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北美原住民文學：
The Peoplehood Matrix
撰稿：尤吟文（亞利桑那大學英語系博士）
在N. Scott Momaday所寫的House Made of Dawn 在1969年得到小說類普立茲獎半世紀之後，Louise Erdrich的The Night Watchman 和Natalie Diaz的Postcolonial Love Poem分別成為 2021普立茲獎小說類和詩類得主。在這五十年間北美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更多元且觸及的議題及表現手法更豐富。Momaday的獲獎作品的得獎小說不止將觸角伸往更廣大的讀者群，同時也讓社會更留意早期原住民作者、作品與文化，也更鼓勵原住民作者的創作。除了文學作品之外，美國原住民也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彰顯了各式各樣的訴求，例如Vine Deloria Jr. 所著的Custer Died for Your Sins: An Indian Manifesto（1969）主張原住民為主的視角並鼓勵對於原住民事務的主動參與；在1968成立的American Indian Movement則是關注於都市的原住民所面臨到的困境，並且訴求原住民的自治與條約權利（treaty rights）。在回顧二十世紀後期的北美原住民文學時，學者Kenneth Lincoln在1983年所出版的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稱這個時期為「原住民文化復興」（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因為原住民不僅參與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改革，在文學領域上原住民作家利用書寫呈現不同價值觀，並復興其語言文化。
已故的Laguna Pueblo學者Paula Gunn Allen指出原住民文學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70到1970，這期間的文學主要著重在土地和文化的流失造成的身份認同的問題；第二階段（1970到1990早期）的作品則是呈現原住民角色如何在內在與外在的衝突間尋求身份認同以及歸屬感；第三階段（1990以後）的作者則是在作品中呈現原住民多元文化、歷史、世界觀，並且用故事展現不同的主題。例如：Momaday強調語言與故事的力量；Leslie Marmon Silko將Laguna口述傳統與祭儀交織於故事情節中；Gerald Vizenor的「搗蛋鬼論述」（trickster discourse）顛覆了敘事結構；Louise Erdrich的小說則是呈現了交錯複雜的家庭史與歷史；Linda Hogan則利用人與自然萬物的關係解釋原住民文化中很重要的All-My-Relations的概念。二十一世紀的北美原住民作品更是豐富，Stephen Graham Jones擅長的恐怖敘事例如The Gospel of Z和After the People Lights Have Gone Off引人深思所謂生存的意義；Tommy Orange的There, There描寫居住在加州奧克蘭的原住民社群的故事；Joshua Whitehead的Jonny Appleseed則是近期原住民LGBTQ的重要作品。
學者們也利用的不同的文學理論閱讀並理解豐富且多元的原住民文學作品，其中後現代理論常用來解釋北美原住民作品中非線性敘事方式以及搗蛋鬼論述的特色，或是利用後殖民主義了解北美原住民的歷史背景，亦或是使用生態主義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1997年由Jace Weaver所寫的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Community則是提出了將community和activism結合而發展的communitism這個概念，Weaver指出自從1492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美國原住民經歷了五百年的殖民，語言文化土地資源的喪失嚴重的影響了原住民族群，因此Weaver認為原住民文學提供了「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mmitment」（43），而communitism這個概念涵蓋了不同的原住民社群，形成了 「wider community」（43），強化了個人與社群的連結，且語言和故事使得文化和歷史得以傳承。Weaver試圖用communitism此概念解殖（decolonize）利用西方理論解讀原住民文學的格格不入，並強調原住民為主（Indigenous-centered）的觀點。
Arnold Krupat在1998年的評論文章中指出Nationalism, Indigenism, Cosmopolitanism是三種閱讀原住民作品的觀點。[1]Nationalism以Craig Womack的Red on Red為主，並主張每個原住民族有解釋各自的文化和知識體系的主權，這個nation-/culture specific的立場常被批評為分裂主義，忽略了原住民族共同的政治歷史背景。Indigenism則是在不同原住民部落挖掘類似的觀點，最常被討論的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然而在這樣的討論中西方知識系統常凌駕於原住民為主的知識體系，因此如何在兩種不同的知識論中取得平衡成為評論學者重要的課題。最後的Cosmopolitanism則是試圖跨越種族文化語言的隔閡，使用例如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或是殖民／後殖民主義來解讀文本，然後西方理論為主的觀點在閱讀原住民文本常會有不和諧的感覺，也無法呈現原住民社群多元的文化和價值觀。
有鑒於現有的文學理論在閱讀原住民文學的局限性，Tom Holm、J. Diane Pearson和Ben Chavis在2003 年從人類學家Robert K. Thomas所提出的「peoplehood」 發展為the peoplehood model，並強調Language、Sacred History、Place和Ceremonial Cycle四個元素交織所成的關係（relationship）。Holm、Pearson及Chavis指出了American Indian Studies（AIS）本身就是跨領域的研究，因此在利用西方理論呈現AIS的豐富性時也凸顯了彷彿AIS是用來補充說明西方理論的客體的弔詭。所以發展原住民為主的典範或是理論成為當務之急。Holm、Pearson及Chavis利用此模型討論原住民政治法律，並且認為the peoplehood model是早於西方政治體系的主權模式。
「The peoplehood model 是個全觀的模型，它反映了一個更正確的原住民行為、反應、傳遞知識、與有形和無形世界連結的畫面。」
The peoplehood model is a holistic matrix and reflects a much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ways in which Native Americans act, react, pass along knowledge, and connect with the ordinary as well as the supernatural worlds. (15)
Holm、Pearson和Chavis提出的the peoplehood model大大影響了AIS學界對於原住民相關議題的探討，其中2008年由Billy J. Stratton和Frances Washburn所寫的 “The Peoplehood Matrix: A New Theory for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則將此模式運用在北美原住民文學領域，因爲他們認為利用西方文學理論閱讀北美原住民文學最大的問題是只有關注於例如語言流失或是土地問題，而忽略原住民知識論與其文化背景，因此若視the Peoplehood Matrix為文學理論的話，則可以有對原住民作品有更全盤的了解：
The Peoplehood Matrix做為一種理論是非常實用的，因為它不僅處理了（西方）理論對於原住民群體和社群相關議題的缺失，同時這具有價值的方法論造福了研究原住民作品的學者，也對美國原住民及文學學界有重要的貢獻。（52）
……the Peoplehood Matrix 提供了評論者一個解讀的工具，可以用來描寫和闡述美國原住民文學論述中隱含的主題和想法。（54-55）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hen, centered on the Peoplehood Matrix is useful because it addresses these shortcomings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and useful to Native peoples and communit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s of American Indian and literary studies by providing a valuable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scholars working with texts produced by Native authors. (52)
… the Peoplehood Matrix provides critics with an interpretive tool that can be employed to delineate and clarify the underlying themes and ideas expressed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discourse. (54-55)
因此，Stratton與Washburn認為the Peoplehood Matrix可以顧及不同原住民社群的文化，更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知識體系的架構。
在the Peoplehood Matrix裡四個元素： Language、Sacred History、Ceremonial Cycle 、Place／Territory看來簡單卻更有其深度，Stratton與Washburn提醒讀者並非所有原住民文學都包含了這四個元素，有時候其中一兩個元素在作品中會更凸顯出來，但不可忽略的是這些元素的交互作用說明了原住民文學及文化的多樣性。Language一直被認為是建構身份認同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使原住民各有其語言和文字，但當今絕大部分的北美原住民文本都是以英文為主，因此Joy Harjo與Gloria Bird所寫的Reinventing the Enemy’s Language: Contemporary Native Women’s Writings of North America（1997）則利用不同原住民作品點出這些作家如何改變語言，並賦予語言更深厚的意義。[2] Momaday在他的寫作生涯中不斷提醒語言具有創造的力量；Louise Erdrich、Thomas King則是在故事情節中藉以原住民語言顛覆英文語法。雖然說原住民的文化和知識體系在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失去了精髓，但是原住民作家利用「敵人的語言」說故事的過程不僅傳遞知識文化也是更顯得語言保存的重要性。
The Peoplehood Matrix中Sacred History指的是原住民社群的歷史以及創世故事（creation stories），雖然說中文常翻譯為創世「神話」，而有虛構或是想像的隱含意思，但是原住民的creation stories卻是呈現了他們對於人與萬物的關係，簡而言之，就是宇宙觀。例如在Momaday所寫的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1969） 則是用了Kiowa的故事建構了Kiowa的史觀。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分成三個部分：「The Setting Out」、「The Going On」、「The Closing In」，第一部分「The Setting Out」包含了Kiowa創世故事，而這些故事也奠下了Kiowa宇宙觀的基礎。在Kiowa創世故事裡，他們的祖先是乘著空心的樹幹來到這個世界，並稱自己為Kwuda——「出現」的意思。祖先來到這個世界之後受到狗和蜘蛛奶奶的保護，在飢荒時也有具鹿腳有著羽毛的神獸救援，並且給了祖先們Tai-me成為Kiowa宗教意義上重要的象徵。在這個部分的故事裡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因為這些故事強調互助互惠的關係，並且解釋了在Sun Dance中Tai-me的神聖性。Gus Palmer Jr. 在Telling Stories the Kiowa Way（2003）中指出Kiowa說故事的方式和故事的內容強調了Kiowa的史觀和地方的重要性，因為故事裡提到的地點現在都還存在，遷移的路線到現在也都是常被後代造訪的。因此Sacred History不僅僅是歷史記載，也是透過說故事（language）認識宇宙觀的過程。
Holm、Pearson和Chavis認為創世故事所構成的知識體系正解釋了儀式（ceremony）的重要性，這裡的儀式並不僅限於宗教儀式，儀式更代表了日常生活的規範與其居住土地的關係。南亞利桑那州Tohono O’odham詩人Ofelia Zepeda在他的詩集Ocean Power （1995）描寫了Sonoran 沙漠與Tohono O’odham深厚的關係，這片沙漠看來荒蕪卻是Tohono O’odham人賴以維生的土地，其水源取得與使用更是Tohono O’odham文化中重要的一環，Thomas Sheridan寫道：「O’odham人唱關於水的歌，做關於水的夢，學習各種在這片乾涸的環境中利用水的方式」(The O’odham therefore sang about water, dreamed about water, and learned all the ways to utilize whatever water they found in a dry land) (Paths of Life 116)，其中Saguaro Wine Ceremony是Tohono O’odham中極為重要的儀式。Saguaro是亞利桑那州Sonoran沙漠很原生的仙人掌，又被稱為是巨人樹仙人掌，可以高達十二公尺，每年五、六月開花，之後所結的果實（bahidaj）可以做成糖漿和酒，並且在Saguaro Wine Ceremony中使用。Saguaro Wine Ceremony在每年六月下旬或是七月上旬也就是Tohono O’odham的新年期間舉行，這個儀式最重要的是「勾雲」（pull the clouds in），有了足夠的雲就有雨水，於是就有每年七、八月在沙漠中的雨季（monsoon）。在Ocean Power的第一部分「i-hudiñ g cewagi，Pulling Down the Clouds」就用每一首詩描述了在Saguaro Wine Ceremony中所跳的舞唱的歌，以及O’odham婦女如何用收成棍（harvesting sticks）採仙人掌果實和雲，儀式後所觀察到不同的雲代表夏季的雲雨到來，以及沙漠中水的循環。因此在Ocean Power詩集裡Zepeda用了Tohono O’odham語言和故事描述Saguaro Wine Ceremony，以及居住在沙漠中的O’odham 人如何崇敬自然，足以顯示Ceremonial Cycle不只是儀式，更是日常生活與延續萬物關係的知識。
土地一直是原住民議題中很重要的一環，相較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將土地視為財產可以擁有及買賣，原住民語是將土地視為親屬關係（kinship）的一部分，因此失去土地代表了失去親緣關係也就失去了文化。不只是土地，在美國華盛頓州西北角Neah Bay的Makah其傳統疆域是太平洋，然而1855年與美國政府簽署的Treaty of Neah Bay則是限制了他們原有的捕鯨文化和海權。因此在“the Peoplehood Matrix”中Holm、Pearson與Chavis用了Place／Territory代替Land，因為原住民活動的範圍不僅限土地，也包括海洋。在原住民文化中家園（homeland）一向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代表了這個地方的獨特性與神聖性，也強調了這個地方所具有的特殊文化。例如先前提到的Momaday所寫的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中的Rainy Mountain就是Kiowa文化中的聖地、Silko所寫的Ceremony中Tayo回到Laguna而開始一連串療癒的過程、抑或是台灣原住民文化中大武山或是東谷沙飛（玉山）的神聖性。因此William Bevis寫的 “Native American Novels: Homing In”（1987）這篇評論文章中提到原住民文學中主角返鄉的母題，他指出原住民主角返鄉並非為了逃避，而是再度與文化、社群、家園產生更密切的連結與更深刻的了解。Stratton與Washburn利用了Greg Sarris的小說Grand Avenue當作例子，並指出小說中Grand Avenue是都市原住民的聚集地而並非所謂的原鄉之地，這個「世俗化的地景」（a secularized landscape）失去了原鄉所代表的傳統文化，也因此小說中的角色總是在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跌跌撞撞。然而當越來越多的原住民小說將場景設在都市，例如Tommy Orange的There, There （2018）或是Terese Marie Mailhot的Heart Berries: A Memoir（2018），原住民角色是否能在都會區建構出Place／Territory很值得討論。
不同於西方文學理論的分門別類，the Peoplehood Matrix提供了一個閱讀原住民文學的架構，這四個元素：Language、Sacred History、Ceremonial Cycle和Place／Territory的交互關係更可以呈現原住民文本的豐富與複雜，這個全觀的架構能有效率的了解原住民文化，並且提供了學者分析原住民文本的利器。從Holm、Pearson與Chavis強調the peoplehood model於法理上的主權，到Stratton與Washburn擴展在文學上的運用，the Peoplehood Matrix確實帶給了AIS學界一個原住民為主體的理論。
引用書目
Holm, Tom, J. Diane Pearson, and Ben Chavis. “Peoplehood: A Model for the Extension of Sovereignty in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Wicazo Sa Review 18.1 (Spring 2003): 7-24.
Sheridan, Thomas E., and Nancy J. Parezo eds. Paths of Life: American Indians of the Southwest and Northern Mexico.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6.
Stratton, Billy J., and Frances Washburn. “The Peoplehood Matrix: A New Theory for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Wicazo Sa Review 23.1 (Spring 2008): 51-72.
[1] 在2013年時Krupat將原本的文章延伸並擴展成Nationalism, Tran-nationalism, Trans-Indigenism, Cosmopolitanism四個觀點。
[2] 南亞利桑那州Tohono O’odham詩人Ofelia Zepeda的詩集是以英文和Tohono O’odham語言寫成，且Zepeda也出版了Tohono O’odham的文法書；2019年加拿大詩人Shane L. Koyczan的詩集Inconvenient Skin／Inconvenient Skin／nayêhtâwan wasakay則是以英文與Cree語言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