了戰爭體制對群眾的控制，抑或催生了戰後初萌的前衛美學及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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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答上述問題，我在此書中將國民黨的政宣敘事片、紀錄片、畫刊、小說等媒介，與內戰後國民黨的技術官僚論述並列考察、比較，以「後勤/物流 」（logistics） 與「物流媒介」（logistical media）的觀點重新詮釋國民黨政宣影音中的國族建構與感官動員。我將「物流／後勤」此一概念放置在東亞冷戰部署與政經發展的脈絡重新思考，將台灣視為冷戰後勤／物流體系中重要地緣樞紐。我從軍事、農業、運輸、建築四個面向探討1949年後台灣從「衛戍型國家」（garrison state）轉向「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時，如何透過政宣影音形塑不同的勞動者與消費者形象。目前我的書稿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此書第一部分從 1949 年前國民黨黨營軍事電影單位 「中國電影製片廠」出發，研究一批近年修復完成的軍事教育及宣傳影片，並檢視此政宣機構如何在遷台後逐步轉為一繪測環境與戰備動員的後勤單位。第二部分，我將目光轉向美援下的農村復興委員會，聚焦於 1960-1970 年代間所拍攝的農業現代化宣傳紀錄片，並將農業動員宣傳媒體與前衛導演陳耀圻的一系列民族誌紀錄片做出系譜連結。第三部分，我探討國民黨政府與香港右翼電影公司共同生產的都市情節劇（melodrama）。透過這批電影再現的現代運輸系統、都市動線、以及性別勞動角色，這部分揭示香港如何作為左右翼鬥爭間的媒體場域及資訊交換閘道。最後一部分，此書探討 1970-1980 年代商業電影、政宣電影，以及戰後現代主義建築的關聯。我以台灣退出聯合國前夕 1970 大阪萬博博覽的中華民國館之多媒體展示為例，將都市工業化建築與新興電視消費文化並陳，提出「展示／銀幕」（display）作為當時政宣美學的核心隱喻。作為一跨媒介與文本的研究，我希望打破傳統上地域分界分明的華語冷戰研究，並揭示出一個更為複雜交錯的媒介感官圖景。同時，我也突破傳統政治宣傳研究的框架，試圖描畫出軍事動員媒介中所蘊含的前衛美學形式及其轉換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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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掘國民黨冷戰政宣影像的過程中，我同時也發現諸多證據指向了「反共國際」在東南亞活躍的文化合作及其在人才與技術上的合作網路。此一發現讓我決定在接下來的研究計畫中，以物流／後勤的媒介研究的視角重新審視東南亞的港口、海峽、貨櫃與勞動力。舉例來說，我專書裡所討論的「國泰-電懋」電影公司，正是華人富商陸運濤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多角經營物業下的子企業。正是在這樣基礎設施與資本積累之上，他得以積極與華人區的香港及台灣影人合作，向廣大華語圈投射其影響力。我認為接下來，針對東南亞影音媒介環境的歷史性研究，會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新興領域。這一兩年英語學界湧現一波聚焦於「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專書也呼應了我上述的觀察。這方面的優秀論著包括：新加坡韓籍學者Sangjoon Lee 對亞洲影展產業鍊的研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Jasmine Trice 對馬尼拉電影與都市之歷史研究、哥倫比亞大學 Debashree Mukherjee 對早期印度電影產業的媒介環境研究，乃至於賓州大學 Rahul Mukherjee 對印度影視中再現的核電與通訊基地台等「放射性基礎設施」之研究。接下來幾年，我希望逐步透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協同其他在台灣的媒介研究同好，與這些國際上已有豐碩成果的學術前緣進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