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教授在當日演講內容中，主要探討的是，藉由當代東西方的影劇通俗作品文化中，觀看附魔附身的五花八門與三教九流，與跨文化中附魔文化的各種社會隱喻。呂教授首先清楚定義兩個著魔的名詞，即obsession與possession。

​

     Obsession所指涉的著魔中，惡魔與靈體是存在於宿主、被入侵者、被附魔者體外，並從外持續負向干擾宿主的行為與思緒。而possession所指涉的附魔，惡魔與靈體在實際與本質上，是確實住宿於宿主、被入侵者、被附魔者體內，從內而外控制、霸佔、影響著宿主的一切感官認知與動能、強烈壓迫抑制宿主的意識與精神。第一個明顯的附魔特質是徹底篡改宿主的自由意識，使宿主身旁的人明顯感覺到宿主判若兩人，不是原來認識的宿主；呂教授更指出，附魔最重要的第二個特質是藉由本土文化詮釋(indigenous interpretation)所創造出來的獨特附魔文化意義，附魔現象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不同的變項中，人們依據著自己本土文化的意識形態，去解讀被附魔者的身心異常，去探討附魔者的詭辯背後的意義與成因，這些附魔的認知與解讀依附著個人與集體不同文化脈絡的轉譯而有著不同的解決策略與象徵意義。附魔的第二個特質，可以看成是一種多重決定論的附體現象，在不同時代文化脈絡、不同學科領域、不同知識論脈絡中，錯綜複雜共同交織而成的一個附魔文本。

​

     呂教授更指出，附魔現象文本的本土文化詮釋可以從三面向著手探討，首先是跨文化觀的附魔現象，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東方與西方就存在著明顯的附魔差異與特色。在東西方對於附魔的共同觀點來說，大部分都相信每個個體都會有某種程度的風險，會暫時性、長久性，或是永久性地被另一個靈體佔領與侵蝕，因此在東西方的民間信仰中，進而使得東西方的凡人對世界觀人生觀產生不同的理解，包括附魔的形式與驅魔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在台灣賣座的恐怖電影《紅衣小女孩》第三集中，人面魚所代表的就是民間鄉野奇談中的附魔現象，該被附魔的對象既不是孩童也不是成人，而是游移在溪流中的魚群。民間傳說中，人們相信驅除厄運與邪靈，其中有效的方法是將惡靈引導至魚群身上，再將魚群炸死，惡靈因受困於魚群身體內，也隨之炸裂而消失，不再侵擾人類。在韓國電影《黑祭司》中，驅魔祭司的輔佐人員抱著一隻豬，將惡魔附著於豬隻身上，並行至漢江，而後將豬隻丟入河中使之沉水溺斃。呂教授指出，韓國電影附魔於豬隻的故事場景，再再顯示兩種跨文化的附魔現象融合，黑祭司的附魔豬隻其實與西方聖經產生互文性，依據聖經經文，耶穌曾經被邀請前往惡靈肆意橫行的偏地進行驅魔，而耶穌的驅魔策略正是將惡靈趕往豬圈，豬隻們於是變得集體抓狂，跳入懸崖致死。呂教授根據台灣《紅衣小女孩》第三集與韓國《黑祭祀》所做出的附魔評論中，認為這兩種將邪惡靈體驅趕至動物驅體上，並藉由同歸於盡而使得惡靈被消滅的方式，完全罔顧動物基本福利權益，道教體系中的斬首雞頭與黑狗血，完全犧牲動物生命，驅魔程序應該要能符合新時代正義的轉型，重視動物福利。

​

     另外，呂教授也指出，在附魔文化中，附魔通常被視為邪惡異常，應該立即驅除，立即恢復人性靈的本體才能符合普世善良風俗正道，但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中，台南的虎爺、乩童文化卻被視為具有神聖性、救贖性，個體因為神靈的附身，而能夠發揮極致的正義、良善的智慧與拯救人間苦難；反觀西方卻鮮少有視附魔為正義化身的型態。在西方，最著名的附魔文化以《大法師》為經典代表，由於排除了所有科學醫學的根據與診治，於是開始懷疑異常的個體為附魔現象，開始訴諸於天主教，企圖從天主教的儀式、聖經經文、法器來驅魔。以墨西哥為背景的電影《哭泣的女人》中，也展現了西方鄉野間的附魔現象，電影中哭泣的女人不停掠奪別人的小孩來換取自己當年死於溺斃的小孩的生命，而這樣的犧牲他人靈體以換取另一靈體，顯然與東方台灣俗稱的「抓交替」雷同。後來電影中的人們，延請了薩滿巫師，使用鼠尾草、檀香、雞蛋作為驅魔道具來驅逐哭泣的女人。

​

     附魔現象文本的本土文化詮釋中，第二個面向為跨學科領域的解讀。附魔現象，不只在傳統印象中的宗教學、靈學、民俗學中被觸及，尚可結合醫學與科學的觀點來探析附魔。在精神醫學方面，附魔一直被視為一種精神疾病，一種精神官能的失能，藉由科學醫療儀器的診斷，附魔可以是歇斯底里，可以是精神官能症，也可以是解離性人格狀態。而這樣的跨學科領域觀點的解讀，在東方的影視文化中常常呈現該打破疆界的觀點。韓國的《驅魔神衣》，即是靈學與醫學合作，共同打擊惡魔靈體，男主角是正統天主教司祭，女主角是醫學外科醫師，而男女主角的相愛與親密合作，正隱喻著靈學醫學的相互輔佐，以抵抗靈體。另一部《The Guest》，則是涉獵了三個領域，劇情主人翁為驅魔三人小組，其中一人為正統羅馬天主教司祭，一人為行動矯健的女警，另一名為韓國巫師家庭的後裔。每當遇到附魔的案例，這三個人便整合彼此的專業，融合宗教學、醫學與警政學來解決附魔現象的暴力與衝突。另一部《熱血司祭》，男主角的背景是國情院反恐特級隊菁英兼任特警司令部特工，一個人身兼靈界與軍警界，雙重防線打擊人間的犯罪與靈間的惡行，左手使勁十字架，右手揮舞鐵拳，企圖在靈界與人藉間捍衛正義與維持圓滿的和平。還有一部《黑祭司》，電影中靈學與醫學的合作，從故事的濫觴到結局都只處理一個大邪靈附魔於一名少女的案件。醫師負責對抗少女的身體孱弱，驅魔司祭則負責養豬以制服惡魔。以上幾部韓國影視著作皆是以跨學科領域的觀點來詮釋附魔現象，而該種詮釋的觀點與題材在西方至今仍然沒有這樣的組合，靈界與醫界各司其職，靈界的專家負責靈魂的救贖與保護，醫學的專家運用精密的醫療器材監控受害者、被附魔者的生命跡象與徵狀，來確保身體健康與安全的無虞。

​

     附魔現象文本的本土文化詮釋中，第三個面向為不同時代的兒童觀對於附魔現象的解讀。

​

     針對孩童的本質而言，在十七世紀的喀爾文教派與清教徒價值體系中，含有濃厚的原罪觀，他們認為小孩甫從誕生起就背負著原罪，夾帶著汙染的靈魂與邪惡心智的萌芽降世而生。該宗教原罪觀深深影響著當時對兒童的教養撫育觀，重視後天道德的塑造，透過各式的規訓期望能夠抑制與抵抗體內原初的邪惡本質，強化後天道德的真善美以征服邪惡。到了十八世紀末，盧梭的著作《愛彌兒》與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文學中，開始反轉以往的原罪觀，對兒童是不潔淨，生而邪惡的概念開始反動，這時期的人們認為，兒童是天真的、純真的、至善的、美好的，人們理想化與神聖化兒童的質地與狀態，勾勒出合乎完美純淨的兒童童年想像，並努力試圖維護孩童的天性，使其天性不因社會化而遭到污染與摧毀。

​

     史蒂芬金的第一本著作《魔女嘉麗》，便是以第一種兒童原罪觀來解釋附魔現象的作品，故事中的母親是一名極端宗教狂熱的教徒，懷有病態的道德潔癖與性潔癖，在她的眼眸中，自己的親生女兒，因為有了特殊的超能力而被視為是魔鬼的印記，甚至連女兒身體自然的青春期初經、異性戀的色慾動力與吸引，都被自己的母親視為是惡魔的誘惑。當警覺到自己的女兒快要難以控制時，便以變態的方式監禁之，處罰之，凌虐之，這所顯現出來的無不是惡魔正在腐蝕兒童天性，摧殘兒童真善美的恐懼。當母親感覺到教養無力，便開始尋找代罪羔羊，將所有的罪過與無能都歸罪於不確定的惡魔靈體，並一味相信只要驅魔成功便會恢復如初的美好。

​

     另一部文學作品則是亨利詹姆斯的《碧廬冤孽》，故事中描述一名視兩個小孩為至上聖嬰的女家教，將自己當成是一座塵世中最後的防線，紅塵間最堅固的堡壘，希冀抵禦邪靈玷汙孩童的純善之心，奮力保護其潔淨性。最後，孩子所呈現的卻是被動、去能、失能、甚至是無能，無異於溫室裡最羸弱的花朵。另一個附魔現象的解讀則是《大法師》，在電影的片頭，女童的母親是一位好萊塢女星，在片頭的場景是一小段的戲中戲，戲中戲中描述的是一場青少年的反動，女主角加入了學生的學運，活躍於校園示威與抗爭中，而當時抗爭的學生訴求為停止越戰與呼籲國防部勢力退出校園。這樣的一場戲中戲，反映出的是時代的混亂，青少年企圖將成人的世界推翻，奠定出新的秩序與之抗衡。以附魔的隱喻來看，難以掌控的時代奮青，不正是不受控制的孩童的身體與靈體。反權威與反主流的意識形態與動力，不正是隱喻附魔的狂妄與現象。當時的七零年代，正值青少年犯罪率飆升的時代，正也可以隱喻著青少年犯罪如同於附魔的表現、成人對於青少年的不安與兩代的緊張關係。在美國漢學專家孔飛力的著作《Soulstealers》中，也描述東方附魔兒童觀，孔飛力認為，在亞洲傳統觀念裡，對於兒童的身心疾病以及靈魂狀態，似乎兒童身心疾病很常以靈魂受到惡魔侵擾來詮釋。尤其在當代台灣，症狀諸如無精打采、煩躁不安、久病不癒，都歸罪於失魂，孩子在某個地方受到驚嚇，需要回到原地進行某種固定的儀式將魂魄招回來。這一點即是在指涉台灣道教的收驚。

​

     從上述的電影、文學與史學的材料來看，東西方對於兒童靈魂狀態其實是不約而同，不外乎認為兒童做為意志軟弱的個體狀態，他的靈魂特別容易受到外力靈體的掌控，孩童是被動的、沒有自主與強大的自我。倘若以這樣的論述來總結東方兒童附魔觀的脈絡，在台灣當代的電影反而顯得矛盾，因為在台灣的電影當中，兒童、少男與少女幾乎清一色幾乎是強大自主的個體，並且具有撼動人世的超能，諸如紅衣小女孩與虎爺，而成年人不是陷入無能的中年危機，就是遭遇婚姻觸礁而產生失魂與失意，成人相對的，其靈魂反而更容易因現實社會的窘境與無奈而離體，此現象與孔飛力漢學的觀點並不一致。在韓國《黑祭司》當中，亦是如此，兒童也不是被動、脆弱沒有自我的個體，劇情中的少女自發性讓自己成為植物人，策畫以犧牲自我，將本我的肉體困住邪惡惡靈。故事末以跟惡魔戰鬥光榮戰死為結局，該殉教式與聖徒式的行為在在表現出當代小孩的獨立意志。

​

     呂教授更進一步的探討，附魔現象反應出個人與集體的心靈記憶狀態：道德著魔、外來恐懼與喪失身分認同的害怕。在道德著魔中，附魔者宣稱的附魔症狀及驅魔者的驅魔儀式，反映的是人們的道德焦慮。由於人們過度深層壓抑性焦慮、性慾望、性恐懼，造成心理的自我否定，將自我否定厭棄的部分，投射成惡魔靈體，同時人們也懷有著一種驅魔慾望，希望能夠藉由驅魔的儀式將自己淨化與昇華，個人的完整性進而得到鞏固與加強。然而，倘若以道德著魔與自我否定來解釋小孩的附魔現象，並不符合邏輯，因為小孩身為一個身體與心智發育尚未完全的個體，還沒有成熟到足以進行自我否定，因此小孩的附魔現象其實暗喻著一個事實：常常舉報兒童附魔，將兒童推向驅魔儀式的都是大人，孩童的身體於是變成了大人自我驅魔的一個客體物件，企圖將視為家庭汙染源的小孩淨化，奪回對孩童的掌控權。

​

     第二個面相是外來恐懼與喪失身分認同的害怕。既然附魔是外來的力量，外來的侵略本體，霸佔身體與侵蝕靈魂，我們可以視為這是一種隱喻，隱喻著排外、仇外、敵外、拒外、懼外的想法。七零年代的科幻片《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即是描述外星人入侵，霸佔人類身體、靈魂與心智，控制人類思想，使身邊最親近的人已經不再是最親近的人，雖然外表保持不變，但其內在本質早已被外星勢力扭曲，而這正表示著失去原初自我與身分認同的危機與焦慮。

 

     在孔飛力的《Soustealers》中，也曾經紀載一段史實，西元1768年乾隆33年間，江西地域開始盛傳偷魂的案件，法術道士竊取人類靈魂，讓人久病不起。這段紀載聽起來荒誕離奇，卻席捲全中國上下，連當時的皇帝對此事件也抱持著高度戒備的心態，嚴令官僚體系嚴辦徹查，找出何種妖怪與術士在使民間集體瘋狂。該段紀實的附魔文本，其實是一種政治隱喻，隱喻著人口外來勢力的敵視與擔憂。依據漢學家的見解，十八世紀中國人口過度成長，資源開始產生激烈的排擠與競爭，導致人們過度擔心原本可以證明自我的財富與社會地位恐怕會突然消失。當時大量的人口外移，沒有登記造冊的人口開始蠢蠢欲動，挑釁著官僚體系與挑戰清朝管理技術，而這些號稱可以竊魂的術士則大多來自於社會底層的勞工與乞丐。而在日本電影《散步侵略者》中，對於外來恐懼的處理則是有別於以往，電影情節中，女主角的老公有日出去散步時，不幸變成了外星人，外表雖是老公，心智卻已改變。該劇情仍然是以人類至今仍然很容易被入侵佔領為主軸，但是雖然容易被入侵，人類身體細胞的記憶卻可以同化外星人侵入內部的力量，外星人最後因為同化不但有著人類的溫暖也有著愛情與感情。此一附魔文本可謂創新，意味著外來勢力，不再二元對立，入侵即征服的概念，脫離零和遊戲，朝向融合與同化的過程。

​

     最後，呂教授更探討台灣的Rural Gothic。在台灣近代新興電影作品中，附魔的想法完全是東方式的，脫離了西方色彩，例如《粽邪》，描述在彰化一帶沿海，藉由送肉粽來送煞惡靈的儀式。電影中，附身者都市人與被附身者鄉下人都是來自於同一個偏僻農村的高中生，後來有一群沒辦法離開農村小環境去追求更寬廣未來的人留在原地生存，一群閨蜜與霸凌者去了遠方過著光鮮亮麗的生活，在都市的五光十色裡鮮少提及過往農村背景的鄉土來源。後來為了採訪粽邪儀式，採訪者回鄉取材，怨靈開始作祟，不讓離開前往都市發展者離開，並附身於遠嫁台北的女生身上，利用女生的新肉體離開鄉下去展開嶄新生活。該電影情節顯現出，鄉下人對都市人往往有種懷恨，有種被放棄被離開的委屈心態，並以一種倘若再次回來就不能再離開的忌妒心態，要離棄者付出代價，隱喻著長久以來被拋棄卻又被利用來支撐都市發展的農村區域，地域心理上的不平衡與怨懟。而另一部則是《失魂》，呂教授認為，此附魔電影蘊含著難以解讀的附魔現象與意義。電影描述一名南投鄉間的鄉下孩子，很早離開了南投家鄉，前往台北求生存。由於男主角靈魂在都市競爭與喧囂迷離的影響下，產生異常失魂與失去正常意識，而後被遣送回南投老家，男主角卻親手謀殺了自己親密友好的姊姊。

 

     判若兩人的男主角面對自己的父親不停質問自己是誰？身在何處？為何在這個身體裡？而該電影處理失去魂魄與附魔現象，既不是以危機的觀點出發，也不是以異常狀態需要被排除的角度來處理，反而是以淡定、順其自然、尋常的態度來看待。理性的科學與醫學既沒有對男主角產生任何正向作用，片中也沒有任何宗教驅魔儀式來恢復男主角的心智。整部電影彷彿訴說著，附魔不見得是危機，也可以能是一種轉機，因為附魔的契機，導致於許久沒有溝通與交流的父子可以悠然共處，這是新的狀況，也是轉機。附魔的危機只要吸納進去原有的生活，附魔也可以是一個新常態，尋常的平凡生活。

 

     在呂教授的演講之後，與會來賓與呂教授有許多精采的討論，以下依提問順序，列出問題及呂教授的回答。

 

Q：附魔其他閱讀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附魔現象，可以看出成人不僅一方面在過度崇拜小孩，聖化小孩，一方面也在魔化小孩，醜化小孩，隱藏著一種既戀又懼的雙重詭異心態。而這樣的心態與作品，不論是在東方與西方的文化脈絡中，都有警告性寓言的意味、集體焦慮與性別壓迫，如果說人們在影視作品中對於兒童的附魔現象顯現出高度的好奇與凝視，那麼成人中很可能都潛藏著凌虐小孩的戀童癖與扭曲慾望。

 

Q：中西附魔跨文化的例子？

       林正英系列電影中的《驅魔神探》，情節中有一個魔鬼即使主角單獨運用中國的木劍或是西方的十字架也無法征服魔鬼的靈體。電影的結局是主角依靠著中國木劍與西方十字架的兩者並用才致魔鬼於死地。這樣的情節正是中西附魔跨文化的例子，同時也顯現出香港的歷史文化背景脈絡，因為香港曾經被英國長期殖民。

 

Q：恐怖電影的策略不得不讓中西混合，是不是因為恐怖元素耗盡？

       當今電影中附魔身體的扭曲似乎已經是驚悚電影的老套路。現在驚悚電影遲遲沒有翻新，一味建立在身體的扭曲與家屋燃燒等場景中。對於恐怖的想像仍然是膚淺與太過於誇張亮麗，魔鬼與惡靈的樣貌莫不是完全為了驚嚇而驚嚇，宛如是萬聖節的道具派對。在西方似乎看到附魔作品的窘境，然而在韓國的作品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多元性，韓劇不僅驅魔的元素橫跨中西文化，每一個附魔的案例還隱喻著對當今韓國社會的真實體察，體現出民間永遠有一個無法解決的窘境，每個附魔案件留下的盡是滿地惆悵。

 

Q：孩童的概念

        十七世紀之前，歐洲沒有「小孩」的概念，當時的人將小孩當作是小型的大人。純真、天真、孩童神話、真善美等與孩童有關的概念都是等到「童年」一詞發明後才應運而生。直到十九世紀才會有孩童概念。

 

Q：《失魂》的電影解讀

         之前所看到的驅魔驅魂的電影，盡是需要找到解決方法來挽回個體的身體與靈魂。方法無不是從精神分析、醫學與宗教儀式下手，但是《失魂》是少數電影針對附魔現象既不解釋也不排除，只是被動回歸到鄉間的塵土規律，這是否暗喻著原初土地力量本身有治療效果？而究竟驅魔該如何應對？在失魂中，對於惡靈既不是驅魔，也不是懲罰，也不是治療，也不是暴力，也不是宗教高高在上。電影結尾卻是將異常現象容納進土壤中，彷彿瘋狂和罪惡只是滄海一粟。不曉得這是不是都市人的想像或是過度偏見，對於異常者精神疾病的處理應該是要更加理性、主動與激進，而不是被動與逆來順受。