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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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要不要使用個人的角度來寫這篇紀念邱漢平老師的文章讓我遲疑了一陣子，但如果不是透過私人的世界與感受則不容易表達跟邱老師一起思想、工作的經驗如何滲透進了個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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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界所熟知，邱漢平老師向來對於籌辦讀書會，致力於推動重要議題研究以及建立國內研究社群不遺餘力。我也是從邱老師2009年舉辦的班雅明《拱廊街計畫》研讀會、2010年的「身體與身動力」研讀會開始認識這位前輩學者，也逐漸跟他熟悉，共同參與相關計畫與學界服務。這些包括邱老師擔任國科會外文學門學術研習營主持人時，他於2010與2011連續兩年邀請我跟他一起工作，擔任研習營的執行長；以「身體」為主題的2011年研習營海報現在還貼在我研究室的窗上。我跟一些理論研究的同儕朋友於2007-2014間成立「理論讀書會」社群，邱老師大概從2010年底、2011年初加入我們這些當時仍屬年輕一輩的學者與學生團體，跟大家一起讀書、討論。那時，我幾乎都會在每個月的某個星期六跟邱老師等朋友搭高鐵從台北到臺中參與聚會，結束後也常一起用晚餐，回到台北時都近午夜了。我在比較文學學會理監事裡幫忙的時間裡，自然也跟邱老師一起工作，後來他擔任學會第二十二屆（2014-2016）理事長時，提攜我擔任副理事長，協助他推動相關工作，諸如電子報、學會論壇、New Materialism讀書會、比較文學會議等。在這幾年的時間裡，跟邱老師的互動是不間斷的思想討論與學術服務工作，深刻累積與交織出來的關係對我的影響是大的。除了思想方面，在服務、做事的精神上，我也受到他不小的啟發，常想著能為學界在研究與社群連結上做一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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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就讀過邱老師的論文，這次為了寫這篇紀念文章又再重看一遍，在其中尋找邱老師的軌跡與形象，有了一些感悟，提出來跟大家分享，也是後輩嘗試從理論為他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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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老師晚期的理論關懷集中在班雅明跟德勒茲之上，特別是與翻譯相關的概念與論述。他在2009年的〈翻譯與文學生產：全球化時代的東亞案例〉、2011年的“The Reception of Modernity in East Asia: Japan in China’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以及2014年的〈在班雅明與德勒茲之間思考翻譯：以清末民初林紓及薛紹徽的文學翻譯活動為引子〉三篇文章都以這兩位思想家關於翻譯的理論為主要的詮釋架構，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即是直線與圓相切的構造：

 

     在〈譯者之天職〉裏，班雅明指出，……「有別於文學作品，翻譯不在語言森林的中央，而是在外面面向高聳的樹林，對著森林呼喊而沒進去，瞄準的那個單一地點，其回聲能以它自己的語言傳回外國語言的迴響」……。班雅明稍後在文章中以圓周跟切線相切來表達：「正如切線輕觸圓周且僅觸及一點――以此碰觸，而非這一點，立下其繼續在直線路徑上無限延伸的法則――譯文輕碰原文，且僅觸及無限小的一點意義，接著所走的路線，就根據信實法則，任憑語言自由變動」……。[1]

 

     邱老師循班雅明的描述，說明在翻譯的運作中，原文與譯文如同破碎瓦罐的兩個碎片被黏合、並置起來，而這種接觸產生上述的相切關係。而翻譯之所以只接觸原文意義的一小點，是因為翻譯關注的不是原作的「意義」（what is meant），而是儘量貼近其「表意模式」（way of meaning）。[2]邱老師更進一步從相切結構得出「啟迪（或停頓）―呈現（或流動）」之運作：

 

     屬於無理數的圓弧曲度，在碰觸屬於有理數的切線時，將其隱含的人類無法感知的變化奧秘傳遞給切線，隨即戛然而止。當曲度的促動力再度啟動時，代表變化奧秘的「單一」會隨著切線褶曲點的情境調控作「多樣」的呈現。[3]

 

     邱老師在上述2009以及2011兩篇文章裡，以此相切和「啟迪―呈現」結構來解釋韓劇《大長今》的成功原因以及魯迅在幻燈片事件中的轉變。

 

     邱老師說這個相切關係是「單子」概念的核心，而我卻在這個相切結構裡看到了邱老師其人的單子、辯證圖像。圓與切線正好構成兩個對立的辯證端，一端是封閉、無理數，另一端是思想或「語言自由變動」。邱老師給人的印象正是這對立兩端的結合：他一方面固執，另一方面自由。這固執雖可指他的拗性，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以及事務上的擇善：他對德勒茲理論的堅持是眾所周知的，而他對學界重要事務，諸如舉辦學術活動以及建立學術期刊等的投身與貢獻更是眾人都敬佩的典範了。切線的自由是在於，基於對重要原則的相切、堅持，他接受並鼓勵各種前沿理論與議題的研究與討論，透過舉辦活動與計畫來推廣，並且跨越年齡與輩份的圓，與眾人在思想激辯中相知、相交、相忘而歡喜；他跟大家一起談理論時是常開懷暢笑的，即使我們常會挑戰他的解釋。這辯證圖像也出現在他讀書會場次擔任導讀時。他通常會引用完整理論段落，一字一字慢慢念跟解釋，這時他應該是位在圓圈之內，嚴謹、堅持、停駐，導讀完之後他則放懷讓大家討論，進入直線的自由思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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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相切或「停頓（固執）―流動（自由）」圖像是我幾年來真實感受到的邱老師的樣貌。我想，這兩邊雖看似對立，卻是相互支持、成立的。他在輩份與思想上的自由表現出一種純真狀態，而這種純真是來自於對真理的堅持，這裡面雖帶有執拗，但保有一種真誠性；沒有對真實的堅持與熱情，直線就無法從圓接取力量，往前自由推進。

 

     這讓我聯想到德勒茲為斯多葛所造的像：斯多葛哲學將因果分為兩邊，一是身體或物質相互融合與連結的「因」，一是這些物質因所產生的「果」，屬於無實體的精神層面。物質的因是「定數」（destiny），而果雖是因的產物，但如同思想一般帶有自由的向度，獨立於「必然性」。德勒茲因此說，「斯多葛的矛盾在於肯定定數而否定必然。」斯多葛的智者因此在這矛盾的兩端都呈現為自由：他可以理解物質世界的「內部性」因而自由，但他也保有非物質的思想「外部性」，不受制於物質世界的定數，因而也自由。[4]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斯多葛的倫理生命也在於對善的執著而帶有一種自由與純真。這善來自於自然，無法以理說，是對思想與事物的真實執著，因此可以脫離物質世界的影響，保有純真，並依此而「行」。這個斯多葛的實踐「行動」力應符合邱老師在思想與服務上自強不息的力的來源吧。這力是依於“virtue” 而說的，是大家多少在邱老師身上感受到的某種堅持的善的力量。它或許不直接來自於思想，但將力量傳給了思想，驅動思想的開放與前進，也傳給了為人處事之方，讓他身為前輩學者，卻不受制於權力與輩份的圓圈，對眾人的意見開放以待，也跟後輩平等相交。稱邱老師是外文學界的斯多葛應是相稱的了，謹以此「固執―自由」的生命辯證圖像，紀念邱漢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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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邱漢平，〈在班雅明與德勒茲之間思考翻譯：以清末民初林紓及薛紹徽的文學翻譯活動為引子〉，《英美文學評論》25 (2014)：頁7。

[2]邱漢平，〈翻譯與文學生產：全球化時代的東亞案例〉，《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5.1 (2010)：頁59。

[3]同上，頁64。

[4]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trans. Mark Lester and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